学人访谈|刘清平：“不可害人”是正义的底线
编者按：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今天依旧影响着多数人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但正如专制与民主相悖，与专制制度伴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否也与现代文明相悖？这一问题曾引起学者们长久的思考与讨论，在“国学热”的今天它更有被继续讨论的必要。为此，学人Scholar公众号采访了著名学者刘清平教授，刘教授长期关注道德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对儒学与现代社会关系等问题有着深入而独到的思考，他认为儒学的核心理念只有从“忠孝至上”转变为“仁义至上”，摆脱血亲情理的局限，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价值的普适性道德。
访谈学者：刘清平，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访问刘清平教授学术专栏。
访谈人：董政，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吉林大学法学博士。以下简称“学人”。
▲2005-2006年度作为福布莱特学者在耶鲁大学访学
一 求学之路
学人：您在1973年高中毕业后参加“上山下乡”，可否讲讲您当年的知青岁月？这一特定时期的生活对您此后的人生是否产生了什么特别的影响？
刘清平：当时大多数中学毕业生，尤其是没关系开不了后门的，都要“上山下乡”。我也不例外，到离家三十多公里的一个知青农场干了两年半农活，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确实影响很大。生活的艰苦（我所在的连队一两个月才能吃到一顿肉，吃完就拉肚子；这还算好的，其他连队有用盐水下饭的）、干活的劳累（农忙时挑稻捆扭伤了腰，甚至尿血）等等就不说了，主要是让我接触到了农村的底层现实。原来一直在城里上学，比较幼稚单纯，下乡一看，农民那样勤劳朴实，可生活还是那样穷困艰苦，这是为什么？同时知青连队里也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引发了我的一些现在看来很肤浅的质疑和思考，想要解开我对社会发展的一些疑问。我中学理科比较好，同学们还用英文数学单词的头一个字母给我起了个外号叫“M”，但后来上大学选了文科，直接的诱因是借了同学一本书《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当时这样的书也很难弄到），读完后觉得文科更有意思更有挑战性，但关键还是“上山下乡”这段经历本身，把我喜欢读书琢磨问题的兴趣引到了社会生活也就是文科方面。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59年初版
后来在国内或国外聊天，如果不是谈学术而是侃人生，也是聊这段经历多，因为除了出国访学，此外就是千篇一律教书做学问，没啥可说的了。当然，我一点没有“青春无悔”的感觉；假如人生能重来一遍，或者当时有别的选择，我是不愿意“上山下乡”的。所以人生纠结，跟学术研究不一样，很难做到没有矛盾的逻辑自洽。用我现在写文章常用的一个词说，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悖论”吧。
学人：您在1981年硕士毕业后留在武汉大学任教，在刘纲纪老师的指导下，不仅打下了较好的西方哲学基础，也研读了中国古代哲学原典。能否谈谈您当年的研学生活？在您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中，哪些人对您的影响特别大？
刘清平：下乡对文科有兴趣后，我就自学了当时能买到的一些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1975年到1977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在郑州大学政治历史系学习，虽然也听课，但主要是自学，还读了几本黑格尔的原著（当时很少有同学读），不过没人指导，我悟性又不高，虽然也有一些“上山下乡”时形成的朦胧批判意识，仍然没学到多少东西。1978年读硕士，才开始系统接受学术上的训练，在不同方面受到了不少老师的影响。武大哲学系历史悠久，当时在国内哲学界名列前茅，老师们做学问扎实，我的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虽然因为自己的悟性和能力不高，至今也不怎么牢固，与不少同学比只能说是相形见绌。
▲武汉大学颁发的研究生毕业证
硕士毕业留校后，国内出现了美学热，我原来就喜欢欣赏西方古典音乐和绘画，于是也改了方向，在刘纲纪老师的指导下研究美学，包括后来读博士，所以受他影响更大一些。回想起来，我从刘老师那里得到的教益主要有三点：一是精读原著，不能靠二手资料写文章，那样不是真学问。二是要有批判精神，对经典也不能照本宣科，那样没有自己的东西。三是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要停留在细枝末节上，小家子气。当然，前两点其他老师也经常讲，而刘老师更强调第三点。开始的时候老师们讲了，自己也听进去了，但还不怎么自觉，后来这样做研究有了收获，便越来越成为主导原则了。我到现在也主要是按这三条原则做学问，所以写文章引二手资料比较少，主要靠分析原典里面的关键话语，围绕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自己的论证和批判。
二 学术研究
01 “不可害人”是正义的底线
学人：您涉及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思想体系似乎也较为庞杂，相比于专精一门的学者，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种研究方式？如果为自己的研究进行一种“理想型”的分类，那么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主要侧重哪几个方面？现下又对什么问题比较感兴趣？
刘清平：是的，我四十多年换了好几个专业，从最初的辩证法，到西方和中国美学史，然后是中西哲学比较、儒家伦理，接下来是基督宗教伦理，2009年调到高研院又转向了道德政治哲学以及墨家伦理，再延伸到价值哲学（元价值学和元伦理学），跨度比较大，不过大都是跟着兴趣走，属于“兴趣型”吧，自己喜欢，所以虽然抽象枯燥，仍然乐在其中。最初的辩证法研究只能算作练笔，美学上也主要是依据刘纲纪老师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美学思想加以具体分析。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西哲学比较，人到中年了，才慢慢形成一些自己的观点，最初是强调认知理性与人为情理两种哲理精神的反差。所以说我在悟性和能力上的确不及许多很早就能自成一家的学者。
虽然研究范围比较广，不过从90年代末批儒家开始，我的最重要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可害人”构成了正义底线。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了，卑之无甚高论；所以我在单位发言讲“不可害人”，年轻的同事常在下面笑。但我是认真的，因为在亲亲相隐的论战中，我发现不可害人虽然属于交叠共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文思潮也都承认，却大多没有把它放在终极底线的位置上，而是将它从属于另外一些据说更重要更高尚更神圣的东西，像一己利益、血缘亲情、灵性信仰、最大福祉、平等博爱等等，结果尽管承认不可害人，出现冲突的时候却会为了这些东西坑人害人，在悖论中造成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邪恶后果。
在我看来，现在讲正当权益、尊重人权，关键就在“不可害人”。我当然也可以故作高深装门面，用一些高大上的时髦概念替换这四个通俗的字，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样接地气，容易让普通人也理解文绉绉的“尊重人权”是个什么意思。二是因为我觉得西方学界包括不少大牌思想家，不是因为没想清楚把简单的道理搞得很复杂很晦涩，就是解释的时候走歪了，把注意力要么放在了个体或团体利益上（自由至上主义以及自由保守主义），要么放在了他人需要上（自由平等主义）。我09年以后研究道德政治哲学，主要就是想在这方面拨乱反正，结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经验，澄清善与正当（权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些被西方搞乱了的根本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与西方主流见解有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见解，我觉得还是很有挑战性甚至颠覆性的。像我主张自由意志与因果决定论既不是不相兼容的，也不是相互兼容的，而是两位一体的，可以说就根本否定了西方学界直到今天还在坚持的主流见解。
最近完成的两项研究也与这些问题有关，一个是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本来是个很深刻的理念，但我试图纠正他的混乱和失误，论证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都能靠保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不是像他以及主流观点认为的那样，主要靠古希腊推崇的理性逻辑和文艺复兴以来的实验。另一个是指出斯密主张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预设是自败的，因为他自己关于交易通义的经典论述已经自发地承认了经济人也有利他的动机，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为经济人“正名”，让他们摆脱“天性自私贪婪”的不良名声，同时让经济学研究重新回到他倡导的以不可害人为正义底线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来。下一步打算研究在西方文化中影响很大的“自然法”，用我所谓的“人性逻辑”取代它，找到不可害人底线的人性基础。
02 对儒家的内在批判
学人：对儒家思想的反思甚至批判一直是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但大多数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创造性转换”，很少学者像您这样提出“后儒家论纲”，坦言不喜欢儒家，能否为读者简要介绍下您批判儒家的观点？
刘清平：我批儒家可以说是无心插柳。90年代初研究中国美学史，要读中哲原典。此前我读的都是西方原著，中哲方面只看了几本教科书，所以自以为“西化”了，可一读四书，发现我骨子里还是个“儒家”（在受儒家理念影响大的意义上）。再加上93年去哈佛访学的“文化休克”（这也是我的重要性仅次于“上山下乡”的一段人生经历了），对中西比较的兴趣就更大了。读《论语》《孟子》的时候，发现了亲亲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问题，觉得不对劲，琢磨了好几年才找到答案。头几篇文章没什么反响，2002年在国内发表了“美德还是腐败”的文章，2003年在国际权威杂志《东西方哲学》上发表了儒家是“血亲情理（血亲主义）”的文章（我后来能列入“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主要靠这篇英语论文），引起了长期争论。近些年来我很少写批儒家的文章了，但不时还会见到相关的讨论，估计今后也会持续下去。
▲200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讨论班上作专题报告后，与美国著名汉学家狄培理（狄百瑞）教授和夫人合影留念
我与其他学者批儒家的最大不同，可能在于我的批判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我批基督宗教和西方哲学的方式同样如此）。也就是说，我不是批儒家不讲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西方强调的东西，而是批儒家为了孝亲忠君，连自己倡导的仁义理想也给否定了，造成了“为了血缘亲情不惜坑人害人”的悖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批判引发的反弹也比较大，早就被儒者指为类似于狮子豺狼的“禽兽”了。为什么我现在已经转向了，讨论还会继续呢？原因也在于，就像我那本书的标题一样，“忠孝与仁义”的关系是儒家伦理的命根子；你别的东西不讲，照样有资格宣称你是个儒者；但要是你连忠孝与仁义都不讲了，你再说自己是个儒者，连你也会觉得无厘头。所以，我指出忠孝与仁义之间有悖论，你想继承发扬儒家，要绕开我揭示的那些问题，特别是坑人害人这个致命的弊端，底气可能就没那么足了。这也就是抓住根本的魅力：根本性的问题都是一些你想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
我既然不是个“儒者”（在自觉认同儒家理念的意义上），又坦言不喜欢儒家，为什么04年还提出“后儒家”的构想呢？部分地是受到基督宗教现代转型的启发，觉得儒家虽然有许多严重弊端，但影响国人两千多年了，根深蒂固，同时也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如仁义理想等），所以有必要思考两百年后，儒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提出把传统儒家“忠孝至上”的特殊主义架构颠倒过来，转型成后儒家“仁义至上”的普遍主义架构，借此摆脱为了孝父忠君不惜坑人害人的悖论。也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学理上有信心，两百年后经过转型的儒家，一定是按照后儒家的模式展开的，不然就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你打着孝父忠君的旗号默许甚至鼓励坑人害人，在古代得到了朝廷的独尊可以忽悠人，到了现代怎么可能还有生命力呢？
学人：您在《新文化运动导致了道德滑坡吗？》一文中指出，儒家强调忠君、尊亲等理念，是造成今日道德崩溃的重要原因。那么您如何回应新儒家强调的，从儒家传统也可以发展出自由、民主等现代普世价值的看法？
刘清平：20世纪新儒家不少人主张从传统儒家开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理念，搞“创造性转换”，这是他们与21世纪的保守儒家甚至是原教旨儒家的重要区别。不过新儒家的队伍很大，观点也比较杂，关键是在我看来，绝大多数新儒家包括牟宗三徐复观在内，都没有否定忠孝至上的儒家精神，这样想从血亲情理开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就不仅仅是件困难的事情了（再困难的事情只要努力也能做成），倒不如说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不否定忠孝至上，就不可能实现仁义至上，就还是会默许亲亲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结果还是和原教旨儒家殊途同归，怎么实现现代转型？
当然新儒家里面也有例外，这就是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他晚年接受了康有为的一些看法，但又实质性地超越了康有为，不仅批孟荀程朱陆王，而且还批早年的孔子，认为他们都是移孝作忠的小康礼教，可以说已经点到了儒家的命门。不过他同时又认为，孔子晚年改变了观点，反对移孝作忠，要求天下大同。这个见解不见得符合事实，没有看到孔子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始终要求在血亲基础上实现仁爱，又在悖论中凭借血亲至上否定了仁爱理想。但熊十力敢于批早年孔子，敢于批移孝作忠，在整个传统儒家中都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是真正开启了儒家现代转型的思想家。他的那些学生，包括后来的继承者宣传者，都比他差远了，不只是量上有距离，而是在质上有距离。所以我在《忠孝与仁义》里说，后儒家是接着熊十力讲，不仅否定移孝作忠，而且还否定忠孝至上，主张不可害人的仁义至上，这样才能真正开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
▲刘清平著：《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
03 更亲近墨家
学人：您不仅致力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同时也精通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时是它们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呢？另外，您既然反对儒家，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您的学术立场是否比较亲近西方现代哲学？
刘清平：其实我不管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谈不上精通，都是半路出家；儒者们这样批我，我也承认，因为事实如此，研究中发现有问题，才抓住一些我认为是绕不过去的要害，一会儿中哲、一会儿西哲地做点文章。刚才说了，我不管批儒家、还是批西哲包括基督宗教，都是走从内部攻破堡垒的路子，既不是用西哲批中哲，也不是用中哲批西哲，所以很少谈到中西哲学的直接冲突。90年代做过一段中西哲学比较，强调人为情理与认知理性的反差，这个观点到现在也没变，但同样没有怎么涉及中西冲突，更多的是比较辨析，也不主张用一方取代或压倒另一方，而是认为两者都有自己的漏洞弊端（虽然性质和内容不同），都需要批判和发展。
我做学术研究的方式当然接近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注重文本分析，逻辑推理，尤其是观点论证（argument），而不是断言表态发声明。但在人生理念或价值立场上，我更亲近的其实是中国墨家，很早就强调“贵义”，以不可害人为终极底线，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密、康德等人都早，而且没那么多逻辑矛盾（当然也没有西方那样庞大细致的理论体系），许多理念特别是平等理念在我看来比西方还深刻。可惜很早就衰落了，现在也不受主流学界重视，但我同样有信心，墨家将来会发扬光大。
三 社会问题
01 我的建议还是：精读原典
学人：在您早年，曾大量研读原典文献，可以说这为您后续从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一般认为今天的大学生似乎并不注重对原典的研读，结合您的教学经验，您如何评价今天大学生的原典阅读情况？现在国内有一些高校开始模仿学习西方历史悠久的博雅教育（比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等），您如何看待这一模式？对今天的大学生，尤其是哲学系学生的学习研究，您有什么建议？
刘清平：我已经十年没有承担教学任务了，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所以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我自己当然受益于精读原著尤其是一流一手的原典，看二流二手的评介资料比较少。像四书我读的次数和仔细程度，肯定超过许多儒者。我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但现在藏书只有两千本（当然几次搬家也忍痛割爱了一部分），肯定算是很少的了，一大原因就在于我主要是买原典读原典。所以对哲学专业的学生，我的建议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三条：精读原典、批判精神、抓住根本。精读原典的主要意义在于，你是直接与思想家本人对话，不是通过别人转话，这样才能通过学术批判抓住根本，不至于被二手二流的资料带到沟里去了。当然与思想家直接对话有难度，看二手资料写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偷懒不认真，要是你真以学术为志业的话，明显没多大意思。
▲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授课
对现在的通识或博雅教育，我了解也不多，只是听到有些学生对一些大学里的通识教育反映很好，认为有收获。不过，对于那种把原典当“圣经”来“拜读”，只能以崇敬的态度“同情理解”，不允许质疑批判的“读经”做法，我是反对的，因为肯定会造成思想封闭、自我禁锢。我花时间不去读别的书，专门精读细读这些原典，已经够“同情理解”了，为什么不可以质疑批判呢？否则的话“我思故我在”的“我”在哪里了？不就变成了照着原典亦步亦趋地去“思”，却没有了“我”自己吗？另外，我对某种号称“隐微式”读原典的博雅教育也不大看得上。自己的理解能力不够，不能在批判前人包括原典的基础上提出新见创见，于是就说我发现的是思想家当初专门藏起来、你们找不到的微言大义云云，总觉得带点忽悠的味道。除了极个别论著，顶级思想家的那些原典能够立在那里绕不过去，是因为他们的理念原创有深度，而不是因为他们故弄玄虚弯弯绕，有意制造一些谜语让后人猜，并且据说还偏偏被某些个自以为了不起的高智商精英给猜着了。当然学术自由，有人愿意在这类事情上奉献热情时间生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犯不着建议他们改弦更张，就是瞧不大起而已。
学人：能否为非哲学专业但又对哲学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推荐一些有趣且有价值的哲学入门书？
刘清平：我不怎么喜欢给别人推荐书籍。既然学术自由，读书更要自由，提一些方法供参考还可以，指定书目就有些强制了，好像非读什么书不可似的。不管是不是哲学专业，如果想读哲学方面的书，我还是一以贯之的老一套，建议大家去读自己有兴趣的那方面的哲学原典，与思想家直接对话。当然入门的时候有难度，可以找一两本通俗概括的教科书或通识读本看看，但了解大体情况后，最好还是借助一些注释性的材料直接读原著，免得被二流的理论发挥（尤其是隐微式的发挥）带到沟里去了。我古汉语不好，但当初就是用杨伯峻的白话文译注作参考，直接读《论语》《孟子》，才发现了问题，不然要是只读当今儒者阐发古代圣贤微言大义的那些高头讲章，能发现亲亲相隐的问题吗？门都没有。
其实大多数哲学家包括西方哲学家的论著，读起来并不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比较难，但现在也有很好的注解或辅助书籍，靠这些书籍的帮助直接读原典，尤其是那些本身没那么晦涩的原典，问题应该不大。只要你对哲学的兴趣是真兴趣，不是附庸风雅找聊天的谈资（那样的话随便读什么入门书都无所谓），读原典绝对比读二手有好处，可以满足你对哲学的真兴趣。你买东西，总是愿意买一流原装的吧？读书也是这个道理，二流二手的你不知道加进去的是些啥玩意儿。当然这也是一点浅见，仅供参考，没有强制性。还是我那句老生常谈：只要不坑人害人，怎样都行。
02 儒学，该如何是好？
学人：您曾在《在美学与哲学之间》一文中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特别强调治学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但今天中国大陆学界的学术批评之风似乎不尽如人意。结合您在外访学的经历，您认为大陆学界的学术批评有何特点？有无改进的可能与路径？
刘清平：学术批判的意义是明摆着的，没有批判就不会有原创，但大陆学界主要是互相唱赞歌，再就是非学术性攻击，所以能有多少新见？国外好多了。我批儒家时，除了少数例外，国内大多数的反批评没啥学术性，类似于发宣言表态度，儒家就是好就是好，再不就是骂我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比较起来，给国际英文杂志投稿，大多数亲儒家的评审者也会提出学术性的反驳，而不是情绪化地简单指责一通。有时花了好多力气写的文章被拒了，还挨了一顿批，心里当然窝火，但对我反思自己的逻辑哪里有漏洞，论证哪里有不足，帮助很大。所以我虽然英文不好，但那段时间下功夫花很多时间写英文论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听到学术性的批评意见，帮助我加强论证，提高说服力。
现在年龄大了，没精力写英文论文了，我就主要在一些学术微信群里鼓励群友们批我。有人觉得奇怪，怎么这个人自己找批？甚至怀疑我是在有意炒作。其实原因很简单，自己想出来的见解，不让别人批，怎么知道有没有漏洞，能不能立得住？更不用说绕不过去了。这段时间围绕事实与价值、自由与必然等问题与一些学友群友讨论了几次，我才对自己的立论有了点信心。别人批你了，你能够有理有据地反驳，这样才算勉强立住了，不然人家不批你，你哪来的自信？再说了，我做学术的特点，用我自己的一个词说就是“逮谁批谁”；你自己既然逮谁批谁，凭什么不许人家批你呀？岂有此理。
当然也不是说国外学界的批判精神就完美了。最近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我发现虽然也有休谟等例外，两千年来西方学界大都是在有必然就没有自由的错误道路上走。更典型的是斯密讨论市场交易，主张面包师卖面包只有利己心、没有利他心，不考虑顾客买面包的需要，还因此预设了利己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我最近写文章指出是非常简单的漏洞，但两百年了西方主流学界楞是没看出来，原因大概也就是面对顶级大师少了点质疑意识批判精神，不然的话不会连利己经济人的预设与消费者至上论或“顾客就是上帝”这样的口号这么明显的自相矛盾都没看出来。大陆学界超越西方学界不是没可能，但要是缺少批判精神，只能跟着跑，肯定没门。可惜一些研究西哲的中国学者也像儒者崇拜孔孟那样，崇拜柏拉图、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理由同样是“先弄懂，再批判”。但我的质疑是：你不批，如何懂？至于怎么改进这种状况，只能靠个人自觉了，自己去尝试去体验去获益，否则号召也号召不来。
学人：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西道德哲学问题的学者，您如何看待今天社会从上至下道德底线的不断溃败（尤其是高校、官员腐败问题）？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中国人应如何重建自己的价值共识？
刘清平：造成大范围道德溃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会有不同的解释。我的看法是，人世间一切道德邪恶的根源，从人生理念或价值观的角度看，都在于为了这样那样看似正当高尚神圣的特殊性理据，包括但不限于一己利益、血缘亲情、灵性信仰、最大福祉、平等博爱等等，突破了不可害人的普适性底线。至于滋生国内种种腐败现象的主要文化土壤，我还是像十几年前那样认为，在于通过亲亲相隐等案例体现出来的儒家血亲情理，因为后者绵延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严重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关于价值多元化的问题，我不认同国内外不少学者赞成的“文化无高低”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多元主义”，而是主张“一元主义”基础上的“多样性”；概括说来，就是只要不坑人害人、不侵犯人权，怎样都行。“元”字有居首、为始、终极的含义，要是“多”了起来，遇到冲突怎么办？很容易走向无原则的相对主义、折衷主义。所以我没那么“宽容”，不认同多元主义，而是在“不可害人”的一元主义基础上承认多样性。墨子的“尚同”被许多学者指责为“专制主义”，其实他尚的那个同，正是不可害人的一元公义之同。墨家的这种公义立不起来，正义感被扭曲了，各种道德溃败现象还是会层出不穷，没有办法。
▲刘清平教授的藏书：《四书章句集注》
学人：您如何看待今天社会“国学热”的兴起和对外输出，譬如孔子学院、豫章书院？
刘清平：对于这些学院书院，我也没有多少了解，就谈谈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抽象问题吧。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的本土思潮，包括墨家、儒家、道家等，主要是（东亚）地区级的，因为它们讨论的还是地区级的话题，不是世界级的话题，如果原封不动照搬出去，下再大的力气都不可能成功，因为其他地区的人不买账：你那些思潮说的是你那个地区的事，与我们何干呀？最多不过是猎奇看个神秘稀罕。
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同意鲁迅的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切世界级的东西在起源处肯定是民族性的，但不是所有民族性的东西都能发展成世界级的。当然，中国的本土思潮也有普适性的因素，不过都需要改造转型；包括墨家的贵义理念，很深刻也很超前，但也必须提炼、解释和阐发，才能让其他地区的人们觉得有道理。至于儒家更不用说了，你让其他地区的老百姓也跟着你搞二十四孝、移孝作忠，有可能吗？不打破忠孝至上的旧架构，确立起仁义至上的新体系，压根就别想走出去。坦率地说，即便按照后儒家的模式打破了，走出去也难，因为还是有难以摆脱的血亲局限性，赶不上墨家贵义理念的人际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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