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读书的自由
潘光旦（1899-1967），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于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庭问题、人才分布等均有研究。
半年多以前（编者按：本文作于1948年）我写过一篇《救救图书》的短稿，为坊间行将“还魂”的大批书籍呼吁。呼吁的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转眼一想，即使有些效果，又怎么样？当代的人根本没有读书的自由，留下书来，也无非束诸高阁，最好也不过为典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说过，天下的图书馆，十之八九是“藏书楼”，十之一二是“尊经阁”。这话很对，因为在读书不自由的情况之下，少数人尽管藏，少数人尽管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藏的与尊的人在内，也包括以读书为业务的青年在内，不感兴趣，不来问津。
不过我们先得把题目的意思弄弄清楚。一两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闲话，朋友说起，某一个都市经某方攻占以后，某国的外侨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是情形还不错，不错就是“对”，那外侨确乎用了一个“对”字，意思是说——这是朋友自己的注脚了——外侨们还可以“自由行动”。我赶快插嘴说，该是行动自由，不是自由行动吧。这位朋友和其它一二参加闲话的人都首肯的笑了。行动自由与自由行动很有几分不同，我想谁都了解，用不着解释。好比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也有很大的分别而不烦解释一样。如今阅读自由与自由阅读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其实所谓自由这个、自由那个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所了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动”可以包括杀人放火，“自由恋爱”意在废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阅读”或“自由读书”，准此，可能引起抢书、偷书以至把公家书籍割裂、涂毁等等的行为。那就成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与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样的不自由的。
潘光旦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争取自由等于排除禁忌。对于生活的其它面的禁忌，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对于读书的禁忌，一则大概因为爱好而能够读书的人究属少数，再则即在能够读书的人也未必真有多读的毅力与机会，我们却不甚理会，在大家忙于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无暇理会了。一切禁忌，包括读书的禁忌在内，又有外铄与内发的两个来源，大抵对于外铄的来源，我们在这叫喊民主的时代，是理会得比较清楚的；至于内发的来源，我们却又不大理会，以至于全不理会，即使被指点出来，怕也还有人否认。其实这内外两路的禁忌，我们从禁忌一名词里就可以辨别出来。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禁忌原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指着行动思维的一切限制，初不问这限制的由来。但若我们稍加分析，可知禁是外铄的，而忌是内发的。禁的所以为外铄也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入国问禁”，“悬为厉禁”，禁止吸烟、吐痰、闲人出入之类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来的。“禁”字的下半字是“示”字，无论是上帝的启示、官厅的告示，总是外来的。“忌”字却不然，它的下半截是“心”字，上半截是“己”字，“己”字可能只供给了“忌”字的读音，也可能是“台”字的假借，而又供给了“忌”字的意义，那就等于说，忌者，我心之所忌耳。其实要坐实内发的一层意思，下半截的“心”字已经是足够了，初不必问上半截“己”字的源流。从社会与文化的立场看，一切忌讳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外铄的，一切行为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习惯成自然的变而为“忌”，换言之，起初是人家不容许你做，后来你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于觉得不应当做了。但从生理与心理的立场看，至少有一部分的限制，原先可能是一些“忌”；有一类行为，你做了之后，或做过火之后，也许妨碍了你自己的健康，或至少会教你感觉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别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觉，日久经过一番社会化与形式化之后，就成为“禁”了。两方面大概都有话可说。但无论如何，一种行为的限制，要成为“忌”，总得先经过你内心的接受，方才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这种效力才能维持得比较长久，初不论这接受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读书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于外来的禁止，另一部分却是由于内发的忌讳。外来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显的，可以无庸多说。图书的缺乏，藏书的过分的限于某一专行、某一方面，书报的写作、印刷与流通受到阻碍，等等，不论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势，或由于人为的因素，有如社会的风尚或政府的功令，都是外来的。书报、邮电的检查当然是属于这一类，在读者是被剥夺了“阅读自由”，在检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阅读”的机会，可以作些威福。上文说到阅读自由与自由阅读的为截然两事，这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了。有少数人可以自由阅读，便有多数人不能阅读自由。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发的限制或忌讳。惟其是内发，所以表面看来不像限制，不成其为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会；惟其不受人理会，问题就更见得严重了。我近年来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与图书出纳的接触较多，对于青年人读书的习惯，也就多得了几分了解。我发见他们的忌讳是不一而足的。归纳起来，这忌讳大都跳不出三个范畴：一是新旧之间，二是中西之间，三是左右之间。
青年人爱读新书，不爱读旧书，爱读洋装白话文之书，而不爱读线装文言文之书，爱好讨论现实问题与宣传当代思想的书，而不爱读关于人格修养、文化演变、比较通盘而基本的书——是谁都知道的。但为什么有些爱与不爱，有此爱憎，说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说法总是从兴趣出发，说青年对前者有兴趣，而对后者没有兴趣，青年自己的答复也复如此。其实这只是一种冠冕的说法。试究其实，则所谓兴趣的后面，必有一番成见，而成见一深，对所爱悦的便成迷信，对所憎恶的便成忌讳，所迷信的趋之唯恐不速，所忌讳的避之若将浼焉。从社会的立场说，这种爱憎当然也有其来历，就是“现代化”或“进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这种要求，并且拳拳服膺于此种要求，此种要求的见诸意向行事，便成为内发的，成为成见的一种表示，而其对于“不现代化”、“不进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于反表示，也未尝不是一种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讳的表示了。
中西之间我们所看到的成见大致与此相同，但比较的复杂。大体上是对“西”是积极的信赖，对“中”是消极的忌讳。读书人一般的态度如此，读书时的态度尤其如此。不过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便是中西之间比新旧之间更为复杂之所在了：一是读书人对于所谓“西”的对象的接受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谓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单纯的东西，英美是西，苏俄也是西。一个人究竟接受那一个西，就要看他过去的训练与平时的接触了。不过训练与接触，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经心，太无抉择，结果也就成成见，而对未经训练未经接触的事物的态度便成忌讳。二是精通西文的人毕竟不多，读书的人虽爱读舶来之书，却大都不能读原本，只好读译本。原本与译本，可能一个图书馆都具备，但译本往往摺皱烂熟，而原本可以几年无人过问。这不用说，读者表面上阅读的是“中”，实际上欣赏与向往的还是“西”。
左右之间所表现的爱憎也是一样的，不过因为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冷战、热战特别剧烈，此种爱憎，或信赖与忌讳，而表现的范围与程度似乎是远在新旧之间与中西之间之上。近年来此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更若变本加厉，至于有把新旧与中西吞并进去的趋势，成为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旧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态度之中，大体说来，对于左的、新的、西的的信赖和对于右的、旧的、中的的忌讳要大于它们的反面。一般的态度如此，读书时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读书人辩护说，这一类对于读物的取舍并不由于成见与忌讳，而是由于能力与训练的多寡。许多青年对于文言文了解得不够，读去不通畅，因而就不感兴趣，对于西文也是如此。至于左右之间，因为名词、习语、命意、遣辞的不同，彼此也就发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惯”终于成为后来的“惯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绝不读。这是对的，我不否认这其间有一个能力与训练的问题存在。不过我们如果作进一步的推敲，便可以发见此种能力之所以差，训练之所以少，还是由于成见与忌讳的心理在后面作祟，青年自己有此种心理，而五四以来出身做教师的人也未尝无此心理。一个人存心厌恶一种事物，第一自然不趋向于此种事物的学习，第二学习了也决不会有长足的进步，原是我们的常识，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场。
总之，由于上文所论对于“三间”的成见与忌讳，我们的读书是不自由的。此种内发的不自由，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与解脱之不易，要远在政令法律所能给我们的不自由之上。一样争取阅读的自由，向环境争取总还容易，而向自我争取则大难，因为，上文已经一度说过，这在阅读的人自己大都并不觉察，而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取舍的必。这种不自由的局面，觉察得比较清楚的怕还是一部分负图书守藏之责的人。国内公私图书馆也还不少，多则百余万册，少亦数万册，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洋装、白话、译文与白报纸的书籍借阅得烂熟而外，看来其余只好供太平时的点缀装潢、离乱时的咸阳一炬而已。我们看果子可以知道树，看书库的冷落便可以知道读书的不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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