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夫妇与女儿钱瑗
学界有所谓“两头真”之说，这是讲一个人年轻时追求真理，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中年后因为形格势禁，放弃了这种追求而随波逐流，乱喊万岁；晚年又归朴返真，重新回到忠于真理忠于自我的轨道上来。这当然是指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我想，就人生境遇而言，是不是还有一种“两头见”呢？何谓“两头见”？简言之就是看着自己的小孩出生，兴高采烈；而后一路风风雨雨哺育他或她成长，相濡以沫，直至成人；不幸的是，晚年又看到这孩子去世，悲凉之至。比如，钱锺书夫妇与他们的独生女钱瑗，就是这样一种“两头见”的情形。
钱锺书杨绛夫妇1935年一起去英国牛津读书，第二年暑假，他们去了瑞士巴黎远游，返回牛津后，杨绛怀上了孩子。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他们也不例外。钱锺书对杨绛表达自己对这个即将来到他们家中孩子的希望：“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为此，他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钱锺书的回答是：“要最好的。”本来，这个婴儿的预产期是1937年5月12日，属于所谓“加冕日娃娃”（这一天是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日）。可新生儿却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结果杨绛十八日才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最后大夫对杨绛用了麻醉药，孩子由护士用产钳夹出来，出来时浑身发紫，护士使劲拍了拍她才放声高哭，于是护士们给她起了一个“高歌小姐”的外号。据说这孩子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当护士特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时，钱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后来，钱瑗长大后，杨绛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据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介绍——感激的原因是：杨绛因为出生孩子，不知孩子出来时会是什么样，所以，在她眼中，这个初生儿“又丑又怪”！钱锺书却一点不嫌，还大度地表示“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对此，“又丑又怪”的女儿当然表示感激了。这个细节后来给钱锺书乔装打扮后写入了他的小说《围城》之中——“这阿丑是老二鹏图的儿子，年纪有四岁了，下地的时候，相貌照例丑的可笑。鹏图没有做惯父亲，对那一团略具五官七窍的红肉，并不觉得创造者的骄傲和主有者的偏袒，三脚两步到老子书房里去报告：‘生下来一个妖怪（见《围城》119页）。’”鹏图身上有杨绛的影子。孩子生下来后，当然就该取名了。跟中国传统家庭一样，这取名的重任非钱锺书父亲钱基博莫属。满肚子国学学问的祖父当然不会放过这么个机会，便郑重其事地为这个新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的小女孩“取名健汝，又因她生肖属牛，他起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见《我们仨》）。”这名字应该是颇有来历，《周易》开篇之“乾”卦，就有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着一“健”字，当然包含了爷爷对这女孩的希望。而号“丽英”，当然更是来自《周易》了：先看“丽””，《易·离》（卦三十）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此卦《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至于“英”，当然是指这女孩的出生地“英”国了。只可惜，如此含义深刻面面俱到的好名字，却不为钱锺书夫妇接受——“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结果没用，没用不说，在后来钱锺书写的小说《围城》中，还对此进行了调侃。方遯翁老先生抱孙心切，刚占了个周易神卦，求得 ，是“小畜”卦，什么“密云不雨”，“舆脱辐，夫妻反目”，“血去惕出无咎”。他看了《易经》的卦词纳闷，想莫非媳妇要难产或流产，正待虔诚再卜一卦，忽听儿子没头没脑的来一句，吓得直跳起来：“别胡说！小孩子下地没有？”鹏图瞧老子气色严重，忙规规矩矩道：“是个男孩子，母子都好。”方遯翁强忍着喜欢，教训儿子道：“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讲话还那样不正经，瞧你将来怎么教你儿子！”鹏图解释道：“那孩子的相貌实在丑——请爸爸起个名字。”“好，你说他长得丑，就叫他‘丑儿’得了。”方遯翁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跟孙子起个学名叫“非相”。方老太太也不懂什么非相是相，只嫌“丑儿”这名字不好，说：“小孩子相貌很好——初生的小孩子全是那样的，谁说他丑呢？你还是改个名字罢。”这把方遯翁书袋底的积年陈货全掏出来了：“你们都不懂这道理，要鸿渐在家，他就会明白。”一边说，到书房里架子上拣出两三部书，翻给儿子看，因为方老太太识字不多。方鹏图瞧见书上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方遯翁当天上茶馆跟大家谈起这事，那些奉承他的茶友满口道贺之外，还恭维他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典雅，而且洪亮。只有方老太太弄孙的时候，常常脸摩着脸，代他抗议道：“咱们相貌多漂亮！咱们是标致小宝贝心肝，为什么冤枉咱们丑？爷爷顶不讲道理，去拉掉他胡子。”方鸿渐在外国也写信回来，对侄儿的学名发表意见，说《封神榜》里的两个开路鬼，哥哥叫方弼，兄弟叫方相，“方非相”的名字好像在跟鬼兄弟抬杠，还是趁早换了。方遯翁置之不理。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方遯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凶”，据《墨子·非攻》篇为他取学名“非攻”。遯翁题名字上了瘾，早想就十几个排行的名字，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譬如男叫“非熊”，用姜太公的故事，女叫“非烟”，用唐人传奇。那么，不叫“钱健汝”（嫌拗口）又不叫“钱丽英”（嫌冬烘），叫什么呢？杨绛说“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所以叫“圆圆”当然是因为她长了个“圆圆”的头（所以又叫“圆圆头”），后来将“圆”字换为较为文雅的“瑗”（古玉器名。大孔的璧。《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郭璞注：“瑗，孔大而边小。”）就成了她的正式名字。女儿这名字对于大学问家钱锺书来说，的确显得过于随便了——随便得都不如他在小说中为自己笔下人物所取的名字了。不妨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围城》中的“方鸿渐”，这名字就与《易经》有关。《周易正义》里的渐卦六爻：“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不仅出典高雅，而且这名字还与其人境遇相关，方鸿渐，就是那只由海上飞返大陆的孤鸟，一路寻觅，辗转求安，而终不能得。又比如赵辛楣与唐晓芙的名字，都来自《楚辞·九歌》。其中《湘夫人》一节唱道：“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此处辛楣，指香草作户楣，寓高贵堂正之意。晓芙是美人，《九歌·湘君》唱“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依据此典，鸿渐与辛楣都爱晓芙，可他俩均与美人擦肩而过。还有孙柔嘉，其名来自《诗经》。《诗·大雅·抑》篇有卫武公讥刺暴政名句：“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大雅·民》：“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两次提及的柔嘉均言君王统治驾驭之道，暗示书中柔嘉对于鸿渐的掌控之力。如果说钱锺书有钱基博这样一个国学大师做父亲是其“幸运”的话，那钱瑗有一个学贯中西的父亲和一个文采沛然的母亲就更是一个幸运了。她自己也没有辜负这种幸运，从小就跟书亲近。杨绛在《我们仨》中回忆，她一看到父母看书，就来抢。为此，父母专门为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父母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等到圆圆两岁后，亲戚家比她大两岁的小孩在她对面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时间久了，她居然能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开始大家还以为她听熟了背的，后来才明白，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她的大姨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这样，她很识了许多字，能看带插图的小人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杨绛便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但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杨绛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杨绛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除了读书灵，她在心智上也有让人开眼的地方。一九四一年暑假，钱锺书从自己任教的蓝田师院轮船，辗转回到上海。那时，杨绛带圆圆住在钱家。钱锺书一路风霜，当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虽然为讨好女儿，他特地从船上为她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当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发话：“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不过，当钱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这样一个聪慧又好学的女孩，不仅爸爸喜欢，便是爷爷也会为之心折。1948年夏，钱锺书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一天，钱基博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醒来看见一个女孩子在他脚头，为他掖掖夹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钱基博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那时十一周岁的她，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她父亲一样，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钱基博于是考问了她读正在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她一一作答。老人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他因此对锺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杨绛对此的解释是“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可惜，钱瑗身体一直不好。初二时，他们一家迁居北京，她便休学了。杨绛买来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钱锺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杨绛想偷懒，就对钱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杨绛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结果，真的行。两年后她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只是，读了三个学期，旧病复发。只得又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此间拜师学了俄语。复学后，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于是成“三好学生”，还入了团。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如果环境好——哪怕不好，但也像她父母一样——那这个聪明好学，家里又有那么一对学问创作都系一流的父母的钱瑗，成为一个成就斐然的大学者甚至大作家，应该都是可以期待的。然而，虽然经过自己不懈努力，钱瑗在英语教学。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方面取得一些不俗的成就外，离大学者大作家还颇有距离。为什么？只能说是形势比人强。钱瑗上大学没念几年安稳书，就碰上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她先是参加学校宣传队，大力宣传“三面红旗”，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接着又在1958年底下放工厂炼钢，毕业后留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旋即文革开始，知识更成了万恶之源，不说没有机会学习，就是连绵不断的运动也让中国大地难有地方安顿一张平静的书桌。加之她个人生活也不顺利：在学校宣传队美工组时，她认识了历史系的王德一。毕业后，两人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文革初期，在钱瑗的主动示意下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1968年初，两人结婚并搬入了历史系单身教师宿舍。1970年王因为“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后来，在钱锺书夫妇下放干校期间，钱瑗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老太太撮合她跟自己儿子相识，一九七四年再婚。而她这个儿子是二婚，已经有了一双儿女。为家庭和睦，钱瑗只能花很多的时间和这个新家磨合。所以，虽然打倒“四人帮”后，钱瑗努力弥补被运动耽误的时间，还先后去英国兰开斯脱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进修访学，但终因大好时光已逝，回天无力，无法取得父辈那样的成就——用杨绛的话来说就是“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见《我们仨》）我想，这也是钱锺书的感慨。李乃清一篇题目为《钱瑗：我和爸爸最哥们儿》的文章讲过这么一件事，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地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几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见《南方人物周刊》2001年5月）
这个故事颇有趣，它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钱瑗在学问上的认真与不妥协，的确不愧为“可造之才”与“读书种子”之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钱锺书在日常交际应酬时的一些特点——比如，爱讲对方好话。所以，值得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些梳理。我们读钱锺书的论著和书信时，准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在读他的《管锥编》、《谈艺录》时，钱先生眼界甚高评人甚苛，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可谓悬格森严、一丝不苟！如果我们只是看钱锺书的正式论著或直接批评，这那么除了少数几个人外，钱锺书给予正面肯定的人没几个。可我们要读了钱锺书的私人信件后，也许对这个结论就有所保留了因为在这些信件里，他是一反常态，对受信人是大表佩服大唱赞歌。譬如“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呀，“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正，词锋亦利”呀，“尊文已拜读。非老斫轮不办也”呀，“突奉手札，并惠赐巨著三种，惊喜交并。如许撼九州垂千古之大题目，必须扛九鼎扫千军之大手笔，可谓函盖相称也”呀，等等。再比如“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等等。也许，看了他这样的信，你会觉得：一则，原来这世上还有钱先生佩服的人呀——钱锺书何尝看不起人？！二则，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些他在信中赞不绝口以至“吹捧上天绝倒于地”的主儿一定是什么不世出的大学者大学问家——起码，是比什么王国维、陈寅恪或张爱玲这些人还要牛的学者或作家。那么，他们是谁呢？大家不妨去看看钱锺书信札——都是些无名之辈。于是，问题就来了：对钱锺书这些书信该怎么读？有人不管那么多，只要是钱锺书的墨宝，就认定这是钱锺书的肺腑之言——白纸黑字么，还有得假？所以，一拿到钱先生这样的“墨宝”就忍不住四处张扬：你们看，钱先生夸我什么什么了，大得一跳龙门身价十倍之趣。比如，上面那位讲自己文学史“已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肯定和推荐”的。又比如有个作家因为钱锺书在信中称呼了他一声“兄”而自称为“弟”，他竟也信以为真的写出了这样的妙文：“钱老复函这种写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钱老的年高德劭，却自称为‘弟’，而以‘兄’称我这区区无名的晚辈小卒；以钱老成就之崇高而自称‘多好少成’、‘盛情厚望，弥增惶悚’。”（见《羊城晚报》1998年2月28日《痛悼钱锺书先生》）等等。这种读信法当然不可取。因为大方之家都知道这信乃曾国藩之所谓“米汤大全”，当不得真的。更没有必要别人在信中称你一声兄，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哥”了。对此，韩石山先生在《且说钱赞》一文中有很好的分析：“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
钱锺书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明：“在研究古代——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文评时，正像在社会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上将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我想，钱锺书信就是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还有人对钱锺书这种做法表示置疑：比如吴中杰先生就在《吴中杰点评鲁迅书信》“前言”中这么写到：“有的学者（大家看是不是钱锺书——笔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在书信中却总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把此等书信编入。”吴先生还将鲁迅与之对比：“而鲁迅的书信，虽说也间有应酬之作，却并无这种大而无当的颂语，不要说对旁人的评论毫不客气，就是对收信人的人品和作品，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何所赞成，何所反对，了了分明，绝不虚美，绝不漫夸，这才是率真之语，从中才能看出事物的本相。”用这种眼光来看钱锺书信中的赞语，倒真让人觉得钱锺书此举是因为他老于世故，滑稽玩世。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许渊冲和王仲英对钱先生信中的赞语另有见解——或者说另有读法：1976年初，报上发表了毛泽东《井冈山》和《鸟儿问答》，许渊冲寄去了自己这两首词的英文译稿给钱先生征求意见，钱锺书回信道：“渊冲同志：惠书奉悉，尊译敬读甚佩，已转有关当局。我年来衰病不常出门，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来书云云，想风闻之误耳。草复即致敬礼！钱锺书。”
得到钱先生回信后，许渊冲告诉了王仲英（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他说：“敬读甚佩”是客气话，不可当真。钱先生为了省事，总说上几句好话，免得人家麻烦，就像威克裴牧师一样，借点东西给人，人家不肯归还，从此不再上门，牧师也乐得清静。可以说，这是钱锺书信中赞语的另一种读法。当然了，钱锺书在信中对晚辈后生说些好话，也许还有激励后辈，使其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动力的用意。总之，我们对钱锺书——也包括一切人——信中对我们的赞许必须会读，否则，可就有可能闹出你讲自己的书已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而钱锺书的女儿却站出来表示“我父亲没有推荐！”的尴尬来。最后，值得一说的还是钱锺书他们夫妇“老年失子”而且是“失独”的悲哀。应该说钱瑗从小就身体不好。如前所述，她有些晚产，而且有点难产，是“由护士用产钳夹出来，出来时浑身发紫”。后天也不是很好。据杨绛在《我们仨》中讲:“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过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我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可是我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忽见她过来扯扯我的衣角，眼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眼泪不心疼她呢。”
而且，她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当然，更不妙的是一九四七年冬，钱瑗突然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当时大夫和杨绛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杨绛忙安慰她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这样十个月后，“病完全好了”——从后面来看，实际上是这病潜伏得更深了。大夫也曾对杨绛讲，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情况如此，以钱锺书他们夫妇当时的身体年纪，以及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跟家庭背景文化传统（当年没有计划生育，而且崇尚“多子多福”）等等，他们都完全应该考虑再要一个孩子以为备胎，用来养老，或者将来照顾身体一直不好的钱瑗。可他们就没有再要一个孩子。这是为什么？
1950年，钱杨与爱女钱瑗于清华大学宿舍（我们仨，左）；钱杨相互理发，杨绛能用电推子，钱钟书会用剪刀（右）（时报出版）在《写<围城>的钱锺书》一文中，杨绛提供了这么一种说法：“他（按，指钱锺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杨绛于是感慨：“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换言之，也就是因为钱锺书太爱圆圆了，所以不忍再生一个来摊薄这种爱。这应该也是可能的。不过，除此之外，我想起码还有这两点原因：首先，钱锺书跟杨绛都是成绩斐然而且乐此不倦的学者作家，因而他们不太愿意将有限的精力过多的分派到子女抚养上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说她十来岁的时候，“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着说：‘我也这样。’”而在《干校六记》“误传记妄”中，又记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在干校时，有一天“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设想，有这样人生观的人，怎么可能身边老是有一群孩子在丫丫呜呜？其次，我猜想：钱锺书不像再要孩子，还有个原因就是鉴于杨绛生圆圆时的艰难。前面提到过，杨绛生圆圆时晚产又有些难产，孩子都是用钳子夹出来的。自然受了不少苦，在《我们仨》中，她是这么回忆的——“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通过这些节制的文字，我们不难想见，当初为生这孩子，她遭受了怎样难以忍受的痛苦。钱锺书也许就是因为同情自己妻子这番不易，所以不愿她再受这二茬罪。然而，他们不要第二个孩子的结果却是严酷的——严酷就严酷在当他们最需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却在百般痛苦与万般不舍中先他们而去。1996年春，钱瑗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母亲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这显然是她47年那次得病的残留），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此时时间已是1997年。这年，钱钟书87岁，他早在1993年2月5日，住院检查发现输尿管中生了瘤子。一个月后，3月5日，他第一次动了大手术，取出输尿管中的肿瘤，割去一肾。3月31日，出院。他本年写的信中曾言：“弟割去左肾，衰孱之躯，他病交攻，‘康复’恐徒虚语，承注谢谢！”1994年7月30日，因肺炎发高烧住北京医院。经查，膀胱颈上有三堆癌细胞。8月19日，动手术，割除膀胱癌，手术成功，但肾功能急性衰竭，经过抢救，十多天后病情平稳。11月19日，反复发烧。此后一直住院，期间门口常挂了“谢绝探望”的牌子而斯时的杨绛已86岁，这么大年纪的一个女人，家里却同时在医院躺着两个患有绝症的亲人，其心境如何，可想而知。钱瑗曾对朋友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说：“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这种可怜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当然就是对病人的照顾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灵压力。自从1994年7月，钱锺书再次病倒后，杨绛就一直陪住，日夜不得休息。人瘦了一圈，精神疲惫，甚至站立不稳，行走须扶墙。实在坚持不住，这才请了一位护理员替她值夜。从此时直到1998年12月钱先生去世，杨先生几乎每个白天都到医院陪同照料。由于医院饭菜不行，杨绛还要在家里为钱先生置办吃的。她将鱼或鸡去刺剔骨，捣成肉糜，辅以切碎的蔬菜，制成流食后亲自带到医院。此外，还要充当护士，给随时发生咳嗽的钱锺书吸痰，为浑身插满管子的钱锺书挠痒……钱瑗重病住院后，杨绛除了照看钱锺书，隔一段时间她就到另一家医院去看望女儿。
医院在郊区，路远，又不好走，钱瑗怕妈妈太累，总不让她去。杨绛放心不下，就在钱瑗床头安了一部电话，母女俩每天用电话谈心。因为缺乏照顾，晚期的钱瑗十分可怜，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最后在其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钱瑗对朋友感概：“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1997年3月，因医治无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杨绛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可是，她还得强忍痛苦，在也是进入生命晚期的钱锺书面前强作笑颜，不敢把女儿已逝的消息告诉他，瞒瞒……然而，以钱锺书的睿智，又岂是容易瞒过去的？最后只好把真相告诉他。得知真相后，钱锺书病情随即恶化。1998年12月19日清晨，在听着杨绛用无锡家乡话在他耳边所作的轻轻祝福中，钱锺书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次，这种失独的悲哀除了表现在需要时无人护理无人安慰外，还表现在需要家人对外来伤害奋起反击之际，却无人出手，只能任外人为所欲为，大获全胜。就在1998年7月的《文学自由谈》上，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在天津《文学自由谈》杂志刊出文章《不得不说的话》（写于6月），文章就二十年前钱锺书访问美国时曾讲冯友兰“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缘扫地”一事发难，扬言“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我要在此郑重声明，‘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云云，毫无事实根据，也无旁证。……它纯属诬蔑不实之词，既损害了冯先生的名誉，也给冯先生的遗属造成精神伤害。此等中伤，自显其恶，日月昭昭，天人共鉴！”还威胁要对簿公堂。照说，别人家女儿打上门来，钱家也应该由女儿抵挡，可惜女儿已在一年前痛苦死去，而此时的钱锺书也已进入生命弥留期。87岁的杨绛老太太能怎么办？只好否定钱锺书讲过这话——老太太想的大概是：现在锺书已经处于弥留之际，莫非你宗璞还能把他叫去对质不成？有些无赖更是无奈。又比如，1997年乘钱瑗病逝钱锺书病重住院失去话语权之机，文革中跟钱锺书夫妇打过架的文学所同事林非及其夫人肖凤分别写出《小灾小难》、《回眸林非被打》等文章向这对一个已处于弥留之际，一个系风烛残年的老夫妇发难，他们哪有什么招架之功还手之力？杨绛也只能在钱锺书逝世一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发表《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聊作应答。然而，引来的是对方更为猛烈的詈骂，而此时，年近九旬的杨绛已再无力投入论战了。（详见《 钱锺书与林非：不该发生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