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附相关讨论）
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自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于民国八年七月三十日
——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后收入《尝试集》
附1：《汪长禄“致胡适的信”》与《胡适“我答汪先生的信”》
汪长禄先生致胡适的信：
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后来我和太虚匆匆出门，各自分途去了。晚边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周评论》的文艺那栏，上面题目是《我的儿子》四个字，下面署了一个“适”字，大约是先生做的。这种议论我从前在《新潮》、《新青年》各报上面已经领教多次，不过昨日因为见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像，应该格外注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见，提起笔来写成一封白话信，送给先生，这求指教指教。
大作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这就是佬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须知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口气说道：“但是我既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那么两方面变成了跛形的权利者，实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做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现在我且丢却亲子的关系不谈，先设一个譬喻来说。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家里住上若干年，并且供给我的衣食，后来又帮助一个大愿，立心做个大施主，并不希望我些须报答，难道我自问良心能够就是这么拱拱手同季离开便算了吗？我以为亲子的关系，无论怎样改革，总比朋友较深一层。就是同朋友一样平等看待，果然有个鲍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够“不是待我的恩谊”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了。”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友”、“爱群”等等是同样重要的。旧时代学说把一切善行都归纳在“孝”字里面，诚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之子不可。总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为“孝”字虽然没有“万能”的本领，介总这够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条凑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厉风行”硬要把他“驱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个地方谈起北京的新生思潮，便联想到先生个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贵同乡，当时插嘴说道：“现在一般人都把胡适之看做洪火水猛兽一样，其实适之这个人旧道德并不坏。”说罢，并且引起事实为证。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这位贵同乡的说话推测起来，先生平日对于父母当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为，是决无疑义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浅薄的青年，动辄抄袭名人一两句话，敢于年起幌子，便“肆无忌惮”起来。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凭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有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从前朱晦庵说得好，“教学者如扶醉人”，现在的中国人真算是大多数醉倒了。先生可怜他们，池下告奋勇，使一股大劲，把他从东边扶起一样吗？万一不幸，连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谁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的想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我以为一方面做父母的儿子，同时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会上一个人），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胡适答汪先生的信：
前天同太虚和尚谈论，我得益不少。别后又承先生给我这封很诚恳的信，感谢之至。
“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的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下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不居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还帐”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秘们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带上商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易卜生的《群鬼》里有一段话很可研究（《新潮》第五号页八五一）：
（阵代牧师）你忘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
（阿尔文夫人）我们不要讲得这样宽泛。应该说：“欧士华应该爱敬阿尔文先生（欧士华之父）吗？”
这是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级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倾家荡产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前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在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中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并不曾教训我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恩，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人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诗。我对于这个题目，也曾有诗，载在《每周评论》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里。
附2：《胡适“我的儿子”》、《汪长禄“致胡适的信”》与《胡适“我答汪先生的信”》读后
山口圣智
Masatomo Yamaguchi / (日)
对于胡适所写的《我的儿子》这首诗，汪长禄有不能同意之处，因此写了一封信《致胡适的信》给胡适。胡适看了那封信之后，认为汪长禄误解了自己的看法，所以胡适也回了一封《我答汪先生的信》给汪长禄。
那么，汪长禄看了胡适的回信之后，可以了解胡适的见解吗？汪长禄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了吗？我以为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位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思考，彷佛在根本上有其不同之处，双方在表面的沟通方面，好像横亘着一种决定性的隔阂。我在这篇小论文中会针对这点加以分析，同时也想进一步综论一下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情况。
在胡适与汪长禄这两位知识分子心目中所描绘的理想中的年轻人，在态度和形象方面其实是一样的，都对自己的父母有温和的态度，同时对社会也富有责任感。而两者的差异在于其思考的方向。汪长禄的逻辑似乎是依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开展的，也就是以家族里的“孝”为基本的德目，然后把这个自己人格的作用往外延伸出去；因此对他来说，否定“孝”的概念当然是无法忍受的事，要是没有了“孝”，人不可能达到关心社会的境地。胡适却以对社会的责任感为理想年轻人的基础，他也说，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父母一定也有很好的态度。由此可见，两位知识分子的思考，于其方向或出发点，是恰恰相反的。这即是双方互不了解的原因之一。
除了两位知识分子思考方向的差异之外，我认为有没有“社会（society）”的概念本身，才是双方互不了解的问题核心。“社会”这个词汇，是东亚近代化的过程中从英文"society"翻译过来的；所谓的“社会”，指的就是西方的近代社会，不是非近代的像是封建制度的共同体之类。其实，这近代的“社会（society）”，是一种极其绝妙的系统：对“社会（society）”而言，“独立的个人”与“全体的社会”两者似乎是对立的元素，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着的。这个新的“社会”需要新的人类，也就是需要勇于从自我、家庭、家族、社区或旧世界那狭窄道德价值观的范畴往这新的“社会”投入的人，向这新的“社会”的方向勇敢地开放自我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新的“社会”需要这种有勇气的人，也就是胡适所谓的“堂堂（正正）的人”！
一个人得透过跟社会其他人的互动，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亦即才得以自我实现；同时，也只有在社会上独立且自由的人，才能完全负起自我的责任。胡适认为，从中国传统的家族概念向前跨一大步的人，在他让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上堂堂正正的人的同时，也一定能负起他对家庭的责任。要是汪长禄原本就没有这种新社会的观念的话，他终究不能了解胡适观点的核心。话说回来，人在对话时，虽然意见是相反的，但仍然需要立基于共同的前提条件或者是逻辑思维的方式；要不然，在开始议论之前，也得先筛选过议论的场合。胡适最善感的青年时期的七年都在美国留学，吸收了美国新社会的精神之后归国；因此，他与那时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在思考方法、逻辑结构甚至于知识的内容方面，应该存在着填补不了的鸿沟。胡适与汪长禄之间的通信，就显示了这种隔阂的困境。
总之，凡是在时代改变之际，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定经验了很多痛苦。尽管如此，有些有志向坚定且勇敢的人，总是站在最前线，成为开辟新时代的先锋；他们忍受孤独和误解，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格，是对社会负责的人。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堂堂（正正）的人”。胡适或许早就知道他自己与自己的国家前途所面临的苦难，所以提出“堂堂（正正）的人”的观点
學人Scholar
往期精选
学人·思想的芦苇
投稿、联系邮箱：isixiang@vip.qq.com
Go to "Discover" > "Top Stories" > "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