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老赵做过北大哲学系主任，地位使然，交往的名人多些，涉猎的领域广些，洋洋洒洒，书中资料性的东西很多，有照片、日记、书信、文章、笔记等。夫人江大夫照片多张，青年漂亮，老时富态，文字叙及，言语不多，只在跋中感谢，更显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虽然一目十行，一些事情还是留下印象。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赵的笔记。老赵的笔记从年轻时开始做起，无论是插队时，还是上学以后，不管是上大学，还是读研究生。令我感兴趣是他晒的英文笔记和文史课的笔记，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使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基于哲学笔记做的笔记：“将抄录的资料，按照哲学史顺序，压缩……近200页”；最让我瞠目的是他保存了留学期间哲学专业“学士、硕士全部36门课的笔记，共49册，每册含二三本笔记”，它们“足以在国内开设西方哲学的任何课程”。我读书从不做笔记，到头来两手空空，比不得老赵，他简直是“富可敌国”啊。我读过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及其故事，知道他是读书做多重笔记的。我的老师和一些前辈也给我亲传读书做卡片的经验。钱钟书读书做笔记的趣闻更是广为传颂。在哲学所叶秀山先生的写作间，我亲眼看到他书桌上那一摞摞卡片，有用皮筋捆着的，也有散开的。我不做笔记，却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学习方式，还把许多漂亮的笔记本送给学生，鼓励他们认真做笔记。但是在老赵这里，我看到的不只是学习方式，还有学习的态度和精神。我一直认为，从事哲学研究，除了智力和精神上的基本要求外，还必须下一些“笨功夫”。无论是对知识结构，还是对研究基础，这些笨功夫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读书笔记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读书，然后是笔记。读书是读文本，笔记则是基于文本，可以是文本的抄录，札记，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但不能是单纯的想象。听课笔记也是一样，况且国外的课程都有文献支持，课前课后是要做大量功课的。老赵的笔记实实在在体现了他的勤奋和认真。这一点应该点赞。我不做笔记，却对老赵的笔记赞赏有加。我觉得除了学习和认真之外，这里还体现了哲学的学习和思考的方式。我不做笔记，为的是追求阅读的速度，享受阅读、理解和思考过程的流畅。不记笔记，不意味着不思考。读书可以反复，思考也可以颠过来倒过去。而老赵记笔记，则是将思考的结果写下来，即便是抄书，抄录的也是他认为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依然是思考的产物。所以，做不做笔记，只是个人学习的方式不同，习惯不同。做笔记肯定是好的。我不做笔记，所以从不敢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读书方式。老赵的笔记就不一样了，放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是可用推荐的。近年来总有人说研究生不会写论文，有的高校为此专门开设写作课，还将这看作是教改和创新。我觉得有些可笑。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一个“熟读”，指的就是学习和训练的过程。老赵的笔记展示了这样一个过程，有这样的读书笔记，哪里还用得着去学什么写作啊！？我和老赵是在1995年认识的。那一年金岳霖学术基金会举办第二次学术评奖，评奖范围是西方哲学，逻辑室让我负责组织工作，为此还让我做了金岳霖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当时评委主要来自社科院、北大和人大。许多老先生我都认识，只有少数几位不认识。老赵也成为其中一位：秃顶，酒瓶底一样的眼镜片，说话声音有些沙哑。我尊敬地称他“赵老师”，直到很多年以后他眼睛做了手术，换了眼镜，面貌焕然一新，年轻了近二十岁。后来我到清华以后，来往很多。他经常邀我去参加他的学生答辩，参加北大哲学系和外哲所的一些活动。我们熟悉了，成为朋友，我才知道，他长我几岁，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包括下乡、读书、出国，研究西方哲学。这次读他的赠书，我看到老赵关于出国的描写，竟又倍感亲切。老赵82年出国，早我一年。我们乘坐的航班时间一样，都是早上起飞；飞行的路线一样，都在卡拉奇停留，飞机加油；都在苏黎世转机住一宿；翌日早晨乘机去目的地：他去布鲁塞尔，我去法兰克福。不同之处是，他是早上从家里赶到语言大学集合领护照去机场，我是头一天到语言大学集中拿护照，第二天早上从家里直接去机场。他在贝尔格莱德候机半小时，我那次就不停留了。他在苏黎世有民航代表处的人帮助安排入住酒店，我们那次则是自己入住。他到布鲁塞尔被使馆同志接到使馆，在使馆用餐，然后送他们乘车去卢汶，入住买东西，可谓无微不至。我那次是使馆同志在法兰克福机场接我们，直接带我们到火车站，送我们上火车，挥手告别，我们一行16人一起自己去的曼海姆。虽是一年之差，国家在送出国人员的程序和方式上已有明显的改进和进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那批留德同学们后来一直津津乐道的：在苏黎世早晨离开酒店时，大家上车后说起住宿情况，朱玲（后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忽然觉得自己用了房间中的饮料没有付费不妥，于是下车跑去交费，让我们在车上等了很长时间。第一次出国，一切都是新鲜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留学时
卢汶课堂笔记（留学期间哲学专业“学士、硕士全部36门课的笔记，共49册，每册含二三本笔记）
老赵一直在北大任教，为北大哲学系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常说，王路总说北大哲学系好。这是真的。我在哲学所20多年，02年到清华，至今也快20年了。我访问过国内许多高校，对高校哲学系的境遇和优劣实有切身体会。我和北大哲学系交往最多的是外哲和逻辑两个专业，我说北大哲学系好，指的主要也是这两个专业。我国高校哲学系大发展，教授、博导数量大幅度增加，主要还是中哲、马哲、伦理、科哲居多。近年来我提出“加字哲学”这一概念，指的也是这些加了字的哲学。北大哲学系也有加字哲学，但是由于外哲和逻辑发展得较好，因此哲学的观念比较中允，哲学系的学生容易受益。一个哲学系，没有外哲，学生只是学习中哲、马哲，却会自以为学了哲学。即便有外哲，如果学的只是伦理和科哲，充其量也只是加字哲学。老赵记录了他亲身接触过的北大外哲前辈洪谦、王太庆、张世英，以及与北大外哲联系密切的汪子嵩、梁存秀等前辈，就凭这些人即可以相信，北大哲学系有名副其实的哲学。北大哲学系有外哲和逻辑的传统，它尊重这一传统，努力维护和发扬这一传统，所以我说它好。其实，一个“好”字，绝不是顺口一说的。它涉及哲学系的传统，哲学系教师队伍的建设，人才的积累和培养，包括它所开设的课程和展现的研究成果，还有哲学研究的水准。别的不说，看看老赵的求学经历，看看老赵的那些课程笔记和读书笔记，细心地揣摩一下就会发现，我说“好”，不过是客观评价，而在北大，着实是来之不易。
王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书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专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佛雷格思想研究》、《走进分析哲学》、《逻辑的观念》，《“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等。
译著：《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算术基础》，《真之追求》，《理性与智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