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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金耀基、金观涛、赵鼎新等寄语:《二十一世纪》创刊30周年庆

學人Scholar 2021-01-19

《二十一世纪》创刊三十周年纪念特刊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于1990年10月创刊,至今已满三十周年。该杂志最初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几位学者倡议,其后很快得到大学当局和许多海内外知名中国学者支持。作为一本非牟利的综合性学术文化双月刊,《二十一世纪》旨在促进全球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交流,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而努力。


《二十一世纪》编委会认为,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多元的世纪,希望这份刊物也具有多元性格,成为面对全球各地读者和作者,属于各种不同专业、不同意见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刊物;希望它对中国思潮的酝酿和发展能起作用,但并不希望它只用一个声音呼喊、依循一个方向前进;它所扮演的角色应当类似一所茶馆、一个咖啡室,而不是一间教室、一座演讲厅。所以,这本刊物


文章着重原创性和思想性,讲求可读性;

广泛容纳各种不同见解;

从人文及社会科学出发,致力跨越“两个文化”的鸿沟,以及学科间的界限;

寻求了解过去,正视现在,开创将来;

作者与读者遍及大陆、港、台和海外;


《二十一世纪》编辑委员及工作人员


余英时 寄语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当时开笔欲回天,今日重思徒悔惭。回首卅年聊自解,有言毕竟胜无言



杨振宁 寄语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陈方正 寄语(节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前所长


整三十年前,我们在创办本刊的时候这样说:“在本世纪,中国人心里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风雨中它并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动,闪烁,终告熄灭。…中国,有这样悠久文化传统,这样优秀人才和庞大潜力的中国,又再一趟遭到挫折,陷入危机之中了。”当时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波折重重,…总的来说,建立新文化的决心和努力不足,恐怕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将“建设一种多元的,有前瞻性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定为本刊的信念和努力方向。三十年如流水般过去,其间中国再次经历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变化。出乎意料的是,这虽然带来了前所难以想像的进步,却也再一次产生重大危机,再一次把中国带到历史转折点上。因此,在此时刻重新审视我们当日的信念,并且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作更深入讨论,应当是再也适当不过了。


金观涛 寄语(节选)

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



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刊十周年和二十周年之际,我两次撰文讨论:人类的新世纪是什么样的?在新的世纪,人类又会拥有怎样的“世纪意识”?我指出:“二十一世纪意识”的形成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它包括告别革命、确立市场经济无可怀疑的正当性、工具理性和普世人权被世界所有民族接受等。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变化正在侵蚀这种意识的基础,即太平盛世的常规化使得人类正在忘记过去的苦难。我还进一步发问:一旦“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成的前提不再存在,那保存了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历史的当代观念系统又会变成甚么呢?在《二十一世纪》创刊三十周年之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和世界乱象丛生,这一切似乎有了答案:二十一世纪人类在思想上将退回十九世纪。


刘青峰 寄语(节选)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刊编辑



回顾以往,我作为编辑和研究者也许算是幸运的。1980年代我参与《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担任“走向未来”丛书执行编委,1990年起出任《二十世纪》编辑,这些工作都寄托着我的文化理想。作为研究者,我们遇到胡凡、马嵩山等以出好书为志业的编辑,使我们倍受争议的著作能和读者见面。现在,我们已年过七旬,知道自己前面是无尽的黑夜,仍在黄昏中匆匆赶路。令人欣慰的是,在“90后”、“80后”的年轻编辑和学者身上,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文化事业后继有人。他们好学勤奋,在思想的暗夜中坚守着,百折不挠地打破官方划定的思想禁区。

 ……   ……

在《二十一世纪》三十周年之际,我也明白,香港今时不同往日……。也许,为主张以开放的心灵认识历史和文化而创办的《二十一世纪》,将如中国近代其他思想杂志一样,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最终难以避免停刊的命运。其实,这才能真正显示出本刊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为宗旨的历史意义。因此,希望在思想最为黑暗的时期,读者和编者都不要忘记本杂志是为接续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启蒙精神而创办的,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梁元生 寄语(节选)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方正兄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刊词中,以“茶馆”比喻这份刊物,鼓励厂茶客”(作者和读者)善用双月刊这个平台,自由发声,各抒己见。“茶馆”之不同于讲堂或教室,是由于那里容许众声参与,甚至喧哗,而在讲堂或教室之中,则只有一把教导和权威的声音。“茶馆”的“茶客”中当然有好发言、声音大的宾客,但同时也有不少品茶者是沉默的听众,一边喝茶,一边听人议论;也有边听边喝,偶尔附和一两句的;更有一边聆听,一边观看,一边剥花生和吃蚕豆的人。他们虽然很少发声,但同样是“茶馆”里的参与者,是时代变迁的见证人。疫症蔓延期间,茶馆和酒吧都被政府要求陆续关闭,因此民间论政的喧哗之地也愈来愈少了。“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知识份子的清谈,许多人都认为不切实际,而疫症下更禁止交往和喧哗,在此新常态下我们的“茶馆”能继续开办到什么时候呢?!


刘再复  寄语(节选)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现任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院士



《二十一世纪》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一份人文社科综合性杂志,它理所当然以探求真理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在它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便以真理为话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   ……

因为真理永远无法穷尽,所以在真理面前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谦虚。只有虚怀若谷,才能不断靠近真理。我们只能抵达真理的某一个站口,不可能抵达真理的峰顶。一旦觉得已抵达峰顶,下一步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那种以为自己的思想已四海皆准,乃是一种狂妄的态度。


赵鼎新  寄语(节选)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Max Palevsky讲习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知识份子身上有许多“职业病”,而一旦手中握有权力,只会把这些毛病放大。我们因为很少处理实事而头脑简单,我们会在“理想”的引导下不断放大各种有利证据,我们会因为逻辑能力很强而把观念推理成“事实”,我们更会因为过于想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甚至是出于各种世俗目的而附庸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要让知识份子直面现实,或者至少变得无害,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和制衡最为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一世纪》杂志在我的心中一直占据着特殊地位。杂志诞生之日,正值我决定改行攻读社会学系博士之时。我先是它的读者,后成为它的作者,对它怀有一份别样的情感。在我的眼里,《二十一世纪》是华人世界中最能容纳各种思想、观点、题材和文风的一份学术杂志,一个非常难得的让各种思想交流冲撞的高端平台。我希望《二十一世纪》能在这纷乱的世界中继续为大家提供一片净土,引领着我们接受多元、坚持理性、直面现实。


季卫东 寄语(节选)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


从语言社会学派的立场来看,法与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基于信息反馈的自组织系统,通过自我叙述、自我指涉、自我塑造而不断进化。但是,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自我完结的封闭性系统,其熵(entropy)将不断增大并且无法逆转,最终导致混乱无序,因而需要适当的他者指涉、开放性以及内部复合化,但这又会反过来强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因为存在如此尖锐的矛盾、深刻的悖论,才促使我们要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不断进行思考实验和意见交锋。由此可见,今后《二十世纪》的基本使命应该是继续通过自由而关达的讨论,来探索中国和世界转型以及摆脱上述悖论的途径,因而有必要特别聚焦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与法律秩序的范式创新问题。


张志伟 寄语(节选)

《二十一世纪》编辑


本刊在逢五、逢十的周年纪念都会向一众编委征文留念。2020年10月适值出版三十周年,所谓“三十而立”,自然隆重其事。大约在7月中旬,编辑部开始向编委发出邀请,最后一共收到近二十篇鸿文,反应相当不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通过陈方正博士帮忙,几位创刊编委都慨允惠文致贺:杨振宁教授惠赐贺词,叮嘱本刊不忘初衷;余英时教授亲题贺诗,回眸三十年世变的感慨;金耀基教授为本刊最热心的发起人之一,很早便依约来稿;许倬云、刘再复、司徒立、翁松燃、张隆溪等前辈亦特意惠稿,委实令人动容。此外,在不同时期先后参与本刊工作的多名发起人和编委,包括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梁元生、刘小枫、顾昕、周保松教授,或撰写纪念感言,或谈论当今世局。至于梁其姿、季卫东、赵鼎新、沈志华、张鸣、任剑涛等学界翘楚都是本刊的重要作者,多年来赐稿不报。作为一份综合性学术文化刊物,《二十一世纪》赖以建立的根基正是具备如此广泛包容性和代表性的编委阵容。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新时代看来没有迎来太多的眷顾,内外问题纷至沓来,颇有应接不暇之感。如果説,昔日的前辈在燕园上翻土、除草、撒种、浇水、施肥,让幼小的文化嫩芽得以苗壮成长,那么我们期望在气候、水土已然变化的当下继续勉力耕耘,俾使下一代人可以收获文化硕果,在跨越美妙新世纪的门档后,开拓一片新天地!


周保松 寄语(节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三十年不是短日子。一本刊物能够不间断地出版三十年,其间引发无数思想辩论,累积丰厚学术资源,并得到海内外华人知识界普遍认可,方正先生、青峰女士,以及整个编辑团队,确实贯彻了当初的宏愿,并善尽了他们的责任。这是了不起的大成就。


这不是客套话。多年来,我和知识界朋友聊天,他们总告诉我,这本杂志是9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平台,是每期必读的刊物。近年,编辑部将各期文章全数上载网站,供读者免费参阅。我总是一有机会便告诉身边有志于思考的年轻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宝库。只要一期一期读下来,自能真切体会“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本杂志为什么能够将事情做成?因素有许多,例如主事者的识见毅力、中大校方的鼎力支持、知识界的积极参与等,然而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却往往为人忽略的,就是香港的自由环境……长期的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制度环境,因为自由是思想者得以思想的重要条件。在此意义上,所有知识人皆应接受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以思想自由为共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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