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贺孙康宜教授耶鲁荣誉退休
賀孫康宜教授耶魯榮譽退休
康正果
恐怖無論白或紅，為叢驅雀暴終風。
棲枝學苑早飛鳥，蒙福靈修漸陸鴻。
桃李卌年香爛漫，文章雙語粲西東。
領銜群彥修通史，溯古詮今創意隆。
註釋：康宜回憶錄《走出白色恐佈》，臺北允晨文化。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譯全本，臺北聯經。（大陸譯本刪除1949以後部分）
孙康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评论、文化理论、性别研究等，有中、英文著作多种，包括：《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文学经典的挑战》《文学的声音》《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北大修订版：《词与文类研究》）《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北大修订版：《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等多部学术专著与论文，并有《从捕鲸船上一路走来》《走出白色恐怖》《耶鲁．性别与文化》等散文作品，及口述史著作《曲人鸿爪》。合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传统中国女性作家：诗歌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中国帝制晚期的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等。
在孙康宜教授荣休之际，耶鲁大学校方褒奖孙教授“耶鲁缽” (Yale Bowl) 一个，该碗木料取自图书馆附近一株北美枫香树（sweet gum tree），精工制作，留赠荣休教授。（相关图片由康正果先生协助获得授权，特表谢意）
附：专访孙康宜教授
访谈人：杨玉成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
撰写人：林小涵（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博士候选人）
原载于《明清研究通讯》第六十八期（ 2018年8月）
或许因白色恐怖时期父亲蒙冤下狱的经历，孙教授早年原是学习英美文学，以免因接触中国文史而触景生情。有趣的是，真的到美国念书之后，反而愈来愈“寻根”，从英国文学到比较文学，再转向东亚文学，最后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完成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深受导师高友工教授及历史学家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教授两位学人的影响，加上原先比较文学领域的训练，使视野更为开阔。对于明清文学研究的投入，则是孙教授到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后受余英时教授影响，进而注意到陈寅恪教授的《柳如是别传》，深感当时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 视角新颖、极具发展潜力。又思及中国传统两性关系与西方相较之下相当不同，十九世纪西方的两性关系是论战状态下的 (gender war)，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男性文人则相当推崇才女。加上有感与当时的明清文学研究经常关注戏曲、小说，相对忽略明清时期文人最看重之诗、文，由此逐渐发展为《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一书，并开始展开一系列明清文学的研究。
《孙康宜文集》的前三卷主要以较轻松的散文笔调书写，收录有关中西文学论述、文化观察、自传、性别研究、访谈等议题的著作。后两卷则用学术性较强的笔调，收录汉学研究为主轴的相关著作。但仍有极少部分未中译的文稿，以及与张充和女士相关的口述史专着未收入此次出版的文集之中。孙教授认为自己对张充和女士生平及其所传承的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的关怀，仍是出于对明清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兴趣。
孙教授谈到自己原先对性别研究并未特别感兴趣，而是在作明清时期的文学研究时，阅读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发现短短三百年间，竟出版了多达三千部的女性诗文集，因此产生研究兴趣，并训练了一批有志于明清妇女文学研究的学生。孙教授所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有关明清文学的部分，当时编辑原则之一就是要走进过去，不要局限在现在的资料中，而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研究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某个议题。例如明清时期的女性作者及其文学创作在当时受到人们重视，但到了胡适的时候，反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三百年来并无女性作家，若可以重回明清的时代背景，便可发现完全不同的结论。性别文学研究，在美国汉学界仍是一个可开拓的领域。此外，孙教授认为目前在明清研究中仍可发展的，尚有亚际文化互动 (inter-Asian cultural exchanges)：包含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包含绘画、书法、诗歌等文人文化传统。此传统从宋朝时由苏轼等文人逐渐开始发展，一直到明代更加繁荣。例如沈周是知名画家，但是他的文学面向却经常被忽略，也就是画家、书法家的诗歌应该更全面地被研究，像是前面提到的张充和，既是作家，同时也是画家、书法家、昆曲家。人们之所以经常会有某种偏见及盲点，或许是因为目前的学术分科所带来的限制，必须对既有的研究方法加以调整，进行跨学科、甚至跨地域的研究。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将整部下册用来介绍、讨论明清文学，与孙教授在对英国文学的学习、研究有关。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经常讲求回归古典（例如唐代），但是英国文学的发展史却直至十三、十四世纪方才展开，因此关注相同时期的中国明清文学，对西方读者来说有其亲切感，亦补足传统中国文学史经常忽略的部分。孙教授自己的教学经验，就十分重视明清文学，曾透过将乔叟 (Geoffrey Chaucer)、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与中国高启、李开先等中西作家相互对举，引起学生的共鸣与兴趣。与孙教授通信多年的施蛰存教授，也曾提出对中国传统中“文学退化论”的反对意见，他十分鼓励孙教授往明清文学研究发展，再加上高友工教授及牟复礼教授的勉励，孙教授在其教学生涯中发展了明清文学的研究。与此相关，《剑桥中国文学史》也刺激读者对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类问题进行反思、重新评估。传统中国文学研究忽略了明清时期，而明清研究的焦点亦经常过度集中于小说、戏曲等文类，事实上当时文人亦非常重视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从《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的编辑过程也可发现有趣之处，孙教授为每一个章节寻找相应的汉学专家学者执笔，却发现第一章关于明初到明中叶文学竟找不到适当的专家来负责，足以显示这也是明清文学研究中被忽略的时期。（后来《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的第一章是孙教授本人努力进行研究而撰写完成的。）
此部分与孙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的知识养成有关，因为比较文学基本上就是跨学科。例如孙教授早先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相关议题时，得力于所在的耶鲁大学在文学批评、性别研究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在研究新英格兰的女性之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东北，发现了姜允中女士与万国道德会的故事，发展为《道德女子典范姜允中》这篇文章。又或者在性别研究领域，从比较文学的眼光来看，会发现虽然有许多相似处，但两性的关系在中、西传统间仍存在显着差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习惯将女性视为他者，而中国则不然，例如屈原等中国男性文人喜欢用女性的声音为自己代言，因此孙教授不赞成直接将西方的文学批评套用到中国，尤其是女性文学的诠释。
与教学经验关系密切，美国的教学传统之一是“细读”(close reading)，因为希望可以带给学生不同的理解，因此事先须细腻的阅读文本，并且留心前人所未曾留意的特殊之处。在教学现场，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但经常会从学生的反馈中得到启发。一般说来，美国的汉学教学并不以理论介绍为中心，而是引领着学生穿梭在字里行间，直接阅读并对文本进行论释、讨论。在学生们“细读”中国文学文本的时候，或许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着不同的观点，经常会读出本国读者忽略或是意想不到之处。影响所及，美国汉学界论文写作也有同样要求，并且相当注重写文章的技巧，不仅要求独到的见解，更需要精当的论述，于初步提纲后，在论文中慢慢分析、提出自己的讨论、见解与结论，才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因此细读有其不能忽略的重要性，只有细读才是研究者真正的财产，可以展现自己独到的观察与见解。但同时需要注意对相关研究的掌握，方可避免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谬误。
因为孙教授专业为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她的性别研究主要在此领域中展开，目前主要聚焦于明代和清初。孙教授认为关于近代十九、二十世纪女性研究尚待开辟，而且现在许多这方面的研究，经常强调所谓的男性压迫观，或是直接套用西方的性别理论，这样的作法往往会令人觉得有些结论先行，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与思考。
孙教授在近十年间与苏源熙 (Haun Saussy)、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等人共同完成了《传统中国女性作家：诗歌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英文本的编辑、撰写工作，并展开了蕴酿已久关于中国文学中“面具”议题的进一步研究。在此过程中，孙教授注意到瞿𧙗这个作家，或许是因他小说的结构与情节太过简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但孙教授认为瞿佑的文章可能有所婉曲，例如《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中使用了大量诗歌，似在抒发诗人高启因创作而遭致杀身之祸的愤慨。原来在洪武年间高启的冤狱乃是人们私下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高启因写了一篇《郡治上梁文》（为恭贺新任的苏州知府魏观修复苏州府完工），诗中含有“龙盘虎踞”之语，而被斩腰示众。所以作为诗人的瞿𧙗以诗人的方法写这段故事。问题是，在瞿佑当年所处的政治环境中，撰写诗歌经常会因得罪心怀猜忌的洪武皇帝，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瞿佑不得不采取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孙教授又追索《剪灯新话》的刊行时间，发现此书一直到朱元璋死后才出版，因此更为肯定此书与政治有所关联。同时，孙教授提到自己的白色恐怖经历，指出《走出白色恐怖》一书之所以会这么晚才出版，除了因她忙于学术研究外，另外也考量到政治因素。在政治风气改变后，《走出白色恐怖》不仅顺利出版，并且无论在台湾或是中国都充分受到尊重，未受改易。又如孙教授虽然已经在书中尽量忠实书写自己的经历，但直到陷害孙教授父亲入狱的谷正文过世后，她才真正请求出版社将《走出白色恐怖》再版，并勇于写出谷正文的名字。可见无论古今，由于存在着政治迫害，导致作者需要戴上“面具”。
孙教授发展“面具”议题同样与她的比较文学领域的学术养成相关，在美国五零年代约瑟夫．麦卡锡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主导的恐怖政治时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即写作了《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在书中列奥·施特劳斯发现包括苏联等没有自由的国家的作品，总是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深度，这些作家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必须想出一种类似密码的方式书写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而聪明的读者也发展出相应的阅读方法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因此孙教授在“中国文学的作者问题”院士演讲中也指出阅读《红楼梦》时，亦应注意曹雪芹隐藏在文字表面下的深意。
汉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相当多元，包含文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但这个时代最不幸的是人文传统低落，在美国可明显感受到学生转向法律、医学领域发展，随着学风转为功能取向，许多关于人文学科存废的问题不断受到讨论。对此，孙教授借由自己在教学上的努力，透过“人与自然”这个主题，讨论文学的治疗功用。例如在抗战时期，陶渊明的作品成为知识分子心灵上的救赎而不断被重新阅读；又如不断受贬谪的苏轼，亦是借由阅读陶渊明的创作获得安慰。
孙教授期许新一代的文学研究者能广泛阅读，多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并且既留心看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间的关系，同时注意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此外，在理论的使用上也应该加以思考，避免一昧地套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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