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英美知识界万马齐喑的寒冬似乎已经到来？
illustration:Elena Lacey
文 | 高文斌，现于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作者投稿
两年前我应学人君的邀请写了一篇批评我的母校、美国耶鲁大学的文章(耶鲁亲历记：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我们两个人绝没有料到，这篇文章竟然爆火，以至于国内一家知名短视频平台的编辑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们录一条视频。我对当网红毫无兴趣，自然一口回绝，但我当时就感到，对于欧美知识界一些令人担忧的风气，国内知识阶层并非完全无知无觉，而这种敏锐是大大的好事。
两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大变化，形势则一泻千里越发不可收拾。如果说两年前我举的例子还多少有猎奇的色彩，集中于美国青年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行为，现在的我却早已没有了讨论这些事的心情，因为英美知识界万马齐喑的寒冬似乎已经到来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美国“教育界个人权利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简称FIRE）最近推出的一篇重磅报告。根据这篇报告，在美国高校广泛存在侵犯言论自由的现象。自2015年至今，该基金会一共统计了426起针对学者的“攻击事件”，其中有314起（74%）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根据FIRE的定义，“攻击”（targeted for sanction）指学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被调查（investigation）、降职（demotion）、噤声（censorship）、停职（suspension）甚至开除（termination）。因为FIRE是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无党派监督机构，这篇报告甫一出炉就引起了热议。就我阅览所及，包括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在内的很多知名学者都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转发。
根据统计学常识，FIRE收集到的数据应只占真实发生的侵犯言论自由事件的一部分。实际的数字一定高于426和314。但在没有更全面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姑且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在以言论自由著称的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四十名学者引言招祸，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而在2021年，仅在1月到7月七个月期间就发生了61起针对学者的攻击事件！FIRE同时指出，这些事件的主体部分是具有鲜明左翼倾向的学生对教员发动的所谓“取消”（cancel）事件。按照中国人的话说，美国很多高校已然变成了左翼思潮的“一言堂”。
在FIRE报告发布的同时，发生在美国邻国加拿大的一件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2019年，加拿大安大略省Conseil scolaire catholique学区将四千七百余本涉嫌“种族歧视”的书下架，然后将其中三十余本“出于教育目的”（dans un but éducatif）公开烧毁，并将烧书的灰用作植树的肥料。下图就是Radio Canada法文报道中披露出来的工作人员将灰倒入植树坑的图片。
不知何故，这件事经过两年才被加拿大媒体披露。在引发轩然大波后，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被迫作出回应。他自称“在个人层面”（personally）坚决反对焚书，但是拒绝对这起事件进行明确谴责。焚书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该学区发言人Lyne Cossette则只进行了浮皮潦草的道歉。Cossette承认烧书对某些人构成了“冒犯”（offensive），但是依旧坚称此举意在种族间的“和解”（reconciliation）。对于“焚书”在西方人尽皆知的恐怖含义，该发言人竟一字不提。
我下面再引用一个发生在英国的例子，以证明在英语世界针对知识人的普遍的言论审查已经发展到何种骇人听闻的程度。2019年6月，曾任教于剑桥大学的神学家Bernard Randall在英国私立中学Kent College发表了一篇布道文，其主旨是鼓励学生在多元性向问题上保持和而不同的开放态度。Randall牧师并没有对同性恋者进行任何攻击，只是指出基督教对这一敏感问题可能有不同于世俗主流的看法，而学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坦诚、友爱的交流。事发时Randall是该校的驻校牧师。更加讽刺的是，Kent College是一所美以美会（Methodist）背景的基督教学校，学生亦多为基督徒。
就是这样一篇中规中矩的演讲竟触犯了该校言论警察的忌讳，导致Randall牧师先被警告、处分，随后以“严重失职”（gross misconduct）为由被解聘。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被校方作为潜在恐怖分子举报给了英国的反恐机构Prevent。Randall随后将该校告上法庭，本应于今年六月开庭审理的案件却因校方蓄意拖延、拒不提交相关证据被再度拖到了2022年秋季。
以上描绘的英语知识界的惨淡现实，与我们华人世界又有何关系呢？根据我的观察，如今的华人知识界呈现出令人忧心的“断成两截”现状。出于复杂的现实原因，大陆知识界主流有与西方脱节的趋势，而仅存的几条流通管道则往往与国际留学行业的既得利益高度绑定。在这些管道中活跃的若干华人知识分子（此处不用“知识人”而用“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这些人已被彻底工具化，因而不具备知识“人”的资格）近几年散播了大量的误导性信息，基本上是把已具有准法西斯色彩的英美左翼话术原样照搬，致使很多向往西方的中国学生依旧认为“这边风景独好”，对种种号称推进“多元”“平等”的思潮作幼稚的字面理解，完全看不到其唯我独尊、斗争异己的残酷性。也同样是这群人，往往以自由主义捍卫者的面目示人。据我所见，尚没有太多在西方学界讨生活的国人出来纠正这种严重偏向，所以我就怀揣冒昧来做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以上所选的三个例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三个例子性质如此恶劣、是非如此分明，再善于混淆是非的人也难以辩驳。但我仍需提醒读者，英美左翼学界针对此类质疑已然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应对之术。其一般操作手法即系封锁消息渠道、淡化问题严重性、转移问题焦点的“三部曲”。
比如素以中立性著称的主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近来越发成为左翼党派与利益集团的“喉舌”，对关涉言论自由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在个别案例冲破信息封锁引起讨论后，被迫出来打圆场的左翼知识分子则往往话锋一转，指出这些问题“不是主要问题”，进而指责聚焦于此的人是“别有用心”的种族主义者或者极右派。此类极度反智的“语言污染”，亦已被我上面提到的某些华人知识分子引入到中文学界与媒体圈。而这些人恰恰是批判“一分为二看问题”与庸俗辩证法的生力军。我坚信这种严重违背学术伦理的双重标准，在将来一定会被撰写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史的史家们铭记。
保卫言论自由，是一个知识人最基本的责任。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我们都必须维护这个共同的底线。打着“进步”旗号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人们，请你们退出学界，不要继续祸害青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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