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国翔 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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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打开手机，看到昔日曾在波士顿大学随白诗朗（John H. Berthrong）教授访学的学生发来的消息，非常刺眼。原来，白诗朗教授竟然已于八月的最后一天仙去了。据我所知，他2015年自从波士顿大学退休之后，便回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安享晚年的天伦之乐。虽然我和他很久没有联系了，但这个迟到的消息还是很突然，因为白诗朗教授是1946年生人，今年不过76岁。对于他的辞世，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至少在国内的中国哲学专业圈子里，"波士顿儒家"的名字是很多人或多或少都知道的。白诗朗教授和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教授一道，正是"波士顿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白教授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士，还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任教并担任主管学术和行政的副院长达二十一年之久，更有在教会担任神职人员的经历。但他不仅研究儒学，同时也公开宣称自己对于儒学价值的认同，除了和他并称"波士顿儒家"的南乐山之外，这种情况在北美乃至全球，都是颇为罕见的。在白诗朗教授"波士顿儒家"的名号流传到中文世界之前，我已经通过他的著作知道了他。那是因为我对比较宗教学很早就有兴趣，而白教授正是北美乃至整个西方比较宗教学领域中极少关注儒学并对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一位学人。他199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便是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讨论儒学与基督教传统的《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All Under Heaven: Transforming Paradigms in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而我1996年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便开始了此书的翻译，并在2001年博士毕业之前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当时的翻译，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并未考虑出版的问题。所以此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列入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文明对话丛书"出版。因为这个缘故，我那时便和白诗朗教授建立了联系。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但不时得到他的帮助，还蒙他寄赠了一本该书的原版，使我翻译所用的底本，不必再依赖图书馆的借阅。
《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与《论创造性》
2004年8月份，我结束了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的任期之后，应杜维明教授之邀到哈佛燕京学社担任合作研究员。正是那年波士顿最美的秋天，我和白诗朗教授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他的办公室有了最初的见面。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开朗，颇为健谈。他请我去教授之家（faculty club）吃午饭的往返路上，但凡遇到熟人，都向对方介绍我这位远方来的客人。由于我的《良知学的展开》2003年已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我当时就送了他一本。他拿在手里，也是遇到熟人便向对方展示，令我不免觉得不好意思。如今听闻白诗朗教授仙逝的消息，我带着意外和沉痛的心情，找出他曾经送我的著作。睹物思人之际，我不禁也回想起来，除了《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之外，白诗朗教授其后凡有新著出版，都会送我一本。2004年10月初次见面时，他便送了1999年出版的《神圣的熟食：北美文化拼盘中的宗教认同》（The Divine Deli: Religious Identity in the North American Cultural Mosaic）。而除了此书之外，他的所有著作都和儒学有关，要么是宗教哲学的比较之作，如1998年的《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Concerning Creativity: A Comparison of Chu Hsi, Whitehead, and Neville，有陈浩中译本）；要么完全是介绍儒学的著作，如1998年的《儒家之道的转化》（Transformations of Confucian Way）和2000年与他太太Evelyn Nagai Berthrong合著的《简明儒学导论》（Confucianism: A Short Introduction）。至于他2008年最后出版的《过程的扩展：中西方哲学与神学转化的探索》（Expanding Process: Exploring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and the West）,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普天之下》、《论创造性》一道，构成了他长期关注和思考"过程、变化和转换"这一永恒哲学命题的三部曲。该书中国哲学方面除了有一章讨论列子之外，仍然以包括荀子、朱熹和陈淳在内的儒家为主。可以说，以怀特海（A. N. Whitehead）为基础的过程哲学和神学以及由朱熹、陈淳、牟宗三为主构成的儒家哲学，分别构成了白诗朗教授在中西方传统中两个最为倚重的思想资源。
如今看来，《儒家之道的转化》和《简明儒学导论》都是英语世界中能够从整体上介绍儒学思想观念和历史发展的难得之作。我们知道，对中国思想传统从先秦到现代都能够有所了解的西方学者并不多见，而白诗朗教授的这两部书，正是把儒学的基本观念和历史演变，从先秦的孔、孟、荀到当代的牟宗三、杜维明，都做了较为完整而扼要的介绍。对于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儒学来说，可谓功莫大焉。单就数量而言，白诗朗教授生前至少已经有六部专著问世。若论质量，在我看来，无论选题还是探讨的内容，《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和《过程的扩展：中西方哲学与神学转化的探索》，都是很有创造性的著作。据我所知，同一领域的同类著作，至今仍是极为罕见的。而《儒家之道的转化》和《简明儒学导论》这两部专著，虽然看似儒家思想的通论之作，但其实颇能见出白教授在整体上驾驭儒学思想和历史的功力。即便是在中文世界，要想既简明扼要地讲清楚儒学的思想宗旨，又能对儒学历史演变的大势和脉络从整体做出"批大郤，导大窾"的把握，已属不易。如果我们想到，白教授是在英语世界向另一个文化的读者介绍一种完全陌生的思想及其历史，就更应该对他的工作肃然起敬了。
白诗朗教授的六部著作
可惜的是，无论在北美还是在整个西方世界，从比较宗教哲学的角度探讨儒学，既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更是一个非常边缘的领域，从业者稀少。如果是在东亚系、历史系或广义的中国研究领域，即便未必有很多的同志，至少周围有一定数量的同事，能够了解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白教授所在的学术机构，恰恰是神学院这个即便不是最为保守也至少是有着根深蒂固的西亚一神教传统的学术领地。可想而知，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除了南乐山这位同样能够最大化欣赏儒学且认同儒学的道友之外，白教授周围那些完全从事西方宗教哲学和神学研究的同事之中，又有多少能够乃至愿意了解白教授著作的价值和意义呢？尽管有六部专著和大量的论文问世，又常期担任神学院负责学术和行政的副院长，白教授最终仍以副教授的职称退休，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缘由，恐怕不能不与此有关。这和在东亚系从事中国研究因著作的质和量不足而无法升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想到这一点，我实在不能不为白教授感到不平。不过，白教授自己对此恐怕是毫不介意而安之若素的。美国的副教授基本上已经是终身教授，完全不必担心"job security"的问题，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按照美国通行的制度，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是六年时间。六年无法升等的话，就得走人了。白教授是1988年任职波士顿大学的。如果没有在1994年升等，他便无法继续在那里任教。而白教授直到2015年才从波士顿大学退休。如此算来的话，他必定在1994年已经获得了副教授的终身聘任。而如果不是对儒学情有独钟，在1994年出版《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之后，他便完全可以不再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儒学研究的著作，也无需在我2007-2008年再访哈佛期间，专门邀请我到波士顿大学作了以"Constructing a Confucian Theology: Possibility and Methodology"为题的讲座，并请了哈佛神学院从事印度教和基督教比较研究的克鲁尼（Francis X. Clooney）教授担任评议。由此可见，白教授对儒学是真有学术兴趣和价值认同。"波士顿儒家"之称，他当之无愧。当然，儒家的认同之外，白教授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博士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联合教会工作，并成为那里从事不同信仰之间对话工作的负责人。加入波士顿大学之后，他也仍然保持着和教会的紧密关系。儒学和基督教提倡的一系列价值，在他身上融合无间，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记得2006年哈佛的一次会议间歇期间，我看到他正在翻阅狄培理（W. T. de Bary）教授近出的Nobility and Civility一书。见我对此书很有兴趣，他当即把书递给我，说"keep it. I can buy a copy again"。我当然推辞，而他坚持要送。恭敬不如从命之后，我接过书翻阅，才看到内页上不光有他自己的名字，还有中文"白诗朗"三字的印章。显然，那不仅是他自己购买的，更是他准备留藏的。这个会间的小插曲，已可见其人的慷慨大度。此外，白诗朗教授酷爱贵宾犬（poodle），他不仅自己养了一条，视为家人，并曾在其专著的致谢中提及，更是新英格兰地区和康涅狄克州贵宾犬营救组织的义工（ volunteer），曾和他的太太一道，帮助大约120条流浪犬找到了收养的归宿。无论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还是儒家"万物一体"的精神，都可以在此得到印证。
白诗朗教授钤印 Nobility and Civility
在我看来，白诗朗教授毕生的志业所在，就是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儒学的世界前景以及儒家式的基督徒或基督徒式的儒家这三个彼此密切相关的方面。他在《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中文版前言中，不仅表达了他对于儒学命运在中国本土的乐观信念，更对儒学的世界化充满信心，所谓"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认真地学习儒家思想，儒学将会从其传统的东亚故乡转移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岸，为的是发现其作为哲学全球化之一部分的新的生命。"（中文版前言，页5）对此，他自己便是一个绝佳的见证。此外，尽管他认为既是儒者又是基督徒对于儒者来说更容易做到，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还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自己的一生践履，对于后者却同样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范例。白诗朗教授毕生志业的慧识与洞见之一，就是指出了"对话"而非"对抗"对于不同族群、国家以及文明之间的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尽管宗教间的对话不能解决全球历史性冲突的所有问题，但如果我们打算去改善架构文明社会的新视野，以便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则对话必须进行。没有对话，除了新冷战再次出现和美国与其他主要工业国竞赛中加强霸权之外的种种紧张，就很难看到解决方面的任何改善。任何一种军事解决方案只能将原有问题再次席卷掩盖，却无法提供任何的承诺。与之相较，对话委实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普天之下》，页21）"我不属于那些认为西方文明正处于崩溃边缘的人。这是一种时髦但缺乏经验基础的观察。西方文明眼下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其文化的流传简直是随其所欲，其教育模式被全球复制，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技术也触及了每一个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在同其他文明打交道时富有智慧和同情的文明，但也不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对其自身成就和缺陷有着高度自我批判和敏锐自觉的文明。自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我批判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对于它所拥有的所有力量来说，西方文明如今就像其他每一种伟大文明一样，正在面对着形成中的全球文明的多元主义问题。"（《普天之下》，页22）。如今，当我们阅读这些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字时，仍然不能不感到振聋发聩以及与当下世界的紧密关联和共鸣。斯人已逝，其言犹在。有忧患之心者，三复之下，必有所获。白诗朗教授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Wisconsin）的La Crosse，于1972年和197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分别为道家哲学和宋代理学，并曾于1974-1975年攻读博士期间在台湾进修过中文。他来访中国大陆虽谈不上频繁，却也有好几次。比如，2008年秋他到北京，当时刚由波士顿返回不久的我，便请他到清华做了一场演讲，也请了中国哲学的同行和同学参加。2011年11月他再到北京，见面时送了我他的《过程的扩展：中西方哲学与神学转化的探索》。还有一次大概是2012年在海南的三亚，我们先后去那里参加一个活动，遇到之后相谈甚欢。也许正是由于早年多伦多近十年的工作和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才在波士顿大学退休之后不久，重新回到多伦多定居，终于长眠在了那里。这样看来，也许在白教授的心里，早已把华人占据相当人口比例的多伦多当成了他人生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