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华政法史四十年
（左起：李昌道、徐轶民、陈盛清、何勤华、周枏、刘学圃）
本文为何勤华教授为纪念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研究生招生40年所做的纪念文章。首发于何勤华主编《风雨不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生教育40年》（法律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风雨不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生教育40年纪念文集》（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
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有那么几点回忆，让人无法忘怀，永远回味。——作者题记
一、前史
华政法史学科，起步很早，1952年华东政法学院成立时，就有法史专业，当时开设了“国家与法权历史”和“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等课。当时的师资，除了一批南下的老干部如宋光等之外，法史科班出身的年轻人，也加盟了华政法史教研室。如从复旦大学，来了徐轶民老师；从中国人民大学，来了王召棠、叶孝信和李昌道老师，等等。
1958年，在大跃进“法律虚无主义肆虐”的浪潮中，华东政法学院第一次被撤消。华政法史学科与学校其他部门一起，被并入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里面的政治法律研究所。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政治法律所里面从事法制史研究的老师，除了个别去了市里其他部门之外，主要力量如徐轶民、王召棠、叶孝信和李昌道老师等，都回到了华政。
只是好景不长，1966年，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2年华政第二次撤消，法史学科的主体力量如徐轶民、王召棠、叶孝信和李昌道等都去了复旦大学。1979年，在粉碎“四人帮”，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华东政法学院得以第二次复校。此时，由于在“无产阶级大革命”中，法史学科的老师被撕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几个群众组织，互相争斗不已，因此，华政法史学科形成了不小的矛盾和分裂。这样，1979年从复旦回到华政的法史老师只有王召棠和徐轶民两位。
王召棠先生与徐轶民先生（50年代在华政工作时的留影）
回到华政的王、徐两位老师，立即着手筹建新的法制史教研室（由王召棠担任教研室主任，徐轶民担任教研室副主任），当时专业老师加在一起共5个人，除了王、徐两位老师之外，还有钱元凯、杨奉琨和刘德湘（除了钱元凯老师外，其他老师均已经驾鹤仙去）。至1981年，到华政法史学科申请获批国家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硕士生培养单位时，法制史教研室已经集聚了一批师资，成为当时华政最大的教研室之一。当时教研室中担任中国法制史讲授的老师增加了陈鹏生、夏永孚、章荣湘（1982年之后又分配进来了赵元信、丁凌华等），外国法制史的任课老师又增加了刘学圃、汤永明、张智仁、张寿民（1983年之后又分配进来了周伟文）等。
二、起步
1981年华政法史学科获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资格，标志着华政法史学科迅速发展的庄严起步。因为当年华政只有两个二级学科获得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法律史和国际法。而第一年招生人数，也是法史学科最多：外国法制史招生4人，中国法制史招生3人，共7人，而国际法招生只有3人。后来实际招生时，华政又增加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宪法，招生2名；另一个刑法，招生2名。由于宪法和刑法当时华政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所以他们4人的学位都是在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获取的。这样，1982年2月华政第一届硕士生入学时，14人中，一半是法史学科的，另一半是国际法、宪法、刑法等其他三个学科的。
1984年12月，我们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除了一位同学留学去了美国，一位同学被分配去了上海大学之外，其他5位同学都留在了教研室。1985年第二届法史研究生毕业，又有三位同学留校。因此，至1985年，华政法史教研室已经充实进了8位硕士研究生，师资力量一下子强大了许多。也是在这一年，华政将全校的各个学科、各个专业整合成为四个系，刑事侦察一这块，成为犯罪学系；国际法教研室，扩充为国际法系；经济法教研室，扩充为经济法系；其他法学的各个学科、专业合并组建成为法律系，人数占有学校的半壁江山，由法史学科的王召棠老师担任首届系主任。之后，时间不长，徐轶民老师担任了学校图书馆馆长。也是在这一年，陈鹏生老师出任华政副校长，分管教学和科研。这样，在1985年前后，华政法史学科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无论学科人数，还是学科的地位，都在华政占据着一个让人无法轻视的地位，法史学科的起步非常良好。
王召棠老师与刚留校工作时的何勤华老师（1984年）
三、发展
从1985至2001年，华政法史学科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期。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还是人才培养，华政法史学科都取得了诸多成就。
第一，法史学科的教学活动开始获得发展。1985年陈鹏生老师担任副校长以后，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之下，主编了一套法学教材，而《中国法制史》（陈鹏生、徐永康编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与此同时，担任1982年、1987年全国统编教材《外国法制史》副主编的徐轶民老师，于1987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邀请，担任电视大学外国法制史课的主讲老师，授课的讲稿，于该年6月汇集出版，名为《简明外国法制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在多年讲授外国法制史的基础上，在徐轶民老师的主持下，于1995年出版了由法制史教研室的外国法制史专业老师集体编撰的《外国法制史纲》（徐轶民主编，红旗出版社），这也是华政外法史专业公开出版的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教材。由于当时外国法制史的教学不受重视，所以找了许多家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最后是买了红旗出版社的一个书号，公开出版了。
徐轶民教授编著的部分《外国法制史》教材
之前，1994年，由徐永康老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在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作为华政的教材之外，还被其他兄弟院校采用。1996年，本教研室的外法史专业张寿民教授，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主编了《外国经济法制史》一书，既是一部专著，又是一部教材。该教材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评价很好，为许多学校所采纳，列为参考教材。
1997年，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在前期统编教材出版的基础上，组织出版一套新版全国统编教材。在曹建明校长的全力争取下，《外国法制史》这本教材，委托给我来主编。我在邀请全国外国法制史知名学者如王人博、方立新、郑竹君、王云霞等的同时，也让教研室的李秀清、周伟文两位老师参与其中。这本统编教材，在全国外国法制史学界同仁的支持下，至今已经出了六版，教研室的陈颐老师也加入了其中。目前正在酝酿出第七版，准备吸收本教研室的冷霞和于明两位老师。
徐轶民教授和他指导的前三届硕士研究生
第二，法史学科的科研活动也从80年代后期开始获得发展。与上述教材出版比较困难相比，科研成果的出版更加艰难，尤其是法制史这种比较小、比较偏的学科，更是如此。当时由徐轶民老师主持编写的我国第一本法制史词典，其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即《法制史词典》辛辛苦苦编写好了以后，原来的出版社反悔了。徐轶民老师不得不到处去联系其他出版社。我记得，徐老师原本每天晚上只需吃一颗安眠药，就是这本词典的难产，让徐老师每天晚上必须吃两颗才能入睡。最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这部词典拖了5年，于1989年才得以出版。
考虑到学科以及教研室现有的项目很有限，提升华政法史学科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以及让法史学科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有科研项目做（实践、锻炼）。自1997年起，我和李秀清、王立民和张寿民老师等开始了主编“世界各国法律发达史”系列丛书。1998年，《美国法律发达史》和《日本法律发达史》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英国法律发达史》出版（法律出版社）。之后，《法国法律发达》《德国法律发达史》《加拿大法律发达史》《俄罗斯法律发达史》《意大利法律发达史》《澳大利亚法律发达史》《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拉丁美洲法律发达史》和《非洲法律发达史》相继出版（均是法律出版社版）。这套丛书的作者主体，是华政法史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加上我们懂得语言主要是英语和日语，所以水平不高，比较幼稚。但因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很少，所以我们这12本发达史著作，每一本都是填补了我国外国法制史研究的空白。虽然比较简陋浅显，但学界还是给予了肯定。
第三，此时期，华政法史学科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也开始慢慢提升，在中国法制史方向，李光灿、张国华两位老师总主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996年），以及张晋藩老师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之时，均邀请陈鹏生老师担任其中各一卷的主编。外国法制史方向，继徐轶民老师长年担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之后，2000年，在湘潭大学召开的年会上，我被推选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会长。李秀清老师担任研究会副秘书长。之后，她担任了秘书长。华政成为国家一级学会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会长和秘书长单位。
陈鹏生老师与徐永康等首届中法史硕士生合影
第四，1991年以华政法史为核心成立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是陈鹏生老师，我因为协助陈老师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陈老师让我担任了首任秘书长。实际上，这个研究会是陈鹏生老师多年心血的结晶，为了筹建这个研究会，陈老师做了长期的准备，来往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聘请专家、筹措经费。1997年之后，由徐永康老师接替我担任秘书长。再之后，陈鹏生老师将会长这个接力棒也传给了徐永康老师，现在又由徐老师传给了龚汝富老师。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第五，更加令人振奋的是，2000年，华政法史学科继华政国际法学科于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也获得了这一授权。从2001年开始，正式开始招生华政法史学科博士生。教研室老师中，第一届进来读博的有李秀清老师、陈灵海老师，第二届读博的有周伟文、龚汝富、陈颐和洪佳期四位老师，第三届是苏彦新老师和高珣老师，第四届是冷霞老师和王沛老师。
王立民教授与首届博士生研究生课后合影
第六，虽然是学术之外，但对法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的是，1999年在学校领导班子换届时，我们法律史教研室有三位老师进了领导班子。即我出任校长，王立民老师和郝铁川老师担任副校长。说这件事，没有任何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地方，而是说明，世界上的事情有着许许多多偶然性和不确定的因素。这一因素，对华政法史学科的发展所带来的助力，即使很大，也完全是偶然的，是无法复制的，不能成为经验。学科的发展，学术的进步，还是要靠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著书立说的艰苦劳动。
四、攀登
2001年至今，是华政法史学科持续攀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科做了许多事情，不仅为华政，也为全国的法律教育和研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一，适应中外法史课程教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许多种法史教材。中法史有陈鹏生老师主编的，有王立民老师主编的，也有徐永康和丁凌华老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艰难与希望--中国法律制度史讲课实录》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外法史有我主编的多种《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李秀清老师主编的《外国法制史》教材，还有我和李秀清老师合作主编的《外国民商法导论》等。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华政自己的教学需要，也支援了其他兄弟院校。
第二，在教学方面，2003年，华政外国法制史课程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之后，中国法制史课程也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6年，华政法史教学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团队。外国法制史课程被评为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王立民老师继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之后，2003年被评为首届“上海高校教学名师”。2009年，我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之前，2007年，华政法史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这是除中国政法大学法史学科之外，第二个获得此项殊荣的法史学科。
第三，法史学科的科研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专著方面，有丁凌华的《中国丧服制度史》，徐永康的《法典之王--〈唐律疏议〉与中国文化》，王立民的《上海法制史》《唐律新探》《古代东方法研究》《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我的《西方法学史》《中国法学史》（三卷本）《律学考》，李秀清的《日耳曼法研究》《中法西绎》，龚汝富的《明清讼学研究》，陈颐的《立法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洪佳期的《上海会审公廨审判研究》，苏彦新的《近代欧洲国家私法的历史基础》，王沛的《黄老“法”理论源流考》《刑书与道术：大变局下的早期中国法》，冷霞的《英国早期衡平法概论》，屈文生的《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于明的《司法治国——英国法庭的政治史》，以及高珣的《隋朝法制与统一秩序研究》，胡骏的《古希腊民商事立法研究》《古希腊刑事立法研究》等古希腊法研究，王捷的包山楚简研究，姚远的近代中国租界法制研究等等。
在丛书的出版方面，我们推出了《20世纪比较法学》《民法的起源》《普通法令状制度研究》等“法学文库”（商务印书馆），《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法律文化史研究》（均为多卷本，商务印书馆），《西方宪法史》《西方商法史》《西方刑法史》等“西方法制史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名词的起源》等“外国法与比较法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社会与思想：对传统法律文化背景的考察》《中国传统清官文化研究》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唐代刑部研究》《论英国警察权的变迁》《教会法原理》等“比较法文丛”（法律出版社），《英美物权法：一个体系的发现》《所谓宪政：清末民初立宪理路论集》等“法律·社会·历史文丛”（上海人民出版社），《法律文明的起源》《宗教法》《中华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法律文明史”系列（商务印书馆），“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中国法律史研究丛书”和“地方法律史研究丛书”（均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全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华法学家访谈录》（台湾元照出版），等等。
《法律文明史》（十六卷本）部分书影
在传世文献整理、点校方面，我们推出了《驳案汇编》《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均为法律出版社），“中国近代法学译丛”（已经点校出版5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11卷，商务印书馆），《大清新法令》（全11卷，商务印书馆），“民国法学论文精萃”（全6卷，法律出版社），《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全11卷，商务印书馆），“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四大系列：《朝阳大学讲义》和《京师法律学堂讲义》，《法国六法全书》等法律大全系列，以及《法律大辞典》等法律辞书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罗马法》《国际法发达史》《罗马法与现代》等“华东政法学院珍藏民国法律名著丛书”（中国方正出版社），等等。
“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37卷本）部分书影
在翻译国外法学名著方面，华政法史学科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以“世界法学名著译丛”的名义，翻译出版了柏拉图的《法律篇》，威格摩尔的《世界法系概览》，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梅特兰等的《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约翰·麦克唐纳和爱德华·曼逊的《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梅因的《早期法律与习俗》，等等。此外，苏彦新老师的系列翻译作品《美国法律史》《比较法：法院和书院》《比较法理论与方法概论》，以及屈文生、李明倩和于霄三位老师的系列翻译作品，也都在这一时期出版。
在国家项目方面，除了我在2011年申请到了华政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屈文生老师于2018年申请到了我们学科第二个国家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文本翻译、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之外，在2019-2020年两年，法史学科（法律史教研室）又一下子申请到了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即王沛的“甲、金、简牍法制史料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王立民的“中国租界法制文献整理与研究”，和我的“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问题研究”。由于这几个国家级重大项目的获取，华政法史学科的学术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开题论证会（2012年3月）
第四，法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这一时期也是比较顺利。从2001年以后，法史学科在中国法制史专业，先后留了陈灵海、洪佳期、高珣、王沛、王捷、姚远、邬勖，引进了龚汝富、茆巍、马慧玥、陈迪、邱唐、史志强。外国法制史方面，留了陈颐、冷霞、屈文生、王海军、于霄、王静，引进了苏彦新、于明、王婧、胡骏、魏敏、张长绵、李倩等。虽然期间也离开了几位老师，但主体力量都坚守住了自己的学科阵地。经过20余年的锻炼，现在学科的基本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了，不仅在华政的教学、科研及学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国也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更加喜人的是，华政法史学科在出了两名“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何勤华、李秀清）和一名“青年长江学者”（屈文生）的基础上，2021年，李秀清和王沛两位老师，双双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长江学者”的荣誉称号，这既是他们自身努力的结果，也是学界对他们学术和人品的认可，也是华政法史学科为学校发展做出的贡献。
何勤华、沈国明、李秀清教授在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仪式上的合影（2011年）
第五，华政法史学科的研究机构得到了发展。一是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简称“古籍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是由司法部批准设立的校级研究机构（华政这样的研究机构当时只有两个，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古籍所专业隶属法律史学科，行政领导和成员，除法律史老师外，还有基础部语文教研室的老师。华政古籍所成立以后，成果斐然。历任领导有曹漫之、王召棠、辛子牛、陈重业、张伯元等。现任所长是王沛老师。
二是法律史研究中心，它是华政法史学科的核心研究机构，成立于2004年。下面包括法律史教研室，以及近代法律文献研究所、港澳台法研究所、法律与历史研究所、英美法研究所、民间档案整理研究所等。华政法史学科成员全部都是法律史研究中心成员。中心成立时由我担任主任，现任主任由李秀清老师担任。中心编辑出版有《法律史研究》《外国法制史研究》等刊物。
王召棠、陈鹏生、何勤华教授在法律史研究生招生30周年庆典上合影（2011年9月）
三是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成立于2014年，是实体（即有编制）的机构，当时是配合华政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而设置（何勤华任院长，龚汝富、陈颐任副院长，胡骏任秘书长）。研究院除了出版丛书之外，还出版了院刊《法律文明史研究》（已经出版了三辑，科学出版社）。之前，以法律史学科为依托设立的“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在2007年12月获批成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2年6月，华政争取到了第一个国家级研究基地“涉外法治研究院”，由国际法学院和法史学科联合一起建设，有人员编制，有办公用房，有固定经费。我想，这应该是法史学科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
第六，华政法史学科在学界的影响。在中国法制史专业，我们担任了几届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执行会长，也是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和秘书长单位。在外国法制史方面，我们是全国法制史研究会的会长和秘书长单位。除了我是会长之外，李秀清和苏彦新两位老师同时也担任了该研究会的副会长。李秀清老师还是中国比较法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全国外国法制研究会还编辑出版年刊《外国法制史研究》（从2022年起，每年出版二卷）。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三十四届年会（2021年12月上海主会场合影）
五、展望
华政法史学科的40年，是一个艰苦奋斗、不断努力、勤奋攀登的40年。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有些是非常偶然、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如一个教研室同时出了三个校领导、一个学科几乎同时（三年）上了四个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教研室同一年上了两个长江学者，估计这种情况不仅法律史学科（教研室）今后不会重复，华政不会重复，全国任何一所大学的教研室也不可能重复。但这些辉煌只代表过去，不表示未来。
回顾这40年华政法史学科成长的历程，既表明了世界上任何成功都是需要努力，才能做出来，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躺平，只能靠自己的努力；除了勤奋刻苦，我们没有其他进步的路途；同时也想表明，只要找准方向、抓住机会，经常研判形势，分析学界动向，加上做好、做足学术积累和学术准备，我们还是会有许多机会，来一个爆发式的进步。我们所要克服的，是自己急躁浮动的心态；需要战胜的，是自己“耐不住寂寞”这个敌人。
至于华政法史学科的展望，她的愿景，我想可以这样表述：对于中国法制史专业而言，应该是以朝代为小单位，配置教学和科研力量，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民国、新中国，最好每一个朝代能有2名老师，至少应当有1名老师；对于外国法制史专业而言，是按照国别，英、美、法、德、日、俄、意、西、葡、阿拉伯、亚非拉其他地区，前面5个大国可以每一个国家配置2名，后面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配置1名。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还需要相应课程的配置，但可以成为追求的目标。而且这种配置只有我们几所政法大学才可能实现，因为其他大学的法学院受编制影响，即使985、211的大学，也没有这么多编制，做如此设计和安排。
2014年华政法律史学科成员合影
以上想法，可能只是一种梦想吧！但如果连想法都没有，怎么还会有行动呢？
最后，我想以《法律文明的起源》一书后记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
我们渴望完美，但世界上并无完美；
假如没有遗憾，世界或许将停止发展。
2022年7月1日
于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文明史研究院
即将截止：浙江大学「生命哲学」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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