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欲采蘋花需自由——北大哲学系110周年系庆忆往与感怀

文 | 彭国翔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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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系庆宣传组的邀稿邮件，我方才意识到，从1912年始建迄今，北大哲学系已经有110周年的历史了。

我1995年到2001年在北大哲学系硕士和博士的求学时期一共六年。2011年初至2013年底的三年时间，虽然我的工作是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当时人事关系的归口是在哲学系，也参与过哲学系的一些活动并给哲学系的学生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所以，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总共有九年的时间。

无论是初入北大时哲学系所在的心理楼，还是后来哲学系迁入的静园四院，都曾经与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相伴。至于说北大的图书馆内和未名湖畔，就更是当年我最常驻足和流连忘返的所在了。如果慢慢和细细回想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的记忆涌上心头。但可惜交稿有时限，很难让我对往昔的“峥嵘岁月”从容回忆。

根据邀稿的邮件，系庆文章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1.您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工作期间的学习、工作、生活往事，难以忘怀的校园情结和师生情谊等；2.您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的人生轨迹，包括重要的人生转折、重大的学术成就、研究成果等；3.您的人生感悟、对青年学生的经验分享、对北京大学哲学系未来的畅想与建议等。”这三个方面之中，前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所涉甚广，一一道来的话，难免欲罢不能。也许等到下次120周年系庆之际，时间允许的话，再让我仔细回忆当年哲学系的点点滴滴。目前，我只能根据当下的意识所及，略述六年求学期间的若干往事，尤其是聊表个人最为强烈的一点感受，以此作为我个人对哲学系110周年的庆祝。

我在其它一些地方曾经提到，我1992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读研究生。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只把读书当成爱好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与自己的就业关联起来。但当我发现离开校园几乎很难继续过自由自在的读书生活时，特别是大学四年级一学期的基层政府实习经验，以及大学毕业后差不多两年在南方的社会历练，使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材料时，我决定到北大读研究生，便已经是一种“存在的抉择”（existential choice）了。也就是说，我那时已经认定了自己将来的道路，不再像一些硕士研究生同学那样在毕业之前还在纠结是继续读博士还是考公务员。

正因为我早已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六年硕、博期间，我完全心无旁骛，可以说继续了我在南京大学本科生时沉浸于读书思考的生活方式。所不同者，我在南大本科的专业是政治学，尽管大一之后政治学几乎成了名义上的专业，因为我的时间精力几乎都放到了哲学、历史的方面，但毕竟政治学专业的课程必须修习，相关的文献也还是要阅读，这方面的内容，总还是要占去一定的时间。而到了北大，我的兴趣终于和我的专业合二为一，再也不必受到其它方面的牵扯。于是我的日常阅读和思考，乃至日常生活，几乎达到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地步。

记得有一次，我因四人一间的研究生宿舍过于嘈杂，便骑自行车到未名湖，把车子放在一旁，静立湖畔，思索那段时间一直沉浸其中的“圆善”（das höchste Gute）的问题，结果偶遇一位经管学院的友人（之前在南方结识，也是南大校友，我去北大考研时，这位友人将其宿舍的床位慷慨让给我），竟被误以为我是在那里“人约黄昏后”。其实，那种情况对我是常有的事，友人大概平时较少漫步未名湖畔的雅兴，所以很少与我在那里碰面而已。

我之所以在北大能够完全投身于自己读书思考的生活，除了专业和兴趣合二为一、不必分心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该说在于当时北大哲学系的氛围和风气。记得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阶段，必修的课程并不多。上课的老师无论各自的专长和造诣如何，对学生都很宽容。比如说，有的课我觉得讲得不够深入，就未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课堂上时有偷偷阅读其它读物之举，但任课老师也不以为意。回想起来，这一点就很是难得。

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都有一种“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智慧，即对世间万物不加过多的约束，让所有的存在都自适其性地成长。当时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们，至少我上过课的，好像大都懂得并能够体现这种智慧。王龙溪的文集中有一句话叫“循其性之所近，而勉其智之所及”，我当时看到，便留下深刻印象。而那些我曾上过课的老师们，虽然未必知道这句话，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学生们，似乎都能以这句话的精神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如今看来，较之那种强加灌输、必欲人亦步亦趋甚至奉为金科玉律的做法，真是不知高明到哪里去。

北大静园四院

我那时上过课的老师们都很恬淡，既不会整日奔竞于课题、项目以及营造对于课题和项目来说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也不会整日在社会上头出头没，沉迷于演艺所得的虚荣和实惠。尽管这也是当时的环境尚不如今日使然，但老师们自身的精神气质，也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所谓“身教胜于言传”，无形之中，老师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恬淡，对于学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那种恬淡，对自己来说是不庸俗市侩；对别人而言，就是懂得“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智慧。

所谓“不禁其性，不塞其源”，并不是只有消极的一面。除了给别人以充分的生长空间，不对别人颐指气使、横加干涉之外，这种智慧还有“玉汝于成”的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让你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让你的特点得到充分的彰显。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无论哲学系的老师们还是相关的制度，都倾向于帮助学生的成长。

记得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一位台湾来访哲学系的同学告诉我，台湾方面有一个项目同样也支持大陆的研究生访台，尤其是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生。这位同学鼓励我尝试申请，结果成功了。不过，台湾方面虽然申请通过，很多相关的手续是要在北大这边办理的。首先要通过的，就是哲学系这一关。从导师到教研室主任再到系行政，一路过来，我如今已经记不得中间的过程，只记得整个过程都很顺利。显然，涉及此事的各位老师，包括行政工作人员，都很支持，否则是不会那么顺利的。而那一次的访台经验，无论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还是进一步增广见闻、拓宽视野，甚至后来整个的学术生涯，都极有帮助。而这一件事，可以说正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所具有的那种“玉汝于成”的风气的体现。

在写这篇文章而思绪回到当年的北大哲学系时，我突然意识到，“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用现代的话语来说，不就是赋予充分的自由、给予充分的包容这个意思吗？而“自由”与“包容”，恰好也正是当初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所立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我在北大哲学系六年求学期间所充分享受到的自由，可以说是北大哲学系当初给予我的最大馈赠。而在我看来，这一自由的传统，包括理念和实践，可以视为北大哲学系乃至整个北大最为宝贵的财富。

自从2001年博士毕业以来，我先后在社科院、清华、北大和浙大工作和任教。二十多年期间，我也在欧美、港台以及东南亚的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有或长或短总计六载有余的客座或访学经历。总的来说，为时既已不短，所居也早已五湖四海。为什么自己能够不断得以阅读古今中外各种书籍，在此基础上笔耕不辍，发表了为数不算少的著作，也因之得到了海内外学界不同形式的肯定呢？如今想来，最大的前提和保障，恐怕就是“不禁其性，不塞其源”这一“自由”的因素了。

所谓“自由”，就是你所在的环境能够让你最大化地自主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尽可能不受外界的干涉和压迫；你周围的人也最大化地和你处在“相忘于江湖”的状态。其实，“自由”也就是“由自”，即让世间的人和物都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长和方向，不受外力的左右和控制。北宋程明道诗中“万物静观皆自得”一句，便是这种状态的最佳写照。当然，明道此句之后，还有“四时佳兴与人同”一句。这就说明，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状态下阅读、思考和写作，与同时具备学术共同体的自觉和实践，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曾在“积薪与传薪——《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二十周年志庆与感怀”一文中，回忆和描述了当时有志于学术的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和友情。进入学界之后，我虽然不喜无聊的社交，尤其对那种处心积虑经营人际关系以谋求现实利益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和海内外若干志同道合的学人之间，却长期保持着如水般清澈而长流的交谊。

在我看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万物静观皆自得”和“四时佳兴与人同”同时获得保障。只有万物自得，每一个体之间既不强人从己，也不屈己从人，万物之间也才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同”，只能是“和而不同”的“同”，否则的话，千篇一律、铁板一块，又能有何“佳兴”可言呢？

由此可见，“自由”二字是多么的重要！北大校训当年首标这两个字，足见当初以此为训的北大先贤们，同样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这一点，在我如今回忆当年北大哲学系的六年光阴时，可以说是油然而生、沛然莫之能御的最大感受。

虽然无法在此细述自己北大哲学系就读期间的往事、难忘的校园情结和师生情谊，也无法细述自己离开北大哲学系之后的人生履历和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过，如果要我在哲学系110周年的系庆之际，略表自己的人生感悟、愿与青年学子分享的经验以及对北大哲学系未来的畅想与建议，根据以上我匆匆回顾过往而生的最大感触，我想说的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北大的先贤们在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之际对于古今中外历代圣哲智慧的提炼和总结。只有护持和发扬“自由”的传统，让“自由”的氛围和风气始终洋溢，北大哲学系才能够“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断为北大这一光环注入光源，而不是只能产出那些光环照耀之下“借光”的反光板。一句话，北大的年轻学子们要有真正英雄豪杰的气概，要以自己切实的成就让北大因你们而骄傲。这一点如果不只是美好的愿望，而能够不断地实现，不能不以护持和发扬北大“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自由传统为前提。

柳宗元有“欲采蘋花不自由”的诗句。如果我们不妨将“采蘋花”比作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取得各种成果的行为，那么，我如今“忆往昔”而生的最为强烈的感触，借用柳宗元的诗句而改易其言的话，可以说是“欲采蘋花需自由”。我相信，不单单是北大以及北大的学人和学子如此。所有的大学，没有“自由”的加持，都不会是大学应有的样子。推而广之，不单单是大学，任何团体、组织、机构乃至整个社会，也都只有在“自由”的加持之下，在“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氛围之中，才能生机勃勃、充满创造性。

谨以此庆祝北大哲学系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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