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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苦

起点人文plus 2021-12-31 16:28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维舟 Author 维舟

原创:维舟
来源:维舟
文章已获授权


12月21日,西安抗疫誓师
12月23日,西安封城

西安封城已整整一周,很多人说,从没见过如此安静的西安城。然而,在这无声无息的平静之下,是许多难以发出的声音。


对无数普通人来说,封城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断,由此进入一种“极限生存模式”。就像这两年来在很多城市曾反复出现过的那样,在西安也催生出了不少悲喜剧。最新的梗,是逃离西安疫情检查的“铁人三项”。


在封城前夜的20时许,有一位白某某从西安莲湖区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连夜返回老家淳化县。在近日西安夜间最低温零下5度左右的气温下,他夜半骑行了8个小时,约85公里,全是上坡路,于次日6时许抵达石桥谷口疫情防控点附近,为躲避疫情检测,把自行车丢弃在路边后,绕道进入淳化县境内,结果没能过关,最后被处以200元罚款。


另一位后来被称为“游泳哥”的李某某,也是在封城前夕连夜返回周至县老家,在途径渭河大桥时,由于桥口被封,他竟然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强渡渭河。最后体力不支,不得已求救,救援人员才得知他还有这样的返乡计划。


最令人惊叹的是一位31岁的西安籍男子,为躲避疫情防控,竟步行八天八夜100多公里穿越秦岭。此人本职是健身房销售,在广州工作两年后回乡,12月16日凌晨抵达咸阳机场后,担心从外地回来会被隔离,在咸阳买了棉袄和生活用品后,一路向南步行,沿途躲避村镇疫情监测卡点检查。12月24日,在进入宁陕县广货街镇蒿沟村境内时,被村民发现后报警,最终被控制隔离。


西安“步行哥”的行程示意图

全程超过100公里


虽然媒体报道中不无揶揄嘲讽,感叹真是“陕西愣娃”,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微博上有一条高赞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众生皆苦。留在西安舍不得花钱,再说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了,在外务工无非就是想省点钱罢了。”


那位步行哥据说家在安康农村,从地图行程来判断,他至少还得6天才能回老家。秦岭山区的冬天,天气变化莫测,前几天还下过雪,徒步可想有多艰苦,然而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想过,即便冒死穿越秦岭,也比留在西安要好。


西安这次没有包密接人群的隔离费用(在官方说法中,如果密切接触人员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集中隔离的,产生的隔离费用由政府承担。编者注。),住宿每天278元起,餐费80元/天,14天隔离费用至少5000元——网上有人吐槽4760元,大抵吻合。对于无数在城里打工的普通人来说,生计艰难,大几千的隔离费用,相当于半年存下的收入灰飞烟灭。这样算下来,徒步14天就能省下半年收入,还是值得的。


对这些来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封城之下,西安店铺关门闭户,打工的小老百姓手停口停,留在这里变成了只赔不赚,何况生活开支还势必随之上涨。网上有人看到这新闻后就说:“我姐就在西安,这几天西安的菜价高得离谱,而且买不到,你再住个酒店,还要不要生活下去了?是我我也跑路。”


《西安晚报》12月29日


确实,留在西安城里的,日子也不容易。昨天,《西安晚报》用两个整版突出报道“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强调“西安连夜行动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畅通生活物资保障的‘最后100米’”,要“把米面油菜送到群众家门口”。但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官媒如此高度重视,“看来问题有点严重啊”。


西安人其实已经很能忍了,肯定期望能尽快实现“动态清零”,也清楚本地大冬天的物资原本就不算丰富,防疫之下也难免出现内外部物流不畅,但问题是,类似的戏码已经在不同城市上演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早应当吸取教训了,而轮到西安时,自己仍然要在家里挨饿。


当下发生在西安的一幕,最接近的就是年初吉林通化市民生活所曾经历过的那种困窘。我当时曾在《通化的休克实验》中说过:

通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危机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计划经济,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诟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年的体系,如果能运转,也不失为一个应对的选择。通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在市场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给制这样最严格的计划经济,连计划也玩不起来了。


西安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除了城市规模大了二三十倍之外,另一点或许就是它更严格地禁止市民自力救济。豆瓣上的“赫拉克利戴”昨天谈到西安的生活:

社区一个做批发的大姐想办法搞到生活物资,在社区打点门卫面包等物后开始卖货,今天还是被东区投诉了,因为东区说没给他们供应,以聚众卖菜为由投诉到社区了。我路过的时候,大姐大哭不已,说明天不卖了。我赶快又买了点冷冻食物。怎么说呢?五味杂陈。

“聚众卖菜”的罪名,也算得新鲜;但管控这么严,也并不意味着阻止任何人群聚集,有人和说吐槽说,小区里确诊好多了,还在每天聚众核酸检测。她都吃方便面十来天了,小区里有密接发热5天没人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都是把门一封,啥也买不到,也没人说该咋办。


有人苦中作乐,黑色幽默说,小区里都已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了,例如半瓶醋换几个鸡蛋。有市民在群里发了一句“能不能用老公换两包泡面”,立刻就被踢出群了。


西安人这些年不仅肚子挨饿,而且还有满肚子苦水无处诉说。有人跟我说,西安人这些天都不敢说话,稍有抱怨,“就会被朋友圈里的正能量骂死”,“不过也觉得怪可笑的,微博上骂的、朋友圈骂的,好多都是之前地铁事件中护西安和去年骂武汉的,事情如今到了自己身上,竟也有种天道好轮回的感觉”。



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疫情管控和演练,西安人事到临头仍然要饿肚子?当然,一座1400万人的城市要在一夜之间达到这种级别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原本就绝对是不轻松的一件事,任你再怎么拍胸脯、下死力,有些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正因此,一个组织的现代化方向,不可避免地要沿着两个维度进化:缩小管理范围,同时提升专业化能力。简言之,就是改变“大包大揽”,懂得“有所不为”,管好自己能管的事,并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管。


很多目标看起来很清晰,但就算出发点是好的,在执行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无数意外,导致各种事故。这倒不是它“不想做到”,而是“想做也做不到”。


哪怕事实上堆满了充裕的物资,但要将所有这些配送到家家户户,这仍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加上这其中各道程序的管控措施,就算最终确实配送到户了,那家人也有可能已经饿晕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350元一份的大白菜,这就是市场机制在被人为废除之后的反击:因为正常的需求仍然存在,而配送机制又不完善,那这就会势必会有人愿意出高价来获得稀缺物资。实际上,历史上每一座遭受围困的城市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快饿死的时候,甚至会有人愿意拿黄金来换一个馒头。



包揽自己事实上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势必是吃力不讨好的,这又难免引发了那个老话题:西安的城市管理能力。有人不满地说:“真的很无语,一架航班能全城关这么久。管理极其落后死板,沿海城市每天都会有病例,人家也没这样吧?”


确切地说,从这次封城来看,西安的城市管理长于“管人”而短于“管事”。也就是说,将资源倾注于对人的管控,但却不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如果后者引发了抱怨不满,但只要“人”能管住,那就仍然没事,因为管理一个社会,说到底确实就是如何“管人”。


传统政治一贯都更注重“管人”,因为只有人才是社会的根本,而具体事务的细节大抵是底层技术官僚才关心了解的事。对人的垂直化管理越是严格,底下人就越是只敢听从而不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其结果是固然看上去纪律严明,但代价则是牺牲了活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西安重“管人”而轻“管事”,乍看被视为“内陆/沿海城市”的分别,但往里一层来看,其实是城市管理上是否充分放权、赋权给前端执行者的问题


疫情不管多苦,我相信它总会过去,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才是更难的。这一构造所压抑的,我担心并不只是几句牢骚而已,还很可能是长远的文化创造力和自发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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