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两个方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前些天发了一篇资料性的《四天工作制的利与弊》，前天在有评论功能的《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上转发了一下，结果引起热烈讨论。

其实，在那篇文章一开头我就说了：之所以发这篇东西，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四天工作制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选项。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力的被替代是早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四天工作制的利弊有所了解，对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总会有一些参考意义。

果不其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的质疑。下面是一些网友的发言，其实类似的看法还有不少，因为留言有数量的限制，一些重复性的我就没有精选出来：

这个太超前了，我们完全不必操心。

朝九晚五都做不到，还妄想四天。

在996的地方，讲这太奢侈了。

在很多人还每周工作六天甚至七天的社会里，讲四天工作制有点太遥远。

看了这些留言，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些留言当然讲的都是现实，这些留言者也都是有感而发的。但在这当中，有一个逻辑弄错了，即四天工作制与996的关系是什么？

这里的实质性问题是工作分配。顺便说一句，我们通常都是讲收入的分配，财富的分配，但很少讲工作的分配。工作分配是机会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工作的分配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工作的分配直接决定着收入的分配，间接决定着财富的分配（不要一说分配就敏感，分配不一定是由权力来实施的，收入分配就是主要由市场实施的）。

打个比方。假如说我们社会中，每周需要一亿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怎么对这个工作时间进行分配？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疲于奔命的996式，即每人每周工作6天72小时。按这个方案，共需要190万人来工作。另一种是四天工作制，每天8小时，即每人每周工作32小时，那就需要313万人来工作。即增加了123万人的就业。

因此，从逻辑上说，缩短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有利于更多人获得工作机会，也就是可以增加就业。当然我同意一些网友说的，现在说这个还有点奢侈，现在首先要解决五天40小时的问题。

以上是就逻辑说的，在现实中呢？我们再来看看两位在国外的网友的说法：

我在澳洲。大部分员工已经4天工作制度，不是统一同时休3天，而是轮排，而且上4天班的每天要提前半小时到公司。老板能省少许薪资，员工也开心，实际干的活照样按时完成了。有员工不想4天工作制的，照样5天的也有几个。还有个部门，特殊，不能4天制，天天打卡。老外也有勤快的，有同事一周55小时，超过38小时的算1.5倍时薪，周六加班算双倍时薪。

我在美国，家里孩子都是一周去单位两次，还有两三天在家办公……

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对四天工作制的僵硬看法，以为四天工作制就是四天工作，三天停产。实际上，从国外的情况看，由于疫情期间线上办公的影响，人们正在探索灵活的工作方式。

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这是又给体制内的人出了个好点子，所以体制内人会赞同的。这句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种想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中企业和行政事业机关的工作制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实行四天工作制，可能的结果是，行政事业单位不折不扣地实行了，而企业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所以，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还是有点不同的想法。

目前我国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过于臃肿是一个人们公认的事实。在地方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仅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都已经在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裁员消肿已经势在必行。但大家都知道，裁减人员这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一部分人缩短上班时间，或实行弹性工作制，同时，工资也相应减少，说不定也是一种办法。

下面再回过头来说说前面关于工作分配的两种方案。

其实，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将来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从现实来说，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从未来看，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大量替代不可避免。在这情况下，是实行哪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一部分人996甚至896式的超负荷工作，另外的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方案是，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工作机会。我倾向于后一种方案。

对此，人们可能会有两种质疑或担忧。

会不会影响工作单位的效率？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工作单位的层面来看，关键是具体安排的问题，对此，国外已经有许多尝试。但这个问题还不能仅仅从工作单位的层面来看。就整个社会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分裂为一部分人苦于奔命地工作，另一部分人则为失业而发愁，这个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就业者处于整天疲于奔命的状态，连正常的基本生活都没有，不想结婚，不想生育，甚至连正常的消费都没有，而作为另一部分的失业者，或为生计所焦虑，或只能靠低保为生，你就是卖力地生产出再多的产品，谁来消费？经济如何运转？

就整个社会而言，你说哪个更有效率？

另外的一个质疑是，工作的分配不是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吗？其实，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关乎整个国民福祉和基本正义的问题上，市场的自然决定是不够的。否则就不会有对使用童工的禁止，就不会有五天工作制的确立，就不会有对加班的法律规范，就不会有一些国家对商店营业时间的限制。

最后再强调一句，尽管四天工作制还不是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能够引起我们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从而扩展我们解决眼前问题的思路。毕竟工作不是目的，生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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