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 1950-），意大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其对生命政治（biopolitica）的研究著名，现任教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Scuola Normale Superiore）。著有《非政治的范畴》（Categorie dell'impolitico）、《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Immunitas. Protezione e negazione della vita）和《活着的思想：意大利哲学的起源与现状》（Pensiero vivente. Origine e attualità della filosofia italiana）等作品。本文是其于2020年2月28日意大利SARS-CoV-2疫情期间在《共和报》（La Repubblica）上刊登的评论《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I partiti e il virus: la biopolitica al potere）。
当人们刚开始谈论“生命政治（biopolitica）”的时候，这个新概念仍面临着不少怀疑。之前，这个想法似乎很难在现实中得到确证，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最后变得让人难以忽略。从生物技术开始修改本来被认为只能自然发生的变化，到自杀式恐怖袭击，再到大量的地缘政治后果，种种事件将生物生命（vita biologica）和政治介入之间的直接关系带到了顶点。其中，有三种变化过程至关重要。首先，政治的对象从单独的个体转移到了特定的人口区块。各种疾病预防措施（pratica profilattica）涉及到的是所有人口群组，在保护它们的同时又让彼此之间保持距离。人们有感染病毒的风险，同时也是病毒的可能携带者。很长时间以来，新型生命政治体制的特征就表现为免疫反应（immunità），而上述预防措施也是其真正成果之一。当今的“社会身体（corpo sociale）”已经暴露在了普遍化的感染进程中，此时各方所惧怕的，比起病症（male）本身，更是病症的失控传播。另一方面，当代世界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完整边界，全球化无疑加剧了这种担忧。于是，国家主权派（partito sovranista）对移民的强烈排斥并不是旧国家主义（nazionalismo）的延续，而更应该放在“免疫学”的语境下解读。生命政治动态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变化，是政治医学化（medicalizzazione dellapolitica）和医学政治化（politicizzazione dellamedicina）的双重过程。同样在这里，这一转变能追溯到社会医学（medicina sociale）的诞生。但是其加速进程似乎已经迈过了警戒线。一方面，政治淡化了意识形态坐标。面对各种真实与想象中的危险，伴随着常常是由自己生产出的恐惧，政治开始强调自己的保护性特征。另一方面，尽管医学实践依然享有科学的独立性，但又不可能完全忽略自身运作的语境与条件，例如采取相关措施会带来的种种经济与政治后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对于新冠病毒的性质与可能带来的影响，最优秀的意大利病毒学家之间也存在惊人的意见分歧。政治与生物生命接合的第三个症状或许最令人不安：一般的民主程序开始向带有突发事态性质的机制偏移。宣布紧急情况的法令也有很长的历史。其基础观念是：在情况十分危及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必需状态，并非立法者的意愿。举例来说，如果地震摧毁了一片领土，此时实施的突发状态（stato di urgenza）很可能会滑向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问题在于两种权力之间的制衡。这种推向例外状态的动力越来越令人不安，因为它开始将民主国家的政治程序与中国这类威权国家的政治程序同质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领域，得益于自身的权力类型，威权国家永远要比民主国家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