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都市经济圈制度竞争力比较
大多数学者认为，相比较长三角、珠三角两个都市经济圈而言，京津塘都市经济圈具有较强的聚集竞争力。当然这种较强的聚集竞争力，并非仅仅来自大都市自身所特有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来自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先天的、独一无二的凝聚力。因为从京津塘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处处体现了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都城的集中效应。如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是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可以说，京津塘都市经济圈特有的政治文化角色和作用，是其它大都市经济圈所无法相比拟的。
相比较而言，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经济圈，区位竞争力最高。这一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更多得益于其自身的工商业的发展。整体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完备的城市体系、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的加工制造业和纺织业都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基础，也是该地区传统的产业强项。当然，长三角都市经济圈既是计划经济的受惠者，又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尽管比珠三角都市经济圈起步晚，但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并且显示出了大上海的文化底蕴和“贵族气息”。
相比较其它两个都市经济圈而论，珠三角都市经济圈具有十分突出的制度竞争优势。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外资的注入，催生了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珠三角都市经济圈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场，同时也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乃至政治体制文明的发祥地。因此，今天的珠三角不仅仅是中国市场化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经济圈，同时也是政治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大都市经济圈。
1.成长模式的制度竞争力比较。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经济圈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又由于珠三角都市经济圈领先一步走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时期可以引以为荣的，甚至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好处的政治资源和体制资源更多地成为了长三角、尤其是京津塘发展的阻力和障碍，从而加大了改革的机会成本。由于上述原因，京津塘和珠三角两大都市经济圈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比珠三角都市经济圈要面临更加沉重的、更多需剥落和摆脱的旧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所以，从三大都市经济圈的成长模式来看，珠三角主要具有先天的体制竞争优势，也正因为此，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珠三角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长三角的优势的显现只是近十几年的事。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源于珠三角。在长达四十几年的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深圳作为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的探索历程。从步入市场经济的时间表来看，由于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的率先发展，珠三角都市经济圈比长三角和京津塘两个都市经济圈更早、更快地向目标奋进。
从历史上看，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远离国内其它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没有通往国内广大腹地的河流，商品的运输费用很高，所以，在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手工业却受到市场的制约，规模一直不大。这一点与长三角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珠三角的经济开发主要靠农业，但是土地资源又有限，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下南洋打工。可以说，尽管在当时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还没有真正解决珠三角居民的生活和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从“一五”计划开始一直到1978年以前，由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原因，珠三角地处沿海地区的海防前沿，自然不会进入中央政府重点发展的视野中。国家也不会把有限的资源和重点的工业项目安排在边防线上。珠三角经济一直发展缓慢，主要靠地方政府提供的有限资金，建设一批地方轻纺工业项目。因此，珠三角这个鱼米之乡，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经济并没有显著的增长，而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已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重点建设的地区。
与珠三角不同，京津塘可谓在“天子”脚下，一直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发展地区。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不仅使京津塘在发展上独具政治资源优势，而且事实上比其他大都市经济圈更能优先得到稀缺资源，如资金。国内的另一核心天津市又是拱卫京畿的军事重镇。随着19世纪后期洋务动的兴起，官办军事工业成了天津近代化的发端，到了20世纪20年代，天津就已成了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京津塘大都市经济圈内的八大支柱型产业：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纺织、食品都是在计划经济时就一直受到中央政府重点投入并持续发展的产业，并非改革开放后才发展起来的。
长三角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也是世界各大河三角洲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高和城镇数量最多的地区。只是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她被湮没在珠三角的“奇迹”里。上海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与京津塘一样，圈内的主要产业如纺织、服装制造、重化工业、汽车工业也均非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成果，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尤其是受惠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的倾斜政策。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受计划经济恩惠越多的地区，改革的羁绊就越深重，也就越难以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而深圳乃至珠三角则是中国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区。由于她没有多少沉重的国有企业的负担，更不存在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的后顾之忧，改革成本与兴败的机会成本都很低。所以在中央放权和优惠政策的扶植、引导下，深圳乃至珠三角有可能成功地规避当时无处不在的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使珠三角都市经济圈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就在原本贫乏的基础上崛起到全国的前列。
2.现阶段三大都市经济圈制度竞争力比较。
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京津塘、长三角、珠三角都获得了巨大的、稳定的发展。2002年京津塘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261.0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是9.24%;长三角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19141.62亿元，占全国比重的21.40%;珠三角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9536.18亿元，占全国比重的9.3%.从2000年的统计资料看，京津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203.86元;长三角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454.70元;珠三角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990元。此外，全国出口额前四位的城市，又被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都市经济圈包揽了（即长三角的上海位于第二，珠三角的深圳位于第一，东莞和广州分别位于第三和第四）。总之，在一些关键性的指标上，上述三大都市经济圈，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都表现出绝对的优势。
（1）都市经济圈的竞争力体现在整体竞争力上。因此有效的协调就成为三大都市经济圈首要的制度安排。然而，无论从客观的自然因素上讲，还是从现有体制“硬化”了的安排上说，京津塘和长三角的圈内协调成本要大于珠三角。
应该说，由于行政区划的硬化和地方利益的影响，三大都市经济圈内的合作还远没有走向制度的程序，尤其是京津塘和长三角。官本位的思想和各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狭隘性和近期性，都将在增加圈内协调成本的同时，降低其整体的竞争力。目前有学者和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建立统一的圈域协调管理机制。如长江三角洲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等。但这种机制只是就城市间发展存在的微观问题进行协调，与都市圈总体发展的内在要求还相距甚远。因此，建立更为广泛的圈域协调管理机制是都市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这种机制不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协调，同时还要负责都市圈的规划、产业布局、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宏观发展问题，有如美国阿密都市圈的双层制大都市政府。
我以为，淡化行政级别，放弃官本位的思想，以制度化的方式增强合作意识是减低圈域协调成本、增加制度效益的关键。正如凡伯格所说：“一般不能指望互惠机制结合作行为提供充分的激励，还必须有某些限制性条件才行。”（马尔科姆。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另外，现行的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强化“行政区经济”，激励市场分割的利益驱动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现在的财政税收体系是解决协调成本过高的关键。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各区域经济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圈域内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或者说博弈也将走向理性化。“双赢”的理念将淡化行政区划和本位主义。如苏州、无锡、常州主动将自己划入上海经济圈;浙江省的领导要求嘉兴行政上属于浙江，经济上属于上海，尽快融入上海经济圈等等，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尝试。
（2）尽管改革开放之初，相对于其他两个都市经济圈，尤其是京津塘都市经济圈，珠三角明显缺乏可利用的政治资源，但是市场经济的先行为珠三角政治体制的创新和制度文明的先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深圳速度”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就是高效政府。制度创造效益，制度带来收益，制度保证文明，在深圳及珠三角大都市经济圈最充分而有力地展现出来。
务实的市场经济理念，使珠三角圈域内的政府更早地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几乎无处不在的层层审批、级级讨论的繁琐程序，简化了对经济建设的权力许可的过程，甚至直接跳过政治权力束缚。这就是当初流传的所谓：见到绿灯大胆走，见到黄灯快步走，见到红灯绕着走。高效为先的竞争准则，又使珠三角圈域内的各级政府逐步学会了把政治智慧用于商场，把商业价值观用于官场，“干了再说”的胆识就像产品制造商把一个新玩意儿生产出来后，以铺天盖地的广告说服消费者接受购买一样。这里同样通行的是“生产者主权”的理念。
制度创新可谓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经济发展的源泉。然而，制度创新是需求动力和条件的。只有当改变现有体制的收益将大于这一创新的成本时，一项制度创新才会被实施。制度创新潜在的好处，是创新者决策的理由。同时创新的不可克服的阻力一定是不存在的，否则成本高昂且代价惨重。当然，如果一项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可预料的，并且有广泛效应的支撑，那么创造的行动会迅速、果断，因为收益是显性的。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一项自上而下的观念革命，那么以深圳为先导的珠三角圈域的经济改革可谓是自下而上的。中央的“积极不干预”方针，造就了珠三角圈域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时，也把诸如国有资产的控股经营制、股份制、工程招标制、用工合同制等创新的制度安排带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当中。长三角的发展模式与广东的模式基本相反，规划管理型的政府操作模式，是主导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东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思潮的主流，政府不断从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退出，希望市场经济能够自发形成。但在短缺经济结束后，面对经济增长动力的下降和日渐突显的内需不足等问题，凯恩斯主义成为中央决策层占主导的思想。人们发现，在市场失灵的许多领域和场合，政府是可以实施市场替代的。尤其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奏效以后，出现了对强势政府的“迷恋”。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崛起，就充分说明了政府替代的作用，上海的政府替代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国有企业上市改革、大市场的建设、强大的招商引资等方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采取了政府替代形式，如备受关注的上海纺织业“壮士断腕”行动。由于上海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广东开始反思自己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广东也开始强化政府替代。广州市政府提出的南沙开发计划，口号就是10年再造一个广州，与浦东开发异曲同工。
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两大都市经济圈，珠三角无论如何没有那么强的“恋父情结”。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她并不是计划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又是市场经济带来了珠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当逐渐摆脱政策优惠时，制度创新收益的诱惑力已远远超越了对中央的依赖所产生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当然，如果硬是要说珠三角，尤其是深圳对中央优惠政策的依赖是一种“恋父情结”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期望父亲允许摆脱对“父亲”的依恋的反“恋父情结”。
（3）由于相对于京津塘、长三角两大都市经济圈而言，珠三角是在一个较为薄弱的基础上迅速起飞的（据有关资料显示，从改革开放的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珠三角经济年平均增长16.9%，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年增长率达到29.9%），同时圈域内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这就使珠三角都市经济圈在抑制权贵和保证社会平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的成本比较高，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护“强者”发展的制度安排的供给，大于保护弱者平等的制度安排的供给。从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和珠江三角洲8个城市的居民收入情况（缺中山市资料）来看，这23个城市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致可分成几个层次：第一层次，超过20000元的，为深圳;第二层次，在15000—20000元之间的，包括2个城市，即东莞和珠海;第三层次，在12000—15000元之间的，包括6个城市，分别是江门、佛山、广州、上海、宁波、绍兴;第四层次，在10000—12000元之间的，包括5个城市，分别是杭州、湖州、舟山、嘉兴、苏州;第五层次，在8000—10000元之间的，包括5个城市，分别是无锡、常州、南京、南通、镇江;第六层次，在8000元以下的，包括扬州、泰州和肇庆。
从层次上来看，珠三角明显靠前，而长三角则偏后，在长三角圈域内部浙江的6个城市的收入状况好于江苏的8个城市。但是珠三角最高收入（深圳）与最低收入（肇庆）之间的差距是12000元，而长三角最高收入（上海）与最低收入（扬州）的差距是7000元。一般而言，社会收入的个人差距越大，越容易形成社会权贵或权势阶级，越易带来由财富占有的平均而导致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同时也越容易出现权贵对贫穷的役使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失去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的状况。恰当的所得税率、最低工资法和失业救助等制度安排，则是一个成熟而文明的政府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明智的制度安排。珠三角都市圈域中的深圳，目前在这方面无疑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由于珠三角大都市圈的崛起是在完全不同于京津塘、长三角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发生的，单薄的文化底蕴和普遍贫穷的现状，使珠三角在内在制度的营建上，即社会道德观、价值观、习惯、礼貌和社会诚信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上，短期的成本高、收益小，从而内在制度的竞争力相对于其在体制方面的竞争力要弱一些，尤其是比较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
如果将珠三角与长三角第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进行比较，会明显感觉到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社会素质和品质建设要高于珠三角。比如在三次产业中，珠三角占优势的行业有交通运输、仓储、邮电、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而长三角占优势的行业有批发零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文艺广播影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社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等于素质。据中国台湾地区《2000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所谈的44个主要城市的总体投资环境中，A 级共有几个城市，其中排在前10名的城市是吴江、宁波、杭州、昆山、奉化、上海、无锡、苏州、镇江、温州，全部属于长三角都市经济圈。报告同时披露，广东的某城市被列为不拟推荐的城市，主要原因是该市经济纠纷、欺骗发生率太高。报告还指出，长三角最被看好的就是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正因为此，长三角的区域形象力加强，加之上海由历史积淀的特有的高贵的大都市的文化底蕴，使今天的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显示出明显的竞争优势。据统计资料显示，到2002年，仅在上海，外资银行被其总行确定为中国境内业务的主报告行的银行就有21家，外跨国公司把其中国（亚洲）地区总部设在上海的有30多家。而在珠三角相应的指标仅有5家和3家。从另一方面的事实也可以证明上述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前十几年，深圳乃至珠三角大都市经济圈在把市场经济崭新的理念和规则传递到祖国的大江南北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市场经济初期的拜金主义、坑蒙拐骗、唯利是图等道德危机。这情况十分突出地表现了经济迅速腾飞，然而人文素质和教育则相对落后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