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2018年01月18日至19日十九届中央二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全会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依法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我们来认识一下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针对着那些不适宜、有弊端的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40年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把握住五个着力点，展开了八项改革任务，要达到“六化”目标，遵循着三大改革原则。

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体制依不同标准各分成三类：

（1）按照德性的高低来分配权力：统治者为一个人称作“君主政体”；统治者为少数人称作“贵族政体”；统治者为多数人称作“共和政体”；这三类政体为正体体制。

（2）以财富的多寡来分配权力：一人统治称作“僭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称作“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称作“平民政体”；这三类政体为三类正体体制的变体体制。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国家的目的将政体分为两大类：

（1）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该政体是正义的。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正义政体可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

（2）国家的目的只是维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该政体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政体又可分为暴君制、寡头制和民主制。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将政体分为六类，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的变种分别是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从17世纪开始，启蒙思想家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武器，冲击了封建时代的神权和王权，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体制：君主制，即以世袭或者推选产生的君主为国家元首，并终身任职，但不具体负责国家事务管理；共和制，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民主选举产生、权力受到制约并有一定任期；委员会制，即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集体行使政府权力。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而非贵族共和制。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但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实后，主要形成三种政体：第一，巴黎公社；第二，苏维埃；第三，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启动阶段（1978.12—1980.7）。这一阶段主要是解放思想，发动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全会发表的《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入的革命。”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部署和展开的阶段（1980.8—1989.5）。邓小平是我国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和总设计师。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书和纲领性文献。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和持续阶段（1989.6—2013.9）。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动乱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并没有停止。

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2013.10至今）。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被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政治体制改革由此进入新阶段。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五个着力点

——民主改革。即在根据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通过改革发展党内民主，逐步建立党内的民主机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法治改革。即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从法律上构建政治决策、政治监督的民主机制，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和执政党党内法规制度的有机结合，实现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善治改革。即着手改变中国政治体制框架内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通过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一种政治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元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动的、更加透明高效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与改革。即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中国的社团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发展，从而加强整个社会群体的参政能力，并以不断壮大的社团组织和公民个人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参与体制。

——基层改革。即首先在基层建立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实现村自治、乡自治。并以此为基础，逐层向上推进，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八项改革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革前人事干部制度的弊端在于，干部职务终身制、缺乏科学的干部分类、缺乏公开公平竞争选拔的机制、缺乏考核、升降、奖惩、辞职、罢免、退休等管理制度。通过改革，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人事干部制度。

——选举制度改革。选举是民主的基本要求，通过选举制度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决策体制改革。决策是政治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必须建立民主决策体制。经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改革。传统政治体制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制方面，事实上使层层的一把手以及主要领导干部无法得到有效监督，实际处于“虚监”、“失监”状态。要改革传统政治体制中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缺陷，必须建立权力的分开和制约制度，形成严密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

——党政关系体制改革。党政关系，即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政治体制的枢纽点。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中国采取与“党政分开”和“党政合一”都有区别的新的党政关系模式，这就是“党政有分有合”的新结构制度。党政关系既有分、也有合，“分”是指党务、政务要分开；“合”是指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保持党与政需要联系的部分。这主要包括，有关重大政策的决策权、重大人事的推荐权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监督权，必须使党和政密切联系起来，实现更好的整合。

——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的一大弊端是中央过于集权。为了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中央必须持续地向地方下放权力，深化简政放权。当然，中央在向地方下放权力的同时，也要加强了对地方的宏观调控。

——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缺乏基层民主自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社会基层民主建设。扩大社会的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构成最广泛的政治社会实践。必须建立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农村村民委员会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执政党体制改革。执政党的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党的执政方式、干部制度、决策体制、权力制约监督体制以及党的 54 31940 54 17535 0 0 8830 0 0:00:03 0:00:01 0:00:02 8829构编制。

（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以下“六化”目标：

一是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文明的核心和主旋律，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质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要保障人民的国家主体地位，公民成为政治的主体角色，享有平等、自由地参加政治管理、监督的权利。

二是实现政治的法治化。政治法治化是政治体制文明的制度保障，它意味着政治治理从人治转向法治。政治法治化包含互为关联的两项内容：一是通过政治立法和党内法规建设，用完备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来规范政治治理；二是运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进行政治治理，以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实现政治治理的法治化。

三是实现政治的分权化。必须破解“全能政治”，即一切权力都集于中央。要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又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四是政治的公开化。现代化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政治开放，就要让公民充分了解国家的政治事务。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时指出：“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要求：“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问题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五是政治的参与化。政治参与化是政治生活活跃的表现，公民能够合法性、经常性、广泛性地参政议政。由于政治参与是自愿的、自觉的，并且是选择性的行为，因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有力地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责任感，促进公民具有政治主体意识。

六是政治的监督化。对政治权力必须实行严密、有效的的监督、制约。政治监督主要包括：法律监督、党纪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要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必须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同级的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机制健全和完善起来。

（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遵循的三项原则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原则。经过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市场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发展的驱动力，政治改革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反对任何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确保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原则。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三，必须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的原则。无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改革永远在路上。对此，要有足够的耐心，要避免激进、冒进而带给整个国家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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