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兴邦：大国总理周恩来的管理智慧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1949年，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副主席，1954年之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主席，直到去世，是总管全国政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他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正因有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时，香港对打破封锁发挥了特殊作用。

为解决台湾问题，196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指导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都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等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些认识正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1952年夏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周恩来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总理，他仍然要管理国防事务，经手军事工作，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花费了大量心血。

他喜欢说：“我是总服务员”

周恩来生前，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牌。他喜欢说：“我是总服务员。”

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荒，花了很大精力。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

吃，不仅要吃粮，而且还要吃油。周恩来认为“油料作物是副食品中最重要的一种东西”，要求各地重视油料作物种植。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出访中了解到地中海沿岸国家油橄榄出油率高，对解决人民吃油问题很有好处，便决定从阿尔巴尼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在昆明海口林场栽下第一株油橄榄树。

穿衣是仅次于吃饭的另一个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对棉花工作抓得更紧了。在1962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代表们说：“你们回去，一定要找县委第一书记，说棉花生产，中央不仅有几位副总理在抓，总理也在抓。”

对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周恩来要求在搞公共工程及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搞好民用住宅及设施的建设。对农村水库建设移民的住房安排，周恩来特别重视。密云水库建设时，有5万多人需要迁移。1959年5月19日，周恩来视察密云水库，对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

行的方面，周恩来提出发展经济，交通先行，不仅重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的建设，而且重视发展公共交通。1954年，群众反映北京公共汽车太拥挤。为了解公共交通情况，周恩来带着秘书上了公共汽车，下来后又上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到西花厅后，他很快同有关人员讨论并制定了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1970年4月，周恩来视察北京地下铁道，对道轨、路基、车厢、站台一一作出具体指示，甚至连车厢里座位窄了点，胖人坐不下，他也想到了。

针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周恩来反复强调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196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黑龙江大庆得知女职工李英积极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只生了一个孩子，十分高兴，希望大家向李英学习，并同抱着孩子的李英合影留念。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刘桂兰积极响应晚婚号召，到28岁才结婚。周恩来得知后深为赞赏，并和邓颖超一起参加婚礼，向新婚夫妇赠送了一束鲜花。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独立，坚持独立自主。将这一方针具体化的是周恩来。

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外交智慧最具魅力的一个范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呼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正是求同存异，保证了万隆会议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