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4-6节)

王涌教授与企鹅读书会的同学们在一起

写给十八岁的法学少年卡尔

大一是心灵的险滩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大学一年级。

大一是心灵发展的险滩期和分化期。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人生的彷徨、思想的矛盾、雄心的勃发、深刻的自卑，此刻都在心灵中惊心动魄地发生着。

你对学术的理想和激情，应在此时被点燃，但大学不会呵护你的心灵。课程杂乱，一开始就向你展现学术被无聊的一面，你找不到心灵上最亲近的导师。你像一只美丽的小海豚，在海面上中吞食着腐败的水草，而最精美的景色和食物却在海底深处，视野之外。每念于此，我便心痛。我担心在大一，你的心犀和慧根被平庸和虚伪阻塞，而无法恢复原状。

启蒙与古典教育

亲爱的卡尔，如果你问我，大一时最需要什么？我会说两个字：“启蒙”。

中学时代，你挣扎在应试考试中，浸泡在道德说教里，天性和才华被束缚得太多，就像旧时小老太的脚被布缠得变了形，与我当年一样。三十年了，中学教育依然如故。大学时，你需要一场启蒙，来脱胎换骨。

你知道吗？我读了《洛克传》、《亚当•斯密传》、《卡多佐传》后，真希望像他们那样度过中学时光。

先看看洛克的中学教育。

洛克最早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是现代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先驱。罗格写的《洛克传》第12页描述了洛克的中学时的学习图景：早晨5点起床，净身沐浴，祷告；6点至8点，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用拉丁文写命题作文，读西塞罗、列维、荷马、色诺芬尼的著作，并高声朗诵。下午，互译练习，将韵文译成散文，将散文译成韵文，或将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将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放学后，老师再给一个命题，第二天完成拉丁作文，命题如：爱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之类的题目。虽然洛克后来在《教育漫话》一书中说他不喜欢命题作文，但是，他在中学得到了扎实的古典教育和写作训练，是其成为大师的基础。

再看看斯密的中学教育。

斯密虽然以《国富论》著名，但也是法学家。他的《法理学》同样著名，那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斯密童年时，曾有被吉普赛人拐走的惊险经历。中学时，他就读于苏格兰科卡尔迪语法学校。

他所接受的中学教育，注重语言。学校的教育理念源于苏格兰1696年的教育议案，而该议案是16世纪清教徒们改编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修辞学教学。语法学校的教育“使得斯密热爱经典著作，善于修辞技巧的应用，还激起了他对历史的持久兴趣，激发了他想要明智而有风格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

另一位法学家卡多佐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1885年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是：英语、拉丁语、希腊文与拉丁文诗体、英文写作、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西洋古代史、代数、几何。此外，还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高卢战记》五卷本、维吉尔的《牧歌》全文和史诗《埃涅阿斯记》前六卷、西塞罗六篇演讲辞、色诺芬《远征记》四卷本、荷马《伊利亚特》三卷本。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大一的课程集中在古代语言的学习上，主要是拉丁语与希腊语语法、诗体和文体。据说，这是一种古典文化教育，构成了整个19世纪英美上流社会人士教育的核心内容。

这里，我就不展示我的中学学习科目了。

小时候，我读课本上的一篇名著，其中有一句特别霸气的讽刺语：“言必称希腊”。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我就将古希腊与教条主义挂钩了。当我真正明白，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源头时，我的少年风华已经逝去。

亲爱的卡尔，惭愧地告诉你，我现在的知识结构都是残缺的，那是一种难以弥补的后遗症，希望你不要蹈我覆辙。

我甚至在成为教授后，对于民法的发源地古罗马的历史，所知仍然是片言只语。后来的系统认知是在旅游途中，竟然是读了盐野七生的通俗作品，才得以恶补。而斯密、洛克和卡多佐中学所受的古典教育，于我更如遥远的彼岸。这是我内心的羞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源头，是法律人和学者的基本素养。如果在欧洲法学院任教，我早就被赶下了讲台。好在，祖国的法学讲台虚怀若谷，只要立场正确，我还是可以苟延残喘到退休的。

但是，你以后的路就不同了，学者之间的竞争残酷，如同古罗马的角斗场，不早早练就硬功夫与真学问，你将是第一批倒下的庸才。其实，多数学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学术战场上的炮灰，这是宿命。但不应是你，你应当成为一流的学者。

亲爱的卡尔，我们还是回到启蒙问题吧。

启蒙当然不仅仅是读斯密、洛克和卡多佐中学和大学读的书。你的“启蒙”是两项：一是不可坐井观天，要有世界眼光，阅读西方经典是必要的路径；二是超越教条的束缚，理解中国问题的本质，要有远见卓识，站在扎实的学识上看清历史方向，把握时代精神。没有启蒙，你必将成长为一种怪胎，像带鱼那样的怪物，细目尖嘴，脑门小，善摇尾。

语言贫乏症与写作

亲爱的卡尔，你是我的少年。

我在大学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过了一次强烈的思想启蒙，终身难忘。我的父亲，应该也是你的父亲，看着从大学回来的我，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也痛苦，因为我的变化几乎颠覆了他对我曾经的教育。我很思念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感谢她重新塑造了我。

我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一种普遍病症，就是语言幼稚贫乏症，它是启蒙缺乏的直接症状。我真心希望，八十年代的思想气质在你们身上复苏。

过去十八年，我观察一届一届法科大学生的成长。虽然个个聪明伶俐，但恐惧于写作，甚至在电脑面前哭泣，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少有人有思想有才华写出光芒四射的文章来。即使研究生，也多是七拼八凑的八股文，有血有肉有思辨的文章非常稀缺。

王涌教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2017年8月）

语言幼稚贫乏的确是一种精神病症。这里，我向你推荐意大利法学家和哲学家维柯1707年10月18日的开学典礼演讲，主题很长：“对人类的堕落本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把握各门高贵艺术和科学的整个王国”。

他说：“人的堕落，首先是语言的幼稚贫乏。由于语言的幼稚贫乏，无数事物和意境无法呈现于心灵之中，混乱、蹩脚和粗野的语词欺骗了心灵。它导致心灵的弊病，永恒的愚蠢控制着它，事物的虚假印象戏弄着它，草率鲁莽的判断将它推向悬崖”。这段话很深刻。

最近，我读维光先生的两篇文章《当代中国无大师》和《被扭曲致残的治学及写作能力》，我很震惊的。维光先生的学问未见其深厚，但见识不俗。他代表他那一代老人，但后人都在走一样的弯路。这里，说与你听听。

他说：“我们这代人之所以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来，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基本技能不行，也就是阅读能力，以及写作必须要储存记忆的东西之离基本要求相差太远。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两三代人那里，由于学校教育及体制的变化，尤其是政治统帅一切对于人们灵魂及其基本感觉的摧残及癌变，让我们已经无法和前辈相比。推崇西方的人既没有阅读西文原始文献的能力，也没有西文的语言思维感觉，只是靠蹩脚的翻译去捕捉似是而非的议论。而谈中国文化问题也没有阅读经典文献、原始典籍的能力，只能依靠基本教科书。”

亲爱的卡尔，他说的对，我们这几代人在治学和写作上确实是残疾人。

我又想到了洛克、斯密和卡多佐，他们受到以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为内容的古典教育，而写作一直是主要训练。我是在36岁时，在企鹅读书会上读到这三本传记的，我震惊于洛克、斯密和卡多佐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我掩卷长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写出《政府论》、《国富论》和流芳千古的判词，而我却不可能。我希望能够提前十八年来读这些传记，让经典从大学开始就充满你与我的心灵，而让那些迂腐猥琐的说教走开。

写作是极为重要的，你一定要高度重视写作。

若从最高处看写作的意义，写作事关知识分子的使命。我最近在读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全书中衷心赞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只有一处，那是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极为优秀，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倡导古文运动，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国家的能力，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当然，这也不是莫里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史家通识。

亲爱的卡尔，如果今后，在尔軰中难以找到文思深邃、文境高远的法律人，说明这是一代胸无凌云之志的法律人，法学已经沦为谋生的手艺，而不承载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我希望你不在其中。

写作的道路在那里呢？

亲爱的卡尔，我们再回到传记中寻找答案。阅读经典是练习写作的必经之途，但还有许多具体的训练方法，需要悉心揣摩。

斯密就有他独特的训练写作的方法。

斯密受到法国修辞学家罗林的启发。罗林在《文学教学和研究方法》一书中认为：“强调翻译最优美的文章的价值，是培养品味最有把握的方法”。斯密在牛津大学自我指导进行翻译训练，将法语经典翻译成英文，再从英文翻译成为法语，“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和捕捉到经典作家的想象高度、写作艺术和思维方式。”其实，斯密在中学时，就已经接受从拉丁文经典作品到英文的互译训练了。斯密的巨著《国富论》每一章都像一篇经典散文，读来流畅清新，毫无聱牙佶屈之感，这是所以传播甚广、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在现当代的法学家中，以文采胜出的，首屈一指可推英国的丹宁勋爵。

你可以读读丹宁。2005年我带学生去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参加暑期夏令营时，图特教授送给我的两本书就是丹宁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他说：“法律学生要学英文写作，就从丹宁开始吧！”

我也读过丹宁的传记。丹宁少年时在文法学校读书，所学的是拉丁文、法语、科学与数学，他的英文极好，并多次获奖，奖品都是文学经典，如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他本科学数学，之后学法学，最珍爱的却是文学，他的枕边书是英语散文集、《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他退休后所写的系列著作，脍炙人口。李克强总理在北大法学院求学期间，也为之陶醉，将《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翻译成了中文。

你可以从中选一些篇章进行中英文互译，中英文写作必将稳健进步。

如果你问我，对于初学者，写作最重要的技巧是什么？我总结过许多作家的经验，那就是学会简洁。这一招，操作起来很简单，但效果很奇妙。

斯特伦克在《文体的要素》一书中告诫他的学生：“省略冗词！省略冗词！省略冗词！”他的学生——《纽约客》的主编怀特说：“我在写作上的最初的启蒙也是从理解简洁和省略冗词开始的”。文章简洁始有活力，句不应有冗词，段不应有赘句，让字词散发出原始的光泽。

你知道硬汉海明威的写作方法吗？他首先信马由缰地写，然后，就删除冗词，直到剩下骨头为止。

当然，如果你囊中无物，删除冗词后，所剩只能是白纸一张了。

法学家哈特也是有独特的语言风格，非常简练，是早期职业练就的。二战时他在英军担任情报员，工作就是起草电报，形成了电报体。战后，他进入牛津大学研究法理学，依然保持着电报体，精练却略显呆板。

哈特的前辈奥斯丁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担任权益起草人（equity draughtsman），所写的是法律实务中的八股文，例如起草遗嘱。他干了多年之后，就不会写灵动的文章了。他写给萨拉的求婚信，也如律师公函一样死板，令萨拉极为伤心愤怒，差点拒绝他的求婚。

这些都是法学家的教训，好在两位都是分析法学的大师，著作主要展现的是法律的逻辑，不像斯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那样，展现的是宏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脉络，否则，哈特和奥斯丁的笔是难堪重任的。

(未完待续)

王涌，江苏省盐城市人，1968年11月出生。民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法研究所所长。1986年毕业于江苏省盐城中学，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1990年毕业后在江苏省盐城市地方政府部门工作。1993年至1996年在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硕士。1994年代表南京大学参加长虹杯全国高校电视辩论赛，获冠军，并拜识总决赛评委主席江平先生。1996年至199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跟随江平先生攻读民商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留校教书至今。2003年至2004年获美国国务院富布赖特基金支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之后，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日本青山学院大学访学。代表学术作品:《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

本文摘自《法学第一课》，桑磊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