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1位画廊大咖进入艺术界的首份工作
画廊总监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存在。他们交易价值上百万美金的艺术品，无懈可击的装扮像是刚刚走下从蔚蓝海岸返航的私人飞机，他们对艺术史了如指掌。风光的外表让人很容易忘记，他们也是一度从未经世事的菜鸟，经过第一份差事的磨炼才逐渐成长。他们也有过失误，对无薪实习感到不满，一步步努力跻身更好的位置。他们就和我们每个人一样。
下面，来自全球的11位画廊主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从衣着到管理，无所不谈。尽管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尽相同，他们的故事背后却都受到相同动力的驱使：出于对艺术和优秀艺术家的渴望，他们才能够在艺术行业充满竞争和颠簸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艾曼纽·贝浩登（Emmanuel Perrotin）
贝浩登画廊创始人
Emmanuel Perrotin with Marie-Hélène
Montenay in the gallery space rue de
l’Ancienne Comédie in 1992.
Courtesy of Perrotin.
在我17岁的时候，我发现画廊直到下午两点才开门营业——这对我来说简直是理想职业，因为我那时很爱去夜店。通过一位共同朋友，我认识了23岁的画廊主查尔斯·卡特莱特（Charles Cartwright）。他向我提供了一个为他工作的机会，工资很低，因为他自己也还在读书。在我开工的第二天，他没有出现，画廊经理对我说：“我得走了。这里是钥匙和警报器的密码。七点关门，明天再来。”接下来就得靠我自己了，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开始。一年后，我升职成了经理。
这份工作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的老板对当代艺术相当精通，他的知识量对于他这样年轻的年纪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展出的艺术家包括阿里吉耶罗·波提（Alighiero Boetti）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我们售出了乔治·康多（George Condo）、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和赫尔穆·费代尔（Helmut Federle）的作品。
在筹备群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至今我仍在代理的艺术家，比如 Information Fiction Publicité （IFP）、安吉·莱齐亚（Ange Leccia）和伯纳德·弗莱茨（Bernard Frize）。我从这份工作中学到太多。它让我做好准备应对开办和运营自己的画廊这场漫长的战役，让我在21岁之际实现了它。
2.
简·卡里尔（Jane Kallir）
Galerie St. Etienne 画廊总监
Portrait of Jane Kallir in 1977.
Photo by Gary Cosimini.
Courtesy of Galerie St. Etienne.
高中期间，我偶尔会在周末去我祖父的画廊 Galerie St. Etienne 兼职。我对艺术和写作一直很感兴趣，但从未想过会成为一位画商。祖父更了解我，他告诉我，我不会成为一位好艺术家。然而，在我大学毕业之际，祖父的画廊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画廊的工作团队很小，祖父身体不好，也没有精力再雇佣新的员工。
后来我在另外一家画廊找到了工作。我记得那家画廊的主人曾建议我买一只价值折合我两个月薪水的爱马仕手包，画廊由一位退休的藏家和他的妻子经营。我的工作包括填写信封上的落款，但我的字迹太差。老板非常爱吼人。每一次信封被邮局退回，他都会冲我大吼大叫。除了写信封和为画廊主送干洗衣物、接待零星的客人，我几乎无事可做。画廊的文件存放在洗手间角落的一只鞋盒里。
我在那家画廊工作了大约半年后，祖父画廊的一位员工离职了，于是轮到我来接替他。St.Etienne 是一间完全不同的画廊，对学术和教育的投入极其深厚。在那里我很快就有机会发挥自己在写作和艺术方面的能力。事实证明我的祖父是对的。
3.
依莲娜·维纳（Helene Winer）
Metro Pictures 联合创始人
Portrait of Helene Winer.
Courtesy of Helene Winer.
1960年代中期，我刚从大学艺术史系毕业。家人希望我去当艺术教师，但我另有打算：我一定要去洛杉矶郡立博物馆（LACMA）工作。我向总策展人詹姆斯·艾略特（James Elliott）写信，告诉他我什么都愿意做。结果我真的去了。即便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份薪水也少得可怜——如今还不够吃一顿晚餐。我从兼职做起，帮策展人打杂，最后终于变成全职。
在职场中我并不算很有野心。我的同事在机构环境中如鱼得水，但我做不到。像不少艺术界的人一样，我不太适合在条条框框很多的环境中工作。
那时我做的是底层工作，比如贴墙面展签。那时候贴展签的任务比现在麻烦很多，我同时还整理展览文献和画册。我机会利用美术馆的收藏策划了几场展览——其中一场是垃圾箱画派的展览。另一个宝贵的工作经历：每当有策展人和艺术家来访，我都得给他们当司机。我开车载着这些从欧洲或纽约来的人到处逛，当时后座的乘客对我之后的事业起到了不小的帮助。当时在伦敦白教堂画廊工作的布莱恩·罗伯特森（Bryan Robertson）给了我下一份工作。
我曾经为曼·雷（Man Ray）开过车，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还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他人很好，还送给我一本小书。那时和还在世的大艺术家相处的经历非常美妙。
4.
斯特凡·冯·巴萨（Stefan von Bartha）
Von Bartha 画廊总监
Portrait of Stefan and
Niklas von Bartha circa 1995.
Courtesy of von Bartha.
我第一次去瑞士巴塞尔艺术展时，还只有一个月大，躺在婴儿车里。我的父母经营着 Von Bartha 画廊，最终由我接手。可以说，我是在艺术的包围下长大的。
16岁时，我在一本杂志中看到一张太空机器人玩具的图片，那件玩具当时以1000瑞士法郎（大约1025美元）拍卖。我们家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因为我父母从一位藏家那里买下了一些。于是，我收集了420件太空玩具，在我父母的画廊里举办了一场小小的展览。他们让我保留三分之一的利润。展览几乎销售一空，只有一件没卖掉，售价在50到2000美元之间。那真是相当疯狂的经历。虽然有些朋友是为了支持我才买的，他们心想：“一个超重的16岁男孩要开幕展览了，多可爱啊！”尽管如此，也有不少真正的藏家来买作品。
我的第一份实习是在苏黎世的苏富比拍卖行。我很幸运地赚到了1000瑞士法郎。我负责分拣图书，接电话，给重要的公司高层当司机。一次最恐怖的经历，是我开车不小心追尾了老板全新的大众帕萨特。我当时以为我完了。
在苏富比的第一个月，我帮忙布展了一场拍卖预览。因为要通宵布展，我到了下班时间便换上了T恤和牛仔裤，负责的同事看到后惊讶极了。他们让我整理所有的展签细节，因为我应该已经熟悉所有的艺术家。那就像一个测验。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获得了一些认可，这意味着我可以在早间休息时间到发货员办公室抽根烟了。
最终，一位老板开始叫我的名字了。她非常严厉，但我和她学到很多。我意识到从底层做起的重要性。在一切任务中学习，这让我获得了新的视野。因为以前在父母的画廊，我只体会过艺术界好玩的那一部分，并不了解其中的艰辛和复杂。直到如今，实习的经历对我如何运作画廊、如何对待员工等处事方式的影响延续至今。
5.
瑞秋·乌夫纳（Rachel Uffner）
Rachel Uffner 画廊创始人
Portrait of Rachel Uffner circa 1999.
大学一毕业，我就通过某个认识的人得到了在佳士得当代艺术部全职实习三个月的机会（除了15美元的午餐补贴之外没有薪水）。部门的其他两个实习生都是欧洲藏家的孩子。他们各自拥有一个工位和一台电脑，而我却在没有电脑的公用圆桌工作。但我是幸运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从画册中剪下艺术品图片和注释，重新将它们粘贴在硬纸板上，将它们一一对应到艺术家的名字下——辛迪·舍曼、巴斯奎亚特、莫瑞吉奥·卡特兰等等。那对我来说简直是一项完美差事。在费城长大的我，对拍卖图录爱不释手。我会从当地图书馆花1美金购买二手图录，只为看看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美藏品。
实习结束后，同部门的一位全职员工帮我安排了正式工作的面试机会，尽管之前我还相当肯定地认为他讨厌我。我的第一份带薪职位是在佳士得专卖版画及限量作品的分支 Christie’s East（年薪32000美元，享受全部员工福利）。Christie’s East 在纽约上东区一座专为低价位拍品而设的大楼内，那些拍品的价格显然不够资格进入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室，然而在这里却总能碰到无人知晓的上乘佳作。
令这份工作真正意义非凡的是我的第一位老板：加里·莱博维茨（Cary Leibowitz），大家叫他 Candy Ass。他对艺术有关的一切了如指掌，是个相当精明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位风格独树一帜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友善。举个例子：那时22岁的我在两个租约之间没地方住，他主动提出让我住在他位于哈莱姆的家。我的父母帮我搬到他家，那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房子。我睡在他书房里的一张折叠沙发床上，床上方挂着大幅的南·戈丁摄影作品，一幅彼得·索尔（Peter Saul）的绘画，还有一幅沃霍尔的《Piss Painting》。
6.
萨姆·奥洛夫斯基（Sam Orlofsky）
高古轩画廊总监
Portrait of Sam Orlofsky during
his senior year of college.
Courtesy of Sam Orlofsky.
1988年的夏天，我刚刚在阿默斯特大学完成了我的绘画毕业论文，我在《Village Voice》杂志的分类广告页找到了布鲁克林威廉姆斯堡南边的一间月租750美元的阁楼。后来我得知这座建筑原来是归朱迪·普法夫（Judy Pfaff）所有，其他房客还有厄休拉·冯·瑞丁斯瓦（Ursula von Rydingsvard）和马克·伦巴迪（Mark Lombardi）。在我搬进来的第一天早晨，我和他们三个人来到运河街的 Pearl Paint 商店购买绘画材料。看到价格标签之后，我问店员是否有员工折扣。有40%！于是我申请成为了店里的员工。我在丙烯颜料部工作，拿着最低的薪水。油彩部最出色的销售员身高6尺8，气场非常自信。
那时大多数当代艺术画廊都还在 SoHo 区，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能在午休时间去看展。到了11月，我已经买了很多折扣绘画用品，足够我用上一年。于是我辞职了，开始做兼职艺术品运送安装的工作，那时我是 Von Lintel and Nusser 画廊唯一的员工（我是通过一位大学同学找到的这份工作）。在那里我积累了一些画廊工作经验，但这个职务并没有太多发展空间。
我得到了其他几家画廊的面试机会。我父母和在高古轩工作的伊兰·温格特（Ealan Wingate）是朋友，于是我去向他征求建议。当他得知我在 Von Lintel and Nusser 曾经卖出过不好卖的作品（作品出自一位他在自己创立的画廊曾经代理过的艺术家），他给了我前台初级销售的职位。
在前台做了一个月后，有一天，Pearl Paint 油彩部的那位前同事和他母亲来到画廊看詹姆斯·罗森奎特（James Rosenquist）的展。他们通过我买下了一幅125000美元的油画，那是当时为止我做成的最大一笔交易。这让我在高古轩有了一些底气。我不再画画了，但我却开始了另一番事业。
7.
卡拉·卡玛乔（Carla Camacho）
立木画廊合伙人
Portrait of Carla
Camacho circa 2000.
Courtesy of Carla Camacho.
我的第一份无薪实习是在 White Columns，那时保罗·哈（Paul Ha）是总监。1996年，19岁的我在那里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迈克尔·赫曼（Michael Hermann）。我们的工作日程差不多，所以经常在一起。White Columns 当时的位置在西区公路边。我们穿过克里斯托佛大街步行回家，我开始渐渐了解他，我们一起走到第七大道的分岔路口分开，他继续向东走，而我向南。1997年，通过他我找到了第一份带薪工作，在安迪·沃霍尔基金会做图录编辑助理。那时我们还没有开始约会，也许他是为了打动我才帮我推荐工作的！
在 White Columns 期间，我们负责邮寄。工作步骤包括把新闻稿折三折，装进信封封好，然后贴上印好的邮寄标签再盖章，根据邮编送到邮局，我们可能寄了上千封信。我不知道如今的实习生是否知道如何寄信，更别说弄清楚非营利机构的特别邮寄价格，那需要一张额外的特殊贴纸。
在安迪·沃霍尔基金会期间，我主要待在公共图书馆，搜集1960年代沃霍尔展览的展评和作品清单。我们找到作品，然后我安排编辑（Neil Printz）检查作品并拍照。参与一本即将成为沃霍尔的市场和历史重要专著的制作绝对是个激动人心的过程。
我很庆幸我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前互联网时代。即便我现在不再寄信或是在图书馆研究档案，我仍然认为那些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在图书馆通过细微平片看一篇1964年的《纽约时报》展评，真是相当难忘的阅读体验。
8.
劳拉·阿塔纳西奥（Laura Attanasio）
国王画廊（König Galerie）资深总监
Portrait of Laura Attanasio in
her early years at Peres Projects.
Courtesy of Laura Attanasio.
我进入艺术行业的经历完全是歪打正着，没有受到任何内在动力驱使。我来自德国南部的一个小镇，我只知道自己想去柏林读书。我的高中成绩并不出色，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天分，能够申请到的大学专业有限，所幸艺术史的大门向我敞开。在学习艺术史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认为国立机构或是公立美术馆对我来说并非是最理想的出路。直觉告诉我，我的技能更适合往艺术界更偏向商业的方向发展。在完成了艺术史学位后，我又去都柏林大学学院修读了商学院硕士。
回到柏林后，一切起步得相当迅速。起初，我在 Phillips de Pury 拍卖行工作了几年，随后去了 Peres Projects，那些年的学徒经历充满血与泪。2014年，我终于接到了约翰·科尼格（Johann König）发出的工作邀请。那时他刚刚开始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信任像我这样一个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和他在一起，我感觉一切都有可能，他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艺术界摸爬滚打的那些年中曾遭遇很多失意、甚至是耸人听闻的故事，但也有更多美好的经历。想进入这一行的人一定要意识到，想要做得好，并不是通过出现在每一场开幕、每一场派对就能实现的。
9.
斯塔西斯·帕纳谷力（Stathis Panagoulis）和乔治·瓦凡奇迪（George Vamvakidis）
The Breeder 画廊联合创始人
Portrait of Stathis Panagoulis
and George Vamvakidis.
Courtesy of The Breeder.
我们在不到30岁的时候创办了《The Breeder》杂志，在2000年到2002年间一共出版了8期。杂志内容涵盖艺术、时装和建筑。我们邀请艺术家为杂志进行特别创作，受到邀请的每一位艺术家都积极响应。对于这本横空出世的出版物来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每个人都说了 YES，除了吉尔伯特&乔治。这本杂志是方形的，没经过装订的内页有吉姆·兰比（Jim Lambie）、丽塔·阿克曼（Rita Ackermann）、多米尼克·冈萨雷斯-福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安德里亚斯·安吉力达克斯（Andreas Angelidakis）、约翰·伯克（John Bock）、托比永·罗兰德（Torbjørn Rødland）和卡罗·博夫（Carol Bove）的精彩作品。我们没有从杂志中赚到钱，当然，我们两个也没有薪水。事实上，每一本杂志的制作成本高达50美金，全部是通过我们最爱的书店——纽约的 Printed Matter——出售的。每本杂志加上外盒总重四磅。
The Breeder Magazine.
Courtesy of The Breeder.
但这本杂志带我们进入了艺术界。我们的办公室变成了一间画廊。很快，我们就开始参加巴塞尔艺术展在瑞士和迈阿密海滩的展会了。我们不知道如果不在艺术行业我们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我们也不会！
10.
塔姆森·格林（Tamsen Greene）
Jack Shainman 画廊资深总监
Portrait of Tamsen Greene when
she worked as a gallery assistant
at Andrea Rosen Gallery.
Courtesy of Tamsen Greene.
当时我还是一个22岁的巴纳德学院毕业生。我在纽约艺术基金会的分类广告中看到了一则安德里亚·罗森（Andrea Rosen）正在招聘画廊助理的广告，激动得不得了：Andrea Rosen 是我梦想中的画廊，也是切尔西区最酷的画廊之一。我带着求职信和简历来到画廊，怯生生地交给了前台的女士。她和另一位画廊助理都是巴纳德学院毕业的，或许因为这样他们看起来更加亲切。或许是他们喜欢我花了1美金在96街 SalVal 买的红色裙子——那是我当时衣橱里第二时髦的裙装，最时髦的那件我留到了面试才穿，那是一件奶油色的褶裙，我还搭配了一双在寄卖店花了250美金买来的 Etro 靴子。那是我当时拥有的最昂贵的物品，直到安德里亚后来送给我一双全新的橙色和紫色相间的 Prada 高跟鞋。那双靴子穿起来脚很痛，但我至今还留着。
面试时，安德里亚问我喜欢哪位艺术家。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脑海里唯一的声音就是“千万别说喜欢约翰·科林（John Currin）”，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刚刚离开了安德里亚·罗森画廊。结果，我微笑着脱口而出：“我很喜欢约翰·科林的作品。”一天后，我还是接到了安德里亚的电话，通知我得到了工作。
在画廊，我负责接电话、跑腿、筹备活动，安排差旅。安德里亚会为一封邮件让我反复修改10遍甚至20遍。我协调员工的午餐，为了环保而使用可重复使用的餐盘。我管理数据库，数据库里满是外国名字，还有一些名流。我第一次帮安德里亚接听马克·雅各布的电话时，我激动得讲这件事讲了两周。
我很快就知道我想要做总监。安德里亚和同事对我没完没了的问题和想要成长的野心很宽容。他们有耐心，总是对我抱以鼓励，但有时他们的建议也很刺耳。一位总监曾经对我讲过“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的道理。在这里我结识了毕生的好友，学会了如何从每个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安德里亚告诉我，我们永远还能做到更好。
Alina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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