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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内都藏着什么艺术品?

Samuel McIlhagga Artsy官方 2020-10-29


10 Downing Street.

Photo by Sergeant Tom Robinson

RLC, via Wikimedia Commons.



软实力很重要,而艺术在其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刚刚成功接任英国首相,急需那些步入唐宁街宅邸政要们的善意。


位居白宫之后,唐宁街10号可能是西方世界第二重要的政府建筑。然而,与其更为宏伟的新古典主义美国表亲不同,英国首相的官邸【由乔治·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在1682年至1684年间建造】小巧、低调,藏匿于伦敦大型建筑之后的小巷之中。


尽管规模相对较小,但它在过去3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行政权力的所在地以及英国政府首脑的官邸——1735年,它首次成为政府权力的中心。


由于唐宁街悠久的历史,它已逐渐成为所谓“文化影响力”或“软实力”的代表。许多人可能还记得2003年上映的纯正英国电影《真爱至上》(Love Actually)中,休·格兰特(Hugh Grant)在布满首相肖像的黄色楼梯上曼妙的舞姿。在格兰特的舞蹈背后,我们意识到这些照片之所以被放在此处并非偶然——从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1885年至1902年间曾多次担任首相)到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电影录制期间正担任首相职位),整面墙道出了英国国家的编年史。



Barack Obama and Gordon 

Brown in 10 Downing Street.

Image via Wikimedia Commons.



首相离任后,他或她的照片会被添加到墙上,而其他所有的照片都将顺势从楼梯上向下移动一格。任何来访的贵宾都必须走上这一阶梯,默然接受低调——抑或自鸣得意的英国功绩叙事。正如艺术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唐宁街的纪录片中所言:“在其他国家的宅邸内,甚至在白宫中,可能会有比人还大的巨幅肖像,但在这里(英国),我们有的仅是唐宁街幽灵们朴实的版画和照片。”沙玛特别指出的这种谦逊感贯穿了纪录片的始终。显然,就算是保守低调也可以有政治内涵。


但是,并非所有的唐宁街10号艺术品都已预先确定。首相、其家人以及公务人员都有一定自由发挥的余地,将自己的审美趣味植入官邸之中。2012年,在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执政期间,一张摄于官邸的照片上呈现了位于楼梯顶部的画作:在内阁办公室的首席捕手、全官邸最受欢迎的猫咪住户拉瑞(Larry)身后,悬挂着一幅由劳伦斯·史蒂芬·洛瑞(L.S.Lowry)创作的《兰开夏郡博览会:耶稣受难日,雏菊角落公园》(Lancashire Fair: Good Friday, Daisy Nook, 1946年)。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上任后展现了更加直观的权力姿态,将她首相就职演说的语录裱框,悬挂在唐宁街10号的各个角落。



Downing Street's cat, Larry on the 

staircase with L.S Lowry, Lancashire 

Fair: Good Friday, Daisy Nook, 1946.

Photo by Number

10, via Flickr.



许多英国政府官员可以利用规模宏大的政府艺术收藏(GAC),要求在其办公室、使馆和政府部门内悬挂艺术品。该收藏成立于1899年:彼时一位政府部长花了150英镑的小钱购入了一些艺术品,用以点亮白厅(英国政府)阴冷的办公室。该收藏多达14,000多件的艺术品目前在全球365座建筑物中流通。GAC 重视审美内涵和软实力的作用,并在其网站上指出:“随着英国逐渐摆脱冲突,软实力和文化外交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和政治表现形式。在政府大楼或使馆中进行周密且战略性的艺术品展示是一种有力的手段。”


英国最近进入了一个“文化外交”似乎最为重要的时期——脱欧。由保守党提名,鲍里斯·约翰逊被视作带领英国脱离欧洲的头号人物。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安德鲁·吉姆森(Andrew Gimson)将他描述为“外表平平,但文学功底深厚”的政治家。这是事实。又有哪位其他现代国家的元首曾与剑桥教授就古希腊和罗马的优劣比较进行过辩论呢?


吉姆森(Gimson)向 Artsy 透露,约翰逊自大学毕业以来就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古典美学。在学校,他“无论何处都带着伯里克利(Pericles)的半身像”。伯里克利是一位古希腊的政治家和雄辩家,曾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吉姆森表示,选择这件室内装饰“一部分是开玩笑,但也有严肃的考量”。


约翰逊的古典教育和指涉修辞越来越偏向民粹主义的话题,并具有右翼孤立主义的色彩。他利用清晰的语言能力,发表了类似“自杀式背心”和“奋战致死”的煽动性言论。在为即将到来的12月12日大选举办的多场辩论中,他的华丽辞藻也与反对派领袖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更加克制内敛的风格相抵触。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Hosts the 2019 NATO Leaders 

meeting at 10 Downing Street.

Photo by Number

10, via Flickr.



约翰逊不仅在语言上善于运用隐喻,在唐宁街10号,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对视觉的理解。他的母亲夏洛特·约翰逊·瓦尔(Charlotte Johnson Wahl)是一名表现主义画家,而父亲斯坦利·约翰逊(Stanley Johnson)则是作家、环境顾问和前政治家。他的第一任妻子艾丽格拉·莫斯特恩·欧文(Allegra Mostyn-Owen)既是一位艺术老师,也是威廉·莫斯特恩·欧文(William Mostyn-Owen)的女儿,而威廉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艺术史学家,兼任佳士得董事。约翰逊从身边的这些人中学到一些对于艺术影响力的理解便顺理成章。


一项信息自由法的动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即要求政府及公共部门公开信息的法案,译者注)披露了自7月24日约翰逊出任首相以来悬挂在唐宁街10号的所有艺术品(尽管我们无法确切说明,这些作品中是否有任何一件由首相亲自选定)。自7月24日起,已有67件艺术品相继在唐宁街10号悬挂陈列。艺术品主要由画作构成,融合了19世纪的风俗画(genre)和风景画,也包含了当代抽象作品。约翰逊任职期间,唐宁街10号悬挂的艺术品作者包括朱利安·崔维里安(Julian Trevelyan)、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助手和模特大卫·道森(David Dawson)、后印象派画家亨利·兰姆(Henry Lamb)、超现实主义画家保罗·纳什(Paul Nash)、波普艺术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行为艺术家贝德威尔·威廉姆斯(Bedwyr Williams)和动物雕塑家的作品尼古拉·希克斯(Nicola Hicks)。


除了适合“约翰逊风格”的绘画,例如乔治·霍华德(George Howard)描绘罗马帝国第二大公共浴场的画作《罗马卡拉卡拉浴场》(The Baths of Caracalla, Rome,1890年代)之外,剩下更多的是描绘当代英国生活的作品。詹姆斯·费顿(James Fitton)的《市场》(Market,1947年)就是其中之一,它刻画了食品市场的熙熙攘攘,充斥着鲜花、鱼类和家禽。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rrives at 10 Downing Street 

on Tuesday, June 4, 2019.

Photo by The White

House, via Flickr.



尽管如此,约翰逊任职期间唐宁街10号展出的最有趣的艺术品,莫过于尼古拉斯·加兰(Nicholas Garland)的一组名为《安娜贝尔》(Annabel’s ,1985)的油毡浮雕印染(linocut)卡通。加兰是漫画家,与定义了约翰逊早期职业生涯的出版商关系紧密:两人都曾在《每日电讯报》任职,约翰逊当时是一名初级记者兼任布鲁塞尔通讯记者。此后两人还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共事,约翰逊曾担任编辑一职。首相亦曾为加兰的出版书籍作序——很巧的是,这本关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描绘赛事》(Drawing the Games)受到时任伦敦市长的委托完成,而市长不是别人,恰是约翰逊。


加兰的这组黑白(其中有一件为手工染红)卡通由14张精美的作品组成,展现了1980年代中期贵族夜总会的生活。“安娜贝尔”成立于1963年,坐落于梅费尔(Mayfair),目标客户是英国的精英和名人。加兰的画作描绘了夜总会的一日,身着华服、发型风流的主顾们被戏称为“Sloane Ranger”(上流年轻阔小姐)或是“Old Fogies”(“老家伙”,年长的有钱男子),他们纵情舞蹈、抽烟,大啖豪饮,一幅放浪形骸的笙歌景象。


许多图像呈现了1980年代上流社会酒池肉林的一面。该系列的第一幅作品出现在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序言之上,描绘了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位老男人共舞的情形。第14张作品则展示了一位身着晚礼服的男士正试着勾引一位烫着大卷发的女性。尽管这些作品相对温和,在美学上也足够吸引人,但是唐宁街10号的政府背景和文化力量的语境使该系列仍旧成为一个让人疑虑的选择。这背后到底呈现了什么?



Nicholas Garland

Annabel's, 1985, Roseberys.



加兰该系列的第12张作品《舞池》更具争议。这张图像上,四名中年男子和女子在两名扮演黑人(blackface,白人涂黑脸来扮演黑人,具有很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译者注)的人像海报前舞蹈。这或许是20世纪早期爵士海报的再现,当时海报也可能确实悬挂在安娜贝尔的墙上。我们兴许可以假设,加兰只是在重现那个时期的种族主义室内装饰。


但在唐宁街10号的框架下,这幅作品具有很强的引申义。约翰逊曾在他的报纸专栏中使用了种族主义的比喻,例如“黑人小孩”(piccaninnies)或是“西瓜笑容”(watermelon smiles,对于美国非裔的刻板印象,认为其尤为爱吃西瓜,从而引申出不洁、懒惰和幼稚的歧视内涵,译者注)。这幅作品具有赤裸裸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小画框内,白人既得利益者和“它者”的分野跃然纸上。


加兰的油毡浮雕印染系列作品频繁出现在拍卖行,也被包括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内的主流艺术机构收藏。在以上的场合中,它总被包装在一个黑红色文件夹之内。出于国际外交的考虑,但愿唐宁街10号的版本也保存在类似的文件夹中,且尚未悬挂在这所庄严的英国机构的墙上。在 Artsy 的询问下,保守党内部人士对相应的印刷品是否已经悬挂在唐宁街既不正式证实,也不作出否认。



Samuel McIlhag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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