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超级藏家真正的慈善之路
Agnes Gund featured in June 14, 2017, news story
alongside image of Roy Lichtenstein’s Masterpiece,
as seen in Aggie, directed by Catherine Gund.
Courtesy
of Aubin
Pictures
三年前，慈善家艾格尼丝·冈德（Agnes Gund）以1.65亿美元的高价出售了一幅珍贵的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画作，并用所得款项成立了 “艺术促进正义基金”（Art for Justice Fund）——一个旨在结束美国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的非营利组织。迄今为止，该组织已经向艺术家和支持者发放了超过5800万美元的补助，用以安全地减少监狱关押人数、促进司法再投资改革（justice reinvestment，通过社区主导的举措和全州范围的政策和立法改革，将资金从监狱转移到与刑事司法系统接触率高的社区中去，译者注）并创造相应的艺术，从而改变大规模监禁的叙事模式。此后第二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这位超级收藏家的文章，标题是：“艾格尼丝·冈德是最后一位善良的富人吗？”（Is Agnes Gund the Last Good Rich Person?）该标题的言下之意很能说明问题；她这一级别的藏家受人欢迎的并不多。随着越来越多九位数的天价拍卖抢占了新闻头条，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被收藏家阶层视作一种囤积于仓库以便日后转卖的理财投资，艺术拍卖圈也自然而然背负上了些许的恶名。
冈德的女儿、电影制作人凯瑟琳·冈德（Catherine Gund）拍摄的新纪录片《Aggie》进一步阐明了艾格尼丝·冈德对艺术的慷慨与喜爱。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众多表面上非常富裕的艺术收藏家和慈善家中，偏偏是她备受尊崇时，82岁的冈德给出了一个朴素的答案：“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但如果确实如此对话，那大概是因为我捐赠了许多艺术品吧，”她说道，话语间带着一丝冷幽默，“我的大部分藏品，都在某个地方有了归宿。”她并没有夸大其词——除了在1991年至2002年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主席外，冈德还向其捐赠了900多件艺术品。
Portrait of Agnes Gund and Aggie
director Catherine Gund. Photo
by Timothy Greenfield-Sanders
Courtesy of Agnes
and Catherine
“不管她是否愿意相信，这一切显然都是事实，”电影制片人凯瑟琳·冈德说，“我认为，母亲的良好名声从根本上源自她的慷慨，但友谊在其中也举足轻重。” 《Aggie》无疑是这种紧密关系的证明：影片中，数十位艺术家都对他们与艾格尼丝的私人关系赞不绝口；格伦·利贡（Glenn Ligon）、塞尔玛·戈登（Thelma Golden）和朱莉·梅赫雷图（Julie Mehretu）等艺术家在影片中对冈德进行了采访，他们之间远超典型收藏家-艺术家或捐赠人-策展人关系的深厚友情展露无遗。
冈德是克利夫兰一位成功银行家的女儿，她在俄亥俄州长大，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姐。“我一直都知道，家中的男孩们更受宠，他们才是我父亲想要的，”她在纪录片中向艺术家特雷西塔·费尔南德斯（Teresita Fernández）透露道，“我父亲希望男孩们可以飞黄腾达，却并不关心女孩们是否成功。”1966年，她的父亲因白血病去世；她惊讶地发现自己也是他遗嘱的受益人。
1969年，冈德在西德尼·杰尼斯画廊（Sidney Janis Gallery）购买了一件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大型雕塑，这是她的第一笔重大艺术交易。“当我得到它时，感到非常内疚，因为这件雕塑价格不菲。”她说，“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有特权得到这些东西？’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我会为我买的大多数东西都寻觅到好的去处。”此后，摩尔的作品被捐赠给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冈德说：“我认为，内疚是人之常情，但人们必须将其转化为行动，而不是对其坐视不理。内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
Agnes Gund and artist Xaviera Simmons in Simmons'
studio, as seen in Aggie, directed by Catherine Gund
Courtesy
of Aubin
Pictures
冈德补充说，她最初希望所有的捐款都是匿名的，然而她的一个兄弟劝她不要这样做。尽管冈德本人对此懊恼不已，但他的理由是，将她的名字刻在世界各地的墙面纪念匾上，会在收藏界引起更大的共鸣，并最终激励其他人捐赠艺术。她说：“虽然我打心底里希望这不是真的，但事实确实如此。”
在康涅狄格学院（Connecticut College）毕业后，她与阿尔布雷希特·萨尔菲尔德（Albrecht Saalfield）结婚，并育有四子。她与丈夫和孩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并于1976年加入了 MoMA 的董事会。第二年，她成立了名为“学校里的工作室”（Studio in a School）的艺术组织，旨在将视觉艺术项目引入纽约市的公立学校。自成立40多年来，“学校里的工作室”已经为纽约五个区的80多万名学生提供了艺术课程。2016年，它还扩大了规模，开设了第二个分支机构，名为“工作室研究所”（Studio Institute）。冈德解释说，在她所有的重大成果中，“学校里的工作室”仍然是她最自豪的壮举。
在创立该项目一年后，冈德前往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攻读艺术史学位。1980年，她与萨菲尔德离婚，并带着四个孩子搬到了纽约。在纽约的短短十几年里，她已经成为 MoMA 的主席，同时也是社区的中坚力量，以支持代表性不足的人发声而闻名。此后，她列席诸多博物馆的委员会，并且仍然是不少委员会的终身成员。
Rio Hope-Gund, Agnes Gund, and Catherine Gund
as seen in Aggie, directed by Catherine Gund.
Courtesy
of Aubin
Pictures.
艾格尼丝的怯生众人皆知，而纪录片便以艾格尼丝和凯瑟琳一起坐在汽车后座上的镜头开场。“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凯瑟琳问母亲。艾格尼丝回答道：“我希望这部电影不会被太多的人看到。” 凯瑟琳解释说：“最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的，是试图拍摄一部关于一个不想身处电影中的人的电影。”凯瑟琳最初只是想拍摄自己和母亲之间的一系列采访，然而在拍摄完第一则采访后，凯瑟琳觉得二人间的对话缺乏新意。因此，她决定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话。首先，她找来艾格尼丝的孙辈们对她进行采访，之后则邀请艺术家和策展人加入其中。凯瑟琳一共拍摄了大约35场采访，而在影片中只用了一半多一点的镜头。
“我从来没有打算拍一部关于我母亲的电影。我更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保持纯粹，而不是试图在电影或公开场合对其进行剖析。”凯瑟琳说，“推动我拍摄这部电影的直接原因，是她为了达成结束大规模监禁的目标，出售[利希滕斯坦]作品的动人举措。我认为，这一交易模式为他人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在卖掉利希滕斯坦之前，这幅画已经在艾格尼丝的壁炉上挂了40年——罗伊和多萝西·利希滕斯坦是艾格尼丝非常亲密的挚友。“我确实将那幅画视作我生活的一部分，”艾格尼丝说，“我一直非常想念它。除了两次借展，它几乎一直都悬挂在壁炉上方。但作为一件艺术品，它现在获得的意义远超过它的过去。”在这次重大拍卖之后的三年里，艾格尼丝·冈德的利希滕斯坦画作已经成为慈善的代名词；它告诉人们，高价拍品可以获得怎样的社会价值。“就像你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子里，它会产生各种回响一样，”她说，“这幅画也做到了这一点。”
Wallace Lu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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