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性别消除父权信仰？女艺术家没那么好当

Patty Chang, still from 

Untitled (Eels), 2001.

© Patty Chang.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Pérez Art Museum Miami.

20世纪60年代末及整个70年代，催生了女权主义艺术运动的浪潮。此后的数年间，大量女性艺术家开始积极投身艺术实践。她们毫不畏惧，公开质疑社会所定义的完美女性气质、女性身份以及女性身体。通过在艺术界内外创造以女性解放为主题的对话空间，朱迪·芝加哥（as Judy Chicago）、米里亚姆·夏皮罗（Miriam Schapiro）和草间弥生等女权运动艺术家试图扭转陈旧的性别观念。尽管如此，如果乐观地认为过去50多年来稳步推进的女权主义反击足以彻底消除压迫女性身体的荒谬社会规则，就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直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渴盼女性拥有苗条、无毛、光滑、柔软，好似选美皇后般的完美肉体。同样，人们也时常指望当代女性去迎合男性凝视下的完美典范。因此，反抗这些严苛社会准则的艺术家作品，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迈阿密佩雷斯美术馆（PAMM，Peréz Art Museum Miami）正在展出名为“我的身体，我的规则 ”（My Body, My Rules）的展览，重点聚焦上文提到的女权主义话题。该展览将向公众开放至2021年9月。此次群展由巴西策展人詹妮弗·伊纳西奥（Jennifer Inacio）策划组织，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旨在审视 “社会塑造的主流女性形象，并直面强加在女性身体上、充斥争议的刻板印象、暴力、钳制与完美臆想”。据伊纳西奥介绍，展览的标题是一曲赋能的赞歌，呼应了著名的女权主义口号 “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my choice）。

Maria Nepomuceno. 

3 mulheres, 2017

Sikkema Jenkins & Co.. Sold

与60年代一众女权主义觉醒团体通过集体对话阐明私密话题的做法一致，“个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是妇女运动的另一个响亮口号。该理念在策展和艺术创作中被极力放大，公开挑战了父权的陈旧观念。

约翰内斯堡艺术家弗朗西斯·古德曼（Frances Goodman）的《吐/吞》（Spit/Swallow, 2013）是一件引人注目的霓虹灯作品。作品呈现了某种液体状的形态，它在一位女性的嘴中闪动，然后从嘴里喷出，不断交替循环。这件入选 PAMM 展览的作品实际上是古德曼的自画像。《吐/吞》是一则性暗示的隐喻，既向那些接受社会规范、吞下话语的女性，也向那些拒绝社会期望、吐露思想的女性点头示意。

Frances Goodman

Spit/Swallow, 2013

SMAC. Contact for price

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进行艺术实践的当代艺术家，并不一定拘泥于性别的主题。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从个人经历中获取灵感的人——更多考虑的是多种身份的重叠。这种交叉性的实践方法论要特别归功于黑人女权主义艺术家，尽管人们对她们的认可度往往并不符合她们所作出的贡献。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高峰期，通过诸如 “我们在哪里”（Where We At）、“螺旋 ”（Spiral）和 “康巴希河集体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等开创性艺术家组织的工作，一大批黑人女权主义艺术家试图挑战男性凝视，并加强艺术世界对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意识。

库尔德裔美国艺术家海夫·卡赫拉曼（Hayv Kahraman）不断思考她的艺术与她作为女性和移民的身份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无法说服自己不做关于被边缘化的作品。无论是移民还是性别，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问题。我的身体亦是如此，”她通过电子邮件向我写道。Kahraman 在展览中的作品《六名弯曲身躯的人》（6 Bends，2020）是一幅油画，描绘了六个女性形象向观众弯曲身体的画面。该作品是更大的“不太像人”（Not Quite Human）系列作品的一部分。用艺术家的话说，该系列旨在“思考女性/少数族裔以及移民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顺应社会生活准则的”。

Hayv Kahraman, 

6 Bends, 2020.

© Hayv Kahraman. Photo by Fredrik Nilsen

Studi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Pilar Corrias,

London; and Pérez Art Museum Miami.

为了将私密的体验转化为不羁的艺术，许多创作者开始转向自己的身体。因此，对于那些希望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发声的人来说，行为艺术成为了首选的媒介。事实上，行为艺术确实是美国先锋女性主义艺术项目“女人屋”（Womanhouse）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由朱迪·芝加哥和米里亚姆·夏皮罗于1971至72年在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创建。与此同时，这也是古巴裔美国艺术家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最喜欢的媒介。门迭塔最著名的便是她的“大地之躯”（earth-body）表演——通过在自然景观或古代遗址中镌刻自己的身影，她将自己记录进照片与视频中，探索迁移、精神、女性身体和转变等主题。在 “我的身体，我的规则”展览中，伊纳西奥选择展示门迭塔极为惊艳的系列显色版画《墨西哥剪影作》（Silueta Works in Mexico，1973-77），呈现了艺术家在墨西哥瓦哈卡谷（Oaxaca Valley）众多地点的身体剪影。

Ana Mendieta. Untitled (from 

the Silueta series), 1973-1977

MCA Chicago

毋庸置疑，摄影一直是强调女性视角以及展现视觉解放的有力工具。事实证明，对于那些寻求自我表现、谴责压迫性规则的创作者来说，这种媒介大有用处。正如艺术家纳奥米·费舍尔（Naomi Fisher）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向我解释的那样，她故意不去修改《后院》（Backyard，2001）系列中的任何一幅图像，并试图借此阐释，“如果你不将其转变以符合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定义，那么原本的女性身体将会是如何”。她的《无题（粉色百合，蕨类）》（Untitled 【Pink Lilies, Ferns】, 2001）是与罗娜·辛普森（Lorna Simpson）、安娜·盖斯凯尔（Anna Gaskell）和露丝·伯恩哈德（Ruth Bernhard）一起被选入展览的众多摄影作品之一。

Lee Materazzi, Clothes on Head 

from “Head in Series,” 2008. 

© Lee Materazzi.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Pérez 

Art Museum Miami.

在关于女性、女权主义和艺术的对话中，我们亟需意识到，艺术家本身的性别并不一定能消除父权的信仰。伊纳西奥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策划展览的摄影作品时更是如此。“我想展示女性艺术家所描绘的身体，但当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时，便很快意识到，男性的视角也可以内化于女性艺术家的内心。因此，我必须认真思考、探究这些照片，忖度它们的制作过程，质疑作品，同时也质疑我自己。”她说，“我甚至不得不扪心自问，我是否正在内化男性的凝视？”

卡赫拉曼写道：“作为艺术家，女性不断受到审视。褒贬左右夹击，而且这种评判不仅仅来自白人异性恋男性。它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甚至我们自己也在助长这种审视……，我们一直以来受到这种教育，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我们如何才能从这些桎梏中挣脱出来呢？”

Zilia Sánchez, Sin 

título (Untitled), 1971.

© Zilia Sánchez.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Pérez Art Museum Miami.

艺术作为抵抗的平台、解放的工具、进入另一种现实的窗口，无疑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只有不断产出以“我的身体，我的规则 ”为例的颠覆性创作，同时不断涌现愿意质疑个人经验、打破条条框框的艺术个人，解放才真正能够实现。

Salomé Gómez-Upegui

近期文章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