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新丨冒名顶替的罪与罚：教育公平是底线公平，什么价值都应当让路
罗培新 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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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与法治，并称为社会的三大底线。只有教育公平，底层民众才有上升的希望，社会阶层的流动，才拥有健康的基础。保障教育公平，应当与保障生命健康一样，成为法治的核心价值。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责怪底层民众：“你们为什么不抗争，为什么自己不去追查？”在那个互联网不发达、整个村庄甚至没有一部电话的年代，信息闭塞，他们对国家公信力，保持着朴素的遵从。
•冒名顶替，窃取了他人的人生，诚为欺世大盗。在古代，科举舞弊，甚至要斩首示众。根据时下的法律，盗窃罪、诈骗罪侵害的是财产利益，无法惩处冒名顶替者，只好以滥用职权、伪造公文、收受贿赂等对责任人定罪量刑。盗窃30万元，可能要坐牢十年甚至把牢底坐穿，而偷了别人的一生，却找不到直接相应的罪名……违法成本畸低，规训价值错配。
•千万不要为顶替者脱责。顶替者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能够清晰辨识行为的后果。尽管诸多顶替操作，都由其家长或亲友代办，顶替者也不能像“傻白甜”那样，安之若素地接受。否则，这不仅是对法治的嘲弄，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莫大讽刺。
•文明常常源于重典，尤其是对于价值观错乱的群体。对于顶替者，可以保护姓名权为由，责令其对侵权行为给付高额赔偿金，同时追究其冒用他人身份的行政责任。另外，我国既已设立替考罪以追究“枪手”刑责，举轻以明重，顶替者窃取了别人的一生，没有理由不设“顶替罪”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顶替者陈春秀去当地教育部门反映问题，反被要求证明自己就是自己。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少数掌握信息者上下其手，滋生了假冒顶替的温床。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者的意识与能力，要配得上技术的发展。上海推行的“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就是要打破数据特权，通过互联网技术，强化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让政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洋溢着阳光的气息。
据央视新闻报道，16年前，山东冠县陈双双，以低于录取线243分的成绩，冒名顶替了高出录取线27分的陈春秀。如果不是陈春秀自己偶然在学信网上查询到相关信息，这一陈冤，可能将永远石沉大海。
这位父亲，是无数农村家庭的父亲的缩影。
这是一位不得不因为家贫，而做出两个孩子中留一个读大学这一残酷决定的父亲；这是一位将自己的需求压至最低来供应孩子读书的父亲；这是一位教自己的孩子堂堂正正做人的父亲：“上学这点不会给你压缩，穿衣服只要不冻着就可以了……”
人穷志不短，是多少农村父亲最后的尊严。含辛茹苦，本来以为可以迎来希望和曙光……
这一恶劣事件所窃取的，远远不仅是一个寒门子弟的大学梦想和人生，它还在吞噬着最宝贵的社会信任资源。
最为可怕的是，陈春秀事件，似乎只是冰山一角。
媒体报道，短短两年，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14所高校里有242人被证实冒名顶替入学，并取得了学历。
媒体调查发现，这些冒名他人上学的人，非富即贵。而那些被顶替掉的孩子，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底层的寒门子弟。山东济宁市的苟晶，甚至连续两年被冒名顶替。
陈春秀的丈夫说，我们只是要个公平，“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别人叫你陈春秀时愧疚吗”？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愤怒。因为，教育、医疗与法治，被并称为社会的三大底线。
无论社会多么糟糕，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民众就有上升的希望。教育公平的沦丧，直接击穿了社会的心理底线。
央视康辉在自传《平均分》中，披露了险些“被顶替”的情节。文中提到，当年高考康辉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分数高却始终等不到通知书，后来在邮电系统工作的父亲一路追查，才搞清楚。“问题出在一个负责报送成绩的人身上，他女儿刚好也是那一届考生，为了让女儿能够考上心仪的学校，他铤而走险跟同事做了这样一个瞒天过海的操作。”
幸亏有了一位能干的父亲，康辉终究未被顶替。
然而，能干的，毕竟是少数。
前些年爆出的类似案件，如河南的王娜娜、湖南的罗彩霞，以及这次山东的两例，共同特点是受害人均为女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陈春秀的父亲日前受访时说，当年是因为对方“打听我是个老农民，怂人”；苟晶一家也务农，姐妹三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曾经发出过感慨，如果他是一个有本事的爸爸，一个有能量的人，就可以保护我不被顶替。”
事实上，这些顶替者也几乎“成功”了：几乎每个受害者，在长达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认命”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责怪这些底层民众：“你们为什么不抗争，为什么自己不去追查？”
在那个互联网不发达、整个村庄甚至没有一部电话的年代，信息闭塞，他们对国家公信力，保持着朴素的遵从。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信力，需要依赖私人救济来守护，那么，被同时击穿的，还有人性与法治。
没有人怀疑，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一定有人将会遭到法律的惩处。在这个伤天害理的利益链条中，有三类主体：国家公职人员、顶替者亲友及中介机构、顶替者本人。
根据违法情事，他们分别适用不同的罚则。
其一，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等。
没有教育部门、高校等公职人员的参与，顶替者绝无可能大行其道，而参与操作的这批人，滥用职权、受贿等，可谓罪责昭昭。
我国刑法第397条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不按或违反法律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侵吞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等行为。
侵害教育公平、毁灭他人人生，显然属于造成受大损失。对于此种情形，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涉事高校，则涉嫌玩忽职守。尽管事发于2004年，但是，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高校对录取的新生，都有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即进行新生照片、考生档案、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录取考生名册、身份证等信息逐一对照核查；填写学生信息卡（学籍卡），并与其档案中的信息认真核对。这些严格措施，正是为了防止舞弊。如果涉事高校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本可以防止冒名顶替现象的发生。
事出反常必有妖，或许，受贿可以解释这些“疏漏”。
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
以上两项罪名，经常属于“并发症”。例如，2014年10月，安徽灵璧县一名女户籍辅警郭娜受贿后滥用职权，帮人伪造户口用于冒名顶替上大学，被灵璧县人民法院判刑8个月。
其二，顶替者亲友及中介机构，涉嫌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等。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了行贿罪，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财物的，构成此罪。冒名顶替的全过程，无不闪动着行贿的影子，特别是黑心的中介人员。
另外，我国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9年10月26日，法院对湖南省邵东县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案作出一审宣判，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与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有争议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的行为，窃取了被顶替者的人生，不该构成盗窃罪吗？他们以诈骗的方式，骗取了被顶替者的身份，不该构成诈骗罪吗？在上海，盗窃1000元与诈骗3000元，都可以入罪了。
遗憾的是，罪行法定，限制了此种可能性。无论是盗窃还是诈骗，都要求侵害的是财产利益。例如，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为起点，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偷30万元，可能要坐牢十年甚至把牢底坐穿，而偷了别人的一生，却往往很难找到直接对应的罪名！
无论法律适用存在多大争议，冒名顶替，犯罪成本畸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古代，以舞弊方式破坏科举，后果极其严重，甚至是要杀头的。
有人整理了清朝历代科场舞弊案，“革职”“充军”“处斩”“抄家流放”“杖刑流放”……触目惊心！
其三，顶替者本人，侵犯他人姓名权与受教育权，甚至要承担行政与刑事责任。
在顶替链条上犯下罪错的中间人，包括操办顶替事项的父母及亲友，都可以依据相应法条追究其法律责任，而顶替者本人，不用伪造证件，不用行贿，一切都有人为其办妥，这样坐享其成的人，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显然不是。
顶替者到了参加高考的年龄，能够清晰地辨识其行为的后果，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尽管顶替的绝大多数操作，都是其家长或亲友代办的，他也不能像“傻白甜”那样，安之若素地接受。否则，这不仅是对法治的嘲弄，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莫大讽刺。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加重违法者责任，是源头治理的重要一环，已有先例可循。法院曾借道姓名权，对教育权被侵犯者提供救济。
我国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抽象的规定，必须通过具体请求权的确立，才能予以司法化。这一路径，即为姓名权的保护，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有明文规定。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顶替者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01年8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院批复作出二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获得经济损失赔偿48045元及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曾经引发极大关注的宪法司法化案例，同样发生在山东。
是的，只要保护的是良善法益价值，而且法理圆畅，我们就不应因人废事。
令人欣喜的是，陈春秀已经勇敢地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于6月17日委托律师对顶替者陈双双提起了诉讼。
除了民事责任外，还值得探讨的是，顶替者是否还应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7条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二）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
顶替者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完成大学学业，甚至还以该身份信息工作，显然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关于刑事责任。2015年11月起我国正式设立了“替考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之一规定：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然而，冒名顶替者，不是“枪手”，并不受前条拘束。
但就法益价值而论，冒名顶替侵害的法益，显然重于替考。替考者并不必然通过考试，通过考试也不必然被录取，因而侵犯他人（不特定人）的权利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一些资格考试（非竞争性考试）中，替考者除了破坏秩序，甚至没有直接的侵害对象。而冒名顶替，则100%地侵犯了特定人的受教育权，被顶替者的悲苦，甚至无以言表……据举轻以明重的法理，既已设立替考罪，顶替罪就更应设立！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陈春秀去当地教育部门反映问题，反被要求证明自己就是自己。
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少数掌握信息者上下其手，利用信息特权牟取私利，滋生了假冒顶替的温床。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的意识与能力，要配得上技术进步。我们要打破数据特权，利用互联网技术，强化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让政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洋溢着阳光的气息！上海的“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即以此为念。
真实与真诚，是最可贵的品格，小至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是。让我们付出努力，铲除造假的土壤，以诚实与正直，呵护孩子们的成长，让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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