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第三季：为何该节目的内容越来越浮夸？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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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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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开始，央视推出了一档文物博物馆类普及性电视节目《国家宝藏》。邀请了国内一些著名大型博物馆的馆长上台，和影视明星们共同讲述文物的故事，受到了广泛欢迎。
其实，央视很早就致力于普及文博类知识，中央四套的《国宝档案》，中央十套的《中华国宝》、《探索发现》等栏目，制作过大量文物考古类纪录片，足以把一个普通人培养成业余考古专家。
不过，这些节目的呈现方式都偏传统和学术，很难吸引原本对历史文化缺乏了解的人。
但《国家宝藏》把普及文化知识和大众娱乐相结合，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节目播出之后的社会反响来看，这种探索和尝试可以称得上十分成功。
普及文博知识，提高国民的文化鉴赏力，本是一件大好事，可以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走进人们心中，把民族传统文化内化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但是，随着节目播放到如今的第三季，却让人感到越来越浮夸，节目内容越来越脱离文物和历史的本来面貌，反而变成对历史的一种花式“炫耀”，甚至夸张、歪曲，不正确地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和艺术品位，也就起不到真正普及文化的作用了。
纵观节目中出现的文物，其中确实不乏珍品、精品，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千里江山图》创作背景再现 图源于网络
拿最近播出的第三季来说，有故宫博物院选送的《千里江山图》卷，西安碑林博物馆选送的昭陵六骏，敦煌研究院选送的220号窟，秦始皇陵博物院选送的铜车马，三星堆博物馆选送的金杖等。
但也有一些文物也许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要么夸大了它们的价值，要么是对其的解读有错误，对一个并不十分熟悉历史文化的观众来说，节目如此呈现这些文物，完全是一种误导。
从这些夸张和歪曲背后，我们还能看到一种不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思潮，甚至可能对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产生恶劣的影响。
在12月6日播出的第三季第一期中，介绍了故宫博物院选送的清代金嵌珍珠天球仪。
年仅19岁的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女学者王贞仪，以情景剧的形式介绍了天球仪的来历和用法。
▲张子枫饰演的王贞仪与法国传教士罗尼阁对话 图源于网络
金嵌珍珠天球仪是用黄金做成的“天球”模型，有基座、支架、天球三部分，上面用珍珠镶嵌了二十八星宿、三百多个星座和两千两百多颗星。
这个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是现今唯一一件以黄金制作而成的天球仪模型，其样式华贵精良，基座各有蟠龙缠绕，栩栩如生，处处透出清代的皇家审美。
需要说明的是，这件天球仪模型并不是真正用于作天文历法演算来使用的仪器，只是天球仪的模型，是清宫中的一件摆设。
▲金嵌珍珠天球仪 图源于网络
然而这件天球仪虽然是清代皇家藏品，但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元代的波斯人扎马鲁丁把西方的天文历算学介绍到中国，并制作了星盘。由于蒙古人与西方世界的频繁交流，古希腊人提出的地圆说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
随着元代的覆亡，“国学”再兴，明代中前期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天圆地方说又重回主流学术界，元明之交的古代天文学术出现了倒退。
但讽刺的是，明代人虽然不相信西方的地圆说，却一直使用着元代郭守敬等人根据以地圆说为基础的天球模型，观察计算而成的历法——授时历。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致力于破除天圆地方学说，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天球仪、地球仪，以及系统的经纬网络定位法，填补了中国人不知经度的空白。
此后，中国学者才开始自制天球仪。这件故宫藏金嵌珍珠天球仪，其基座和天球外壳很可能是中国工匠制作。但在天球内部，隐藏着一个钟表的机芯，可以上发条，让天球缓慢旋转。
▲铜镀金四羊驮表，1770年，通高59厘米，面宽36厘米，厚30厘米。当钟内机械开动时，音乐响起，乐箱布景内的男女人群起舞。此表既可用作化妆盒，又是报时钟表。 图源于网络
在清代，中国并没有能够制作钟表机芯的工匠，所需零部件均需依赖进口，这件天球仪模型拥有国产的外壳和进口的机芯，可以被看作是十七、十八世纪早期全球化的有趣产物。
可惜的是，节目并没有对这些知识进行详细介绍，而是始终在突出这件天球仪模型如何如何精美，如何如何珍贵。
▲康熙朝地球仪，清宫造办处制作，通高135厘米，球径70厘米。这些地球仪上绘制了经纬网，扩充了我国此前的地球仪上只有27处观测点的纬度，包括了赤道、南北回归线、南北极圈的整个地球纬度，也弥补了我国此前不知经度的空白，并标注了五洲说，使当朝人能以了解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新知识。图源于网络
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废话。清代的皇帝能够让它们能够陈设在清宫中，前提条件就是制作必须十分精美，用材必须十分昂贵，否则怎么可能存在于宫廷呢？
至于是传世的唯一一件黄金制作的天球仪模型这一点，恐怕除了证明清代皇帝之穷奢极欲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价值吧？
从金嵌珍珠天球仪出发，节目引出了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话题。
长期以来，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一直致力于发掘古代天文学成就，制造“中国古代天文学领先世界”的景象。“天文”二字来自古籍，至今沿用，但不代表古代的“天文”和现代的“天文学”是同一个意思。
▲节目中讲解员的介绍 图源于网络
在古代中国，人们观测天体，并不是为了研究天体本身，而是为了编写历法、占卜吉凶和政治宣示。
其中，也就只有编写历法多多少少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意味，后面两种目的，都和科学完全不沾边。与科学不沾边，并不代表观测结果没有科学价值。
在节目中，主持嘉宾讲了一段话。他说：“只有我们中国的天文观测记录，是最完备的，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断过……”在中国的历史古籍中，记载一些天象的异常，经现代天文学验证，是古代中国人对于彗星、超新星的观察，似乎中国人应该具备完备而系统的天文学知识，远超西方人才对。
▲节目中讲解员的介绍原话是：“哈雷彗星···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朝的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我们···共记载了二十九次哈雷彗星回归，也就是说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咱一次都没有拉下···”而张钰哲先生在他的《哈雷彗星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一文中认为，我国如果从武王伐纣（前1057或前1056）算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41次（刨去武王伐纣到始皇七年以及1986年这次，应该有30次）我国记录了其中的33次，从前1057或前1056到前613有5次没有记录，从前613到前467有1次没有记录，从前467到前240有2次没有记录。图源于网络
然而，中国古代对于哈雷彗星记载，仅限于观察现象，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高度，更不知道隔七十多年哈雷彗星就会循环出现，就像挂在天上的太阳，谁都看得见，谁都可能记一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古代中国人可以说是完全不具备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知识系统，即使古代对于天象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频繁。
▲节目中讲解员的介绍 图源于网络
那古代人究竟为什么要搞天象观测和记载呢？
在《明神宗实录》中，记载了隆庆六年十月初三丙辰夜，“客星”见东北方。钦天监的官员分析说：“是为孛星日”。
根据古代占星理论，“孛星”会带来灾厄，于是刚刚即位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的操纵下，连夜在宫中祈祷，命令内外官员反省自己的言行。
从这个例子可见，虽然古代中国有钦天监这样的专门观测天象的官署，但他们的职责并不是研究天体本身，而是以天象的变化附会政治，这才是中国古代“天文”二字的真义。
既然天象是为政治服务的，自然对于天象的记载就也要根据政治的需要，统治者高兴的时候，根据占星理论属于祥瑞的天象就要大量涌现，统治者不高兴的时候，根据占星理论属于灾异的天象就要大大减少。
所以，中国古代的官方天象记录是不完整的，它要随时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去筛选、增删。更有甚者，还会编造、歪曲。
▲武王伐纣 图源于网络
比如《国语》记载，“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指现代天文学所称的木星，“岁在鹑火”指木星位于黄道十二宫的狮子宫，这也是后来人们用以确定武王伐纣具体年份的依据之一。
但是，有研究者曾经对《左传》、《国语》中有明确年代的九次岁星天象记载进行检索，再用行星历表DE404进行回推计算，竟无一吻合。
由此可见，古人对天象的记录至少有一部分是牵强附会，服从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产品。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天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与“经学”、“史学”相类似的学术，我们更应该称其为“天文学术”。
▲《大明王朝1566》开场就是钦天监监正借天象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图源于网络
这种学术存在的价值，除了编修历法具备应用价值之外，其他作用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极少有对天体本身的研究。即使有完备的天像记载，也并没有因此而对宇宙星辰有所认识，甚至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
而这种记载对于“天文学”这种科学的发展也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在如今建立了现代天文学之后，作为历史资料使用，而记载本身并不具备科学价值。
即使从编修历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术也属于比较落后的。
▲公元前164年巴比伦碑记录哈雷彗星。在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期间，巴比伦天文学家开发了一种新的天文学实证方法。他们开始研究处理宇宙理想性质的哲学，并开始在其预测的行星系统中使用内部逻辑。这是对天文学和科学哲学的重要贡献，这种新的天文学方法在希腊和希腊天文学中得到继承采纳和发展。 图源于网络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古巴比伦。
约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巴比伦地区的学者就已经能相当准确地处理太阳周年视觉运动不均匀问题，而中国直到公元550年北齐时期才有学者张子信着手处理太阳视觉运动不均匀性。
由于历史资料的极度缺乏，我们很难研究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但从年代和影响看，中国天文学至少有很多知识点都是从古巴比伦学来。
尽管古代中国人在记录天象上遥遥领先，但对宇宙本质规律的探索却停滞不前。他们自始至终都没能提出一个基于逻辑、数学的宇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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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术被皇权垄断，为了防止民众借天象造反，朝廷一直禁止民众私习天文，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颁布禁令：钦天监的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就是为了防止观天之术泄露到民间。
限于中国古代轻视科学和技术为政治服务的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数学运算体系在漫长的帝制时代都十分落后，也就不能够发展出精密完备成体系的天文学科，直到元代大量学习西方才得到了突破。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有天球仪，还有地图。
他第一次让中国人看到了具有现代地图学意义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具备精确性，而不再是凭感觉。
▲《坤舆万国全图》 图源于网络
在利玛窦之前，曾经出现过宋代的《禹迹图》、明代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大明混一图》等，这些虽然是地图，但只重方位不重形状。
▲镇江城建档案馆藏《禹迹图》拓片 图源于网络
《大明混一图》的西南角，可以看到缩微版的非洲大陆，其形状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基本相同，可以肯定来自同一出处。
当时西方人尚未绕过好望角，而非洲大陆的方位和形状就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图上了，由此可见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就有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地理知识，并与东方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
▲《大明混一图》西南角的非洲大陆 图源于网络
在这个缩微版“非洲大陆”中间，有一个大湖，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阿拉伯地区长久流传着一个传说，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有一个大湖，其面积远大于里海，而东方的非洲大陆地图就是根据阿拉伯传说绘制的。
因此也可得知，在西方人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人对非洲的了解，也仅限于沿海地区。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东方人，即使认识可能比西方人早，但其地理学研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西方人。
▲伊斯兰学者伊德里西在1154年绘制了一张上南下北、包含欧洲、亚洲和北非的地图，收录在他的《Tabula Rogeriana》一书中。 图源于网络
正是由于中国人已经具备了对于非洲大陆方位的认识，才有可能实现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它代表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大成。
由于文献的缺失，我们至今也无法窥见郑和船队的真正面貌。其中争论比较多的就是郑和船队用的船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航海的海船必须是吃水较深的尖底或者圆底船，而中国古代大多是航行于内河的平底船，它无法抵抗海上的风浪。
在今南京市的郑和宝船长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实，这里并不能建造尖底船。如果郑和用的是平底船，那么船队如何做到长途航行的呢？
▲《大明混一图》中的中南半岛。 图源于网络
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地图中得到答案。在《大明混一图》中，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形状十分扁平，图形也没有向下延伸多少。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航海，也只是沿着海岸线前行，并没有航行到海洋深处。
那么即使郑和使用内河航行的平底船，实现远航也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想，包括郑和船队的补给等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虽然郑和下西洋被强制叫停，但明代人与南洋的交流并不可能完全切断。尤其在明末，发达的海上贸易是明代政府重要的财源。
但是，大明帝国与欧亚大陆腹地的交流就没有那么频繁顺畅了。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采取坚壁封关的政策，用长城把大明从西、北两个方向包裹的严严实实。
大明的西北边疆就是嘉峪关，重兵把守，严谨闲杂人等出入。汉唐以来所存在的从东亚到欧洲的商路被彻底切断，“丝绸之路”不复存在。
▲《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图源于网络
然而，在《国家宝藏》第一季中，故宫博物院竟然选送了一幅明代图轴，并号称此图的名字是“丝路山水地图”。
“丝路”都不再存在了，又何来“丝路山水地图”呢？原来，这幅图的名字根本就不叫“丝路山水地图”，最早被发现的时候，有清末民初的题签，写作《蒙古山水地图》。
这幅图的来历和作者，今人都不清楚，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经过研究认为，这幅图绘于明代，描绘了从嘉峪关到沙特阿拉伯麦加的山川形势和主要城池。
与前述的那些中国早期地图一样，这幅画并不具备地图学意义，因为它并没有准确的坐标定位和地形，仅有大概方向，而城池也并不写实。
此图的年代也备受争议，既然明代封锁了嘉峪关，为何还要花力气去画这幅嘉峪关到西亚的“地图”呢？有人经过研究认为，这幅图就是清宫遗失的《嘉峪关至回部拔达克山城、天方、西海、戎地面等处图》。
▲被富商以2000万美元购入，现在估值10亿人民币 图源于网络
不管是明代还是清代，这幅图都是十分晚近的作品，在其之前也早已经出现了包含相对准确定位和形状的科学地图，不论是历史学还是地图学方面，其历史价值都十分有限。
古人作画，并不全是原创，绝大多数画作都由不同时期的线描粉本*组合设色而成，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就能看到在南宋时期的人物轮廓粉本上涂色的痕迹，因此即使确实存在五代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如今也已失传，现存的《韩熙载夜宴图》应当是南宋摹本。
《蒙古山水地图》以青绿山水成画，其中的山峦都是以现成粉本组合而成，即使对中国古代绘画完全不懂的人也看得出来，这幅画的艺术价值不高。
▲上登上了春晚 图源于网络
就这样一幅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不高的图轴，却被当作“国家宝藏”隆重推出，甚至还改了名字，变成刻意炒作的文物“明星”，带有极强的政治投效意味。为了政治目的歪曲对文物的诠释，严重误导观众。
*粉本指中国古代绘画的原始稿本，通常是一段时期流行于绘画界的线描图样，画家把线描图样临摹在自己的画稿上，加以组合编排，最后施粉上色，形成最终画稿。（作者注）
文物古迹古代人遗留下来的瑰宝，今人可以用它来研究、发展、弘扬传统历史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文物身上包含着历史信息和艺术信息两种信息，这两种信息的信息量也决定了，一个文物在今天人类的价值评价体系中，其价值的高低。
能够被称为“国家宝藏”的文物，必然要求它们具备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品位。在《国家宝藏》这一档节目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国之重器”和艺术瑰宝，包括越王勾践剑、马王堆帛画、铜奔马等，但也看到了一些历史价值和艺术品位都十分有限的文物，却被文物博物馆行业专家们，出于某些塑造某种特定社会观念的目的，将它们夸大、歪曲。
▲节目在某网络平台上的弹幕留言 图源于网络
从节目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术和所谓“丝路山水地图”的诠释中，我们看到了，如果把文物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对历史研究、艺术研究乃至世道人心都有很强的误导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言必称“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国”，对于历史和文物的研究总是着眼于炫耀本民族的历史如何辉煌，文明如何悠久，更有“唯一连续不断文明”的说法。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上下五千年”、“四大文明古国”，在清末民初之前并没有这种说法。这是当时的文人出于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目的，对于历史的一种夸张性重塑。
▲古埃及胡夫大金字塔（又称吉萨金字塔），原本塔高146.59米，现高136.5米，由大小不等的重达1.5吨至50吨的石料构成，完工于公元前2560年，距今4500多年，上图是胡夫大金字塔的复原图，下图是现存的胡夫大金字塔遗迹 图源于网络
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顶多不过三四千年，在埃及胡夫大金字塔建成之后500年，中国才发生了传说中的“禹传启、家天下”。
▲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复原图（上）米诺斯王宫遗址（下），公元前1700-1450年，距今3700-3500年 图源于网络
不仅在埃及，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克里特等地，都经考古发掘发现了诸如启什、摩亨佐达罗、克诺索斯等城市遗址，拥有高超的石制结构和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技术。
▲上图是乌尔城复原图，下图是乌尔城遗址内的残存的月神欣塔庙，该城位于今天伊拉克的济加尔省，幼发拉底河的南部地区。该庙为前22世纪乌尔-那穆王所建，约于7000年前，苏美尔人开始在乌尔建造城市初型并定居，到6000年前这里形成系统的城市体系。公元前25世纪前后，发展为强盛的城邦国家。 图源于网络
而年代更晚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除了有形制类似宫殿的木结构建筑基址之外，没有发现功能完备的城市建筑。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已经比西方最早的城市遗址晚了500到1000年。
▲二里头其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图源于网络
我们研究历史，要用客观的、联系的眼光来看，切忌过度拔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更不能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世界文明相割裂，可以塑造所谓的“自信”。
文化本就是互相影响的，有益的影响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好事，绝不应因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地晚一些，受其他民族影响多一些，就觉得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更应该客观看待，虽然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把古代的政权延续下来，但其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被后起的新文明完整继承，这就是一种“连续性”。
而中华文明虽然看起来两千多年都有政权存在，但每一次外族入侵、改朝换代，都带来了被动的文化融合，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失传的多，延续的少。
为了刻意塑造所谓“历史悠久”、“延续不断”、“冠绝全球”，就免不得把文物当作工具，歪曲、夸大文物的价值。
这样不仅无法传播历史文化，更可能对世道人心造成毒害，让国人无法正确认知自身在世界和在历史中的定位，无法正确认知现代与历史、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最终受到伤害的一定是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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