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坦齐马特”：土耳其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 循迹晓讲

｜ 注：青年奥斯曼人制作的坦齐马特改革版画，砸碎自由女神身上的封建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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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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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衰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进行过一场伊斯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这场由奥斯曼苏丹自上而下推行的全面改革被称作“坦齐马特”运动，即突厥语“改革”之意。

坦齐马特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现代化成果，但就其想要实现的目标——将奥斯曼帝国从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最高法律的中世纪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来说，是彻底失败了。

｜马哈茂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 图源于网络

尤为可惜的是，在“坦齐马特”中被培养起来的土耳其思想启蒙运动也并没有像他们效仿的对象-----法国启蒙运动一样，起到唤醒民众，促进国家从宗教中心社会向世俗民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作用。

可以说，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为止，土耳其社会在整体上仍旧是封闭保守、奉伊斯兰法条为至高信仰的中世纪社会，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仍旧徘徊在现代文明大门之外。

上有最高权力推进，下有开明人士配合、一度声势浩大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何以兴起，又何其衰败？一切要从“坦齐马特”的源头----法国大革命谈起。

01

西风东渐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土耳其和法国的交情就已经相当深厚。

在18世纪，土耳其和俄罗斯连年交战，损兵折将，失去大片土地。在这段艰难时间里对土耳其援助最多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

法国雇佣军官博纳瓦尔伯爵帮助困境中的奥斯曼军队训练了一支西方式的掷弹兵部队，并按欧洲的军队模式重组了土耳其军队，帮助土耳其人在对奥地利的作战中接连获胜。

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之时，又是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维伦纽夫四方奔走，积极斡旋，促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相当有利的《贝尔格莱德和约》。

战后，法国对奥斯曼宫廷的影响力大增，越来越多的法国官员、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首都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法国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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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国对土耳其的影响越来越强的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通过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社区将影响传播到了土耳其。拥护革命的伊斯坦布尔法国侨民认为，在欧洲各国普遍敌视新生政权的情况下，维系土耳其苏丹对法国革命政府的善意特别重要。

｜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勒姆三世（1761年12月24日－1808年1月28日） 图源于网络

在土耳其这边，土耳其新苏丹塞勒姆三世也迫切想要通过改革来积蓄国力。他请求法国革命政府派出大批军官到土耳其帮土耳其人重整军队。

为了方便军事教学，塞勒姆三世甚至批准成立了一个专门搜集欧洲书籍的图书馆和恢复法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借助图书馆和印刷所的帮助，土耳其的年轻一代贵族子得以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法国文化和思想。

塞勒姆三世还将许多年轻人送到法国去，去观察“西方国家是怎样做事的”。这些派驻西方的留学生往往都被授予低阶外交职务，他们热衷和法国人交流，掌握一口流利的法语，了解西方社会最新的政治经济动态。

他们回到土耳其后，往往被破格提拔，授予政府内的重要职务，成为最积极推动土耳其的新一代政治家。

在这段土法关系的蜜月期里，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念也被传播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高门”（贵族官员）们中间也渐渐有了关于公民权力和思想解放的讨论。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新军的装束已经完全欧洲化

但很明显，“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理念对于一个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在中世纪状态的社会来说太过超前了。依靠外国援助和苏丹个人推动的现代化改革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不久，随着拿破仑率领远征军登陆埃及，土法关系迅速恶化，法国人被迫大批离开。而对新政改革早有不满的宗教人士策动利益受损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利军团发动兵变，先是罢黜，而后又杀害了塞勒姆三世。

土耳其的近代化改革也不得不暂告终止。

02

举步维艰的改革之路

几经变乱后上台的马哈茂德二世在改革派人士看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苏丹，他一面小心翼翼的试图保留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某些成果，一面又竭力避免得罪宗教人士和顽固保守的大臣们。

｜马哈茂德二世（1785年7月20日－1839年7月1日）

但马哈茂德二世在他统治的后半程却一鸣惊人，他一手主导摧毁了威胁苏丹皇位几个世纪的耶尼切利军团，驱逐了宗教极端团体拜克塔什教团，完全压制了宗教人士对苏丹的反抗。

最重要的是他为他年轻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土耳其未来的重要遗嘱。

1839年11月3日，接替父亲马哈茂德继承大位的年仅16岁的苏丹迈吉德在苏丹行宫里种满玫瑰的花厅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布继续全面推进因塞勒姆三世之死而停顿的现代化改革，这份诏书史称“花厅御诏”。

历史学家们认为，迈吉德的这份诏书里的大部分计划应该是马哈茂德二世生前就拟定好的。它启动了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改革运动，后人将其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

“坦齐马特”改革和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其在引进西方科技和军事制度之外，试图对土耳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运行规范进行全面革新。

譬如，苏丹将成立一个议事委员会，对苏丹的决策进行评议，这是奥斯曼苏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举措。

花厅御诏还提出，要让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非穆斯林国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都承担同样的税赋和征兵义务，这将违反《古兰经》里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别对待的教条。坦齐马特还试图使用现代征税体制代替古老的包税制度，建立未经审判不得私刑的现代法律体系等。

｜《花厅御诏》全文

对于一个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传统国家，这些改革显得过于激进了，在实际推行过程里，“坦齐马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势力的顽强阻击。特别是在制订法律方面，一些新制定的现代法规和伊斯兰神圣法典相冲突，更加不被宗教人士所认可。

据说在一次有关新贸易法的庭辩里，改革派领袖雷希德帕夏公然声称：“（伊斯兰的）神圣法典和贸易法没有什么关系”。在座的所有乌里玛宗教法官听罢立刻大吼：“亵渎神明！”

可想而知，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社会改革的步骤远不像奥斯曼苏丹预想的那么快。但初期的坦齐马特改革倒也不是全无建树，在雷希德帕夏的强力推动下,土耳其更换了货币体系，设立了和西方接轨的商业法庭，大大促进了土耳其的贸易发展。

更重要的，通过这一次大规模改革将一批具备进步思想和活跃头脑的土耳其贵族子弟吸纳进了改革队伍，导致了19世纪末一批土耳其启蒙学者的诞生。

03

新奥斯曼人运动

例如改革派棋手雷希德帕夏的弟子易卜拉欣·希纳西。就是土耳其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创者、作家、编剧、报纸编辑，在其生涯早期就以其用人文主义思想代替伊斯兰传统思想的主张而著名。

他甚至在报纸上高呼北美独立战争的名言“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激进主张导致他被排挤出政府，后长期旅居巴黎。

希纳西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来讽刺土耳其的旧风俗和腐朽陈旧的奥斯曼官僚传统。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兴办了土耳其第一份真正的现代报纸，名为《思想先驱》。

｜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集体——新奥斯曼人，成员包括记者、作家、教师、政府官员和军官。新奥斯曼人运动起初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由作家希纳西领导，创办报刊，主张发展土耳其民族文学、净化土耳其语，随后增添政治诉求，要求立宪。图为易卜拉欣·希纳西

该报使用生动通俗的土耳其民间语言写作，主张学问家应当“兼容并包”，并且大量刊载关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普及文章。希纳西主张有限的言论自由，认为人既然有义务为苏丹服务，则同样有义务宣传有利于国家的思想和主张。

此外还有齐亚帕夏，曾经担任过苏丹宫廷官员，1867年流亡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辗转居住。齐亚帕夏鼓吹土耳其颁布宪法来取代古老的伊斯兰法典，成立宪政政府。

他认为苏丹应该首先召开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土耳其国民大会，然后逐步将一些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让其最终发挥现代议会的作用。

其中，纳米克·凯末尔是这一代启蒙学者里的重要人物。

他的父亲阿希姆贝伊是苏丹宫廷内的首席占星师，这是一个相当亲近苏丹的职位。凯末尔年轻时游历土耳其全土，后在苏丹政府翻译室工作，因为其政治观点，被保守派政府解职。

凯末尔后来在友人希纳西的《思想先驱报》担任记者，撰写了大量启蒙主义文章。1867年，凯末尔和一大批启蒙学者一起流亡欧洲，在欧洲办起了《自由报》，继续宣传进步思想。

凯末尔的观点颇能代表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想和主义《古兰经》早已有之。引进这些西方思想，不但不是对《古兰经》的背叛，反而是对正统伊斯兰思想的一种复兴。

｜ 纳米克·凯末尔是土耳其启蒙者的代表

纳米克是流亡欧洲的启蒙学者中的明星人物，据说当反对改革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访问英国时，在欢迎人群里看见了带土耳其标志性菲兹帽的纳米克，问道：“这些欢迎我的土耳其人是谁？”身边的外交官员回答说：“他们是苏丹您的反对者”。

1870年，纳米克回到土耳其，创作了著名戏剧《祖国》。在这部戏里纳米克第一次强调了土耳其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国民应该对祖国，而不是苏丹或者伊斯兰教法忠诚，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言论，于是纳米克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三年。

希纳西、齐亚、纳米克，以及后来的阿赫迈特·雷扎、萨巴赫丁贝伊等新一代土耳其启蒙学者和思想家，渐渐取代了雷希德帕夏、阿里帕夏等老一辈改革派高官，成为推动土耳其改革运动从器物层面向思想和社会层面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1865年，一小批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效法欧洲的地下组织烧炭党，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树林里秘密集会，以“自由”为口号，成立了土耳其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爱国者联盟”，又称青年奥斯曼组织。

从此以后，游走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就成为推进土耳其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塞勒姆三世以后的苏丹大多在改革和保守之间举棋不定，但却都没有彻底退回传统保守路线。

这是因为19世纪的国际国内局势，迫使土耳其不得不加速改革已求摆脱困境。

04

改革流产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举着东正教保护的旗号步步进逼，在几次战争中痛殴老朽的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对希腊民族起义的严酷镇压导致英法等国家对土耳其的态度转向冷淡，甚至将土耳其视为“粗暴野蛮的前现代国家”。

同时，设立各种新式军队学校和巨大花销和苏丹宫廷的扩张消费，以及传统官僚体制的腐败和低效，让土耳其深陷债务危机，土耳其政府的信用一落千丈，不得不付出高额利息来举新债还旧债。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哈米德二世从患有精神病的穆拉德五世手里接过了苏丹大位。

哈米德二世登基的时候正是土耳其改革派得势之时，奥斯曼宫廷几乎全部掌握在改革派手中，国务会议主席是改革派官僚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苏丹的首席宫廷秘书是之前流亡国外的纳米克·凯末尔，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筹备一个全国协商大会，不分种族、宗教和阶层，将全部人的代表吸纳进来，苏丹的一切施政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

新上任的哈米德二世全盘接受了改革派政府和这个筹备计划，他宣誓：将颁布宪法，利用改革派官员担当的顾问发布诏令，留用穆拉德五世的改革班底。

｜哈米德二世登基照

所有人都被哈米德二世的亲善外表所迷惑，事实上，这位新苏丹并不是一个真心赞同民权宪政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哈米德二世是自塞勒姆三世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斯曼苏丹。他将西方技术、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和奥斯曼宫廷传统的专制统治结合到一起，打造出了19世纪末期最稳定也最为专制的苏丹统治。

哈米德二世一上台就颁布了一部宪法，做出一副大搞公民社会的模样，借此平息了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地区民族的独立呼声。在面临俄罗斯军队大举入侵时，哈米德二世又利用英国公众的“恐俄病”，成功迫使英国进行调停，最终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让步，达成了对土耳其相对有利的《柏林和约》。

《柏林和约》刚一达成，哈米德二世就撕下了赞同进步改革的伪装。他逮捕了改革派领袖米德哈特，并在新颁布的宪法里强行加入了秘密警察条款。

虽然他仍然允许第一届土耳其议会召开，但发现不能控制议员批评政府后，哈米德二世果断关闭了议会。

至此，坦齐马特改革致力于将土耳其改造成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遭遇全面挫折。

当有西方记者因此质疑哈米德二世的对宪政的支持程度甚至不如他的祖父马哈茂德二世时，他回答说：“我并不反对这些东西，（指坦齐马特改革）但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在青年奥斯曼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的背叛意味着依靠君主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理想的破灭。一部分人转向激进，宣称要通过革命实现理想，另一部分人则灰心失望，齐亚帕夏沮丧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忧伤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此国此民却在拥抱疯狂”。

｜齐亚帕夏对土耳其宪政前途灰心失望，最后选择隐居写书

哈米德二世将古老的苏丹专制思想和现代集权技术集于一身。为防人暗害，他深居简出，不轻易离开守卫森严的行宫，身边有一支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组成的贴身卫队，时刻提防着体制内改革派势力的蠢动。

他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全国广部密探，大搞特务统治。不管是在城市、集镇或是乡村，到处都是密探、便衣警察和告密者。当时有个笑话说，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里有一半都是秘密警察，他们负责监视另外一半人。

哈米德二世勤于政务，不论大小事务都亲自抓在手里。他虽然反对西方有关公民权力和自由的政治理念，但是并不拒绝有助于他加强集权统治的西方技术。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成立了邮政电报部，在全国架设了3.2万公里的电报线路和电缆，苏丹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一现代工具将权力伸向以往触碰不到的地方省份的偏远乡村。

以往割据一方的省总督变成了只能依照伊斯坦布尔电报行动的苏丹傀儡。而过去成为青年奥斯曼人聚集地的边缘地带，现在也挤满了依靠电报告密的政府间谍。

哈米德二世还利用史无前例的专制权力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他排除了宗教人士的干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建新式学校，新的公务员学校、海陆军院校和各种专科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了起来。

土耳其的中学教育大大普及，但所有的院校都奉行一个铁则，只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再教授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人文思想。

在哈米德治下，土耳其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受教育群体，为同时兼具西方政府效率和东方式苏丹专制特征的新式政权的出现提供了大批忠实的人才兼奴才。

在经济方面，深陷债务陷阱的土耳其政府只能接受由西方人组成的债务整理处来帮自己重整债务。但这反而让哈米德二世因祸得福，债务整理处使得土耳其恢复了在金融市场的信誉。

大笔外资涌入这个尚待开发的古老帝国，从黑海沿岸的煤田到布尔萨的丝绸作坊，到处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资大量投资在土耳其的铁路建设事业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和巴尔干建设起成千上万公里铁路。土耳其的财政收入不断攀升，债务却削减了一半以上，经济前景十分光明。

｜巴格达铁路不但是威廉二世的梦想，也是哈米德二世的雄心

在外交上，土耳其逐渐远离传统大国英法，靠近专制主义的沙皇俄国，尤其更加亲近新崛起的强国德意志帝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势力互相牵制的有利条件下，成功维持了20多年的和平。尽管土耳其被迫放弃了已经名存实亡的非洲领地的宗主权，哈米德二世却以全世界穆斯林保护人的身份在东方各国的穆斯林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他残酷镇压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反抗，巩固了自己宗教保卫者的形象。

哈米德二世甚至试图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修筑从柏林直通巴格达的洲际大铁路，也就是德国津津乐道的“3B”铁路项目。哈米德希望通过这条交通大干线将强大的德国陆军引入到英国的势力范围，帮助穆斯林世界从英国的殖民帝国中独立出来。

总的来说，在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这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国民虽然政治权力被大幅削减，自由受到严重拘束，却切实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一面。对待基督徒的血腥暴力和英法等国家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迫害抱怨仿佛成为帝国上升期的无害背景声。

即使是今天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大多也对那段统治时期抱有“X分功，X分过”的评价。后来的掌权者更加把哈米德的统治当作了效仿对象，在利用马其顿兵变重新上台的土耳其青年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敌手，其统治策略却值得钦佩，完全可以萧规曹随。

土耳其青年党新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里勒废弃了青年奥斯曼人时代推进民权和宪政的理念，将哈米德时代的绝对专制、密探治国、亲德反英等统治策略一概照搬，变成了哈米德的土青党复刻版。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为止，土耳其启蒙学者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全部努力尽皆付之东流。

05

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那么，志在将土耳其转变为世俗主义的宪政国家的坦齐马特改革，为何最终走上了歧路？土耳其启蒙学者推动奥斯曼帝国进入现代公民社会的计划为何全盘失败了？

笔者认为，这里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先说外因。坦齐马特改革在哈米德统治时期“变味”是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的。随着普法战争普鲁士的胜利，共和民主理念的最主要推手法国影响力大衰，企图建立全球宪政民主价值观的拿破仑三世黯然退出政坛。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力大为增强 图源于网络

相反，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开明专制主义在19世纪盛行一时，不止是土耳其，日本、泰国、中国、南美等独立国家里，也都兴起了一股效法普鲁士实行君主开明专制、追求军国主义的思想热潮。

也就是说，从国际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天平在这个时代是倾向于专制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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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因来说，传统的中世纪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要实现任何变革，君主个人的意愿和能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场改革可能因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全力推动而大获成功，也可能因为一个平庸君主的仓促行事而草草收场，对于那些跨越几个君主统治时代的漫长改革运动更是难免人亡政息的波折，新上台的君主往往基于政治压力转向保守，这就让改革总是迭兴迭废，最终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甲午战争战败后，清廷终于开启改革 图源于网络

中世纪传统国家开启现代化之路，往往会破坏原本封闭社会体系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势必会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

在土耳其，这样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坚持原教旨理念的宗教人士，以勒索和回扣获取灰色收入的中世纪体制下的军队，以及庞大腐败的官僚队伍。

土耳其启蒙学者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土耳其君主专治的现行体制下，想要根除这些利益团体对现代化改革的阻碍，就必须依赖君主的绝对权力，但如果想凭借君主的有力之手来扫除这些顽固保守势力，本身就会让君主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如果这柄铁拳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阻碍改革的守旧派，那它也有可能轻松消灭掉改革派一方的势力。

这是依附于最高权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摆脱的束缚。

结语

最后是对启蒙学者自身的拷问。

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东方封建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呼声，大多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刺激之下产生出来的，“挽救危亡、复兴国家”成为了很多启蒙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保障公民权力和公民自由的举措不过是达成“救亡图存”这个大目标的手段而已。

但在现实操作里，提升公民权力、实行宪政政治在短时间里对“国家复兴”的作用并不明显，想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力，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大搞引进外资、增强政府管理效率、有限扩大市场经济规模、实行重商主义等政策同样可以做到。

哈米德二世正是采取的后一种做法。而当哈米德二世在短暂时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启蒙学者们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自由理念也就变成了过时的东西。

土耳其改革派坚持的思想启蒙和改革运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改革派人士或者转而遵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政策，或者进一步激进化，变成民粹的“泛突厥主义”的吹鼓手。

说到底，“保障公民权力和个人自由”究竟是现代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还是仅仅是达成“富国强兵”梦的一种手段，如果启蒙学者们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宣传自己的理念，“坦齐马特”改革都难以避免夭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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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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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茂德二世（奥斯曼土耳其语：محمود ثانى‎，土耳其语：II. Mahmud，1785年7月20日－183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