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会把考古和盗墓混淆在一起?| 循迹晓讲
|循迹晓讲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作者:嬉皮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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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这本来应是让考古重新走到台前,面向公众的一个大好机会。
尤其是前一阵三星堆遗址的直播发掘,本是一次不错的尝试,至少素来对媒体拍照摄影秉持保守态度的中国考古,少有地走出了象牙塔,把整个发掘过程展示给公众。然而,最终拿出来则是突出一个两头不讨好的结果。
|三星堆考古直播节目现场连线南派三叔 图源于网络
我们暂且不说现场主持人如何地缺乏专业了解,演播室里主持人有多不解风情,单说一件事,就足以让考古文博工作者火冒三丈了。
堂堂讲考古的电视节目,竟然请了南派三叔,一个写盗墓题材小说的人作为场外嘉宾讲解。也难怪有人质问:“社科院考古所这么多研究员都没了?”
|中国考古学会王巍理事长对央视三星堆直播连线南派三叔事件的回应 图源于网络
对于任何一位尚有一丝职业操守的考古文博工作者而言,让他们与盗墓同台,绝对可称得上是对他们职业莫大的侮辱。试想一下,一个致力于救死扶伤的医生,在会诊的时候看到病房里有一个跳大神的,医生会是何感想?
|“连拆六个盲盒” 图源于网络
直播已到这种地步,互联网媒体竟然还大言不惭地将三星堆新开的六个祭祀坑比作六个摸到奖的“盲盒”,也不知搞这些大新闻的人,有几个正经地了解过考古,哪怕是踏踏实实找个专业人士问两句。
|三星堆五号坑象牙残片 图源于网络
三星堆直播发掘一事之后,已经有不少考古行业内的公众号或者个人纷纷站出来科普考古为何物,再在这文章里重复一遍也没太大意义,观众老爷估计看了也觉得腻歪了,这次就讲点不一样的考古与盗墓。
考古基本要素
先科普一个英语单词,英文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区分考古发掘与一般的挖(dig),excavation,对应的动词形式叫excavate,对应的实行者叫excavator。
那么,excavation里面究竟包含什么?既然中英文语境下这个动作都被单独区分开来,那肯定相比一般的挖土有不同之处的。
|考古人员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百戏俑"坑进行发掘 图源于网络
不同体系以及在不同地点的考古发掘会有各种区别和调整,但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遗址,基本上都会包含以下几个流程:调查,探查,发掘,记录,保存。
简要来说,通过调查来确定遗址的大概分布,通过探查来确定遗址的具体规模以划出明确的发掘区域(大众所熟知的洛阳铲(探铲)一般都用于这个阶段),发掘是具体实行,记录则是要记录下发掘过程中有必要记录下的数据,保存则是妥当保存发掘过程中发现的文物。
这几项每一项单独提出来都是可以写本书的知识量,这里只是简单一提以示考古发掘与一般动土的区分。
那么这其中,必要性最高的是哪一块?答案是记录。
这五项里可以摘取两项甚至三项,但无论怎么挪,记录都是必定会留下来的。比如我们可以把调查,发掘,保存摘掉,仅仅留下探查与记录,依然可以从一处遗址中得到相当可观的有效信息。
|考古人员通过土壤采样记录 图源于网络
以大众范围内知名度极高的秦始皇陵为例,尽管上到社科院,下到西安考古所,没有一个人敢说对秦始皇陵进行整体发掘,但是在秦始皇陵范围内用各种手段进行了多次探查,包括土壤采样,打探铲等等手段。所以尽管秦始皇陵时至今日仍未被打开,但高校的考古学课程中也一定会讲到秦始皇陵,其中的数据便是从这些探查中获取的。
反之,如果缺少了记录,考古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与盗墓挖宝无异。
作为反例,就是我们之前所痛斥过的定陵发掘(详情参见:中国考古之痛:定陵悲剧带给我们什么教训?| 循迹晓讲),定陵发掘之后,在多波政治风暴的席卷下,大量的文物材料与文字影像记录被毁,导致后续的资料整理无比困难。
在80年代,一位学者在去信中写道:“定陵发掘近30年而不出一篇学术报告,如此巨大的时间间隔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我真担心,中华文明与祖宗留下的基业,会毁于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之手……” 到了90年代,定陵的发掘报告才在几辈考古人的努力下得以出版。
为什么盗墓和考古会产生交集?
如果这篇文章只是想回答一个“What”,也就是考古与盗墓有何差异,那确实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如此一来便毫无意义,仅仅一次糟糕的电视直播,无非就是几天唾沫星子,几个学者出来呼吁,几个当事人出来澄清,过个几天,大家都会忘掉。
所以除了回答“What”,这里还需要回答一个“Why”。为什么一个写盗墓小说的能堂而皇之地上一场有关考古发掘的电视直播去点评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什么简单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或者是什么现在动不动就提的“资本背锅论”,如果这么简单,那也没必要特地拿出来说。
|盗墓贼的盗洞曾经打穿海昏侯刘贺的棺椁,图为盗墓贼打穿的盗洞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从盗墓本身讲起。
自从中国范围内有盗墓这个行为开始,历朝历代对于盗墓的打击从未停止,毕竟对于大部分君主来说,自己死了以后坟给人刨了实在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所以除了一些特别时期,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盗墓贼被抓都是要处以极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在改革开放以后,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处死的人还是存在的。
变化起于2011年,2011年5月1号修订刑法第328条,处罚盗墓贼的上限从死刑变成了无期。这一次修订相当于降低了盗墓的惩罚上限,盗墓贼罪不至死。
|为了获得墓葬中的文物,现代盗墓贼的机器越来越先进,连正规的考古单位都不能与之相比 图源于网络
这条修正案本身是出于文明的考虑,死刑确实不应该被滥用,但是修正案实施以后,国内范围的盗墓活动日益猖獗,甚至有考古学者前脚来做发掘做探查,后脚就有人过来盗掘这种耸人听闻的情况。
除了法律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上大变化。
不得不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一直在砸烂,一会砸烂旧礼教,一会砸烂文言文,等到了1966年,砸烂成了物理意义上的实际操作。我们砸烂了各种文化遗产,同时也砸烂了历经千余年建立起的对于文化遗产的敬畏。
更恶劣的是,破坏并没有随着十年狂热一起结束,改革开放以后的加速建设中,有多少古迹被毫不知情地破坏,垒上新砖新瓦,盖上高楼大厦。
等我们在高楼大厦里呆的久了,想起来我们原来还需要文化的时候,我们则不得不面对一副惨况,无论是精神还是现实,都只剩一片废墟。而考古学家则需要从废墟中的破砖残瓦中挑出幸存的,尽可能为大众再次建起一栋文化概念上的塔楼。
只不过,这建造的过程也无比艰辛。
为什么公众考古学长期缺位?
如果看过之前笔者所写的定陵之痛一文,诸位想必都对定陵保护过程中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印象深刻。事实上,这种情况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形式,不再以如此荒唐可笑的形式呈现而已。
对于考古学而言,公共考古学,抑或称公众考古学,本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甚至是需要和田野考古并行推进的,基于公共考古学,考古才能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将考古的成果传达给社会。
然而事实上,公共考古工作的比重被极大地弱化了,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之前所提的,外行领导内行。
|复旦大学面向非专业同学开设考古课程 图源于网络
出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学者都要向行政权力低头,而非反之。这就导致学术愈发“效率化”,科研任务如同“绩效”一样成了强制要求,而且必须是量化的,还要定期考核。
如何量化科研任务?最简单的,发表论文数量,到了国内考古领域,还有另外一个指标,田野时间。至于公共考古?怎么可能算。
这样一来,公共考古这项本应伴随着一起推进的工作便成了一项只有少部分有想法且抽得出身的学者才能推进的“奢求”。
我并不认为国内的考古学家毫无梦想,相反,就笔者接触的人来看,绝大多数考古学者都认同,公共考古在国内是缺失的,也是需要去推进的,但是他们都被无穷无尽的科研KPI与发掘项目填满了时间,哪里有时间顾及这些?
久而久之,中国的考古学者与公众之间,就如同大部分考古工地一样,隔了一层铁丝网。外面的人只是看个乐子,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拥而上,吃完之后抹嘴走人,寻找下一个目。里面的人试图去引导去喊话,却被无数的锁链禁锢,寸步难行。
毁坏是如此的简单,而毁坏之后的重建又是如此的艰难。
此次盗墓笔记之闹剧不过是因为上了央视而全国闻名,又有多少考古人背后甚至是明面上被人骂作“官方盗墓”“国家盗墓”,又有多少文物古迹被我们自己有意或无意地破坏。
批判一件错事,简单,就事论事是个人都会,但是去揭开盖着的一层皮,去看那血淋淋的现实,是需要勇气的。中国公共考古之路,依然漫漫且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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