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和理科生哪个更适合治理国家？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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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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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某权威机构论文中的“国家文科生太多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点引发了网上热议，加上之前有关于领导人是理科出身好还是文科出身好的讨论，让文理之争再一次走上了前台，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图1：某权威机构发表的工作论文引起网络热议。图2：当然，持类似“文科生乱/误国”的普通人也广泛存在，例如上图中的这位读者，不仅自觉的把自己带入到社会管理者的思维模式中（比如：我完全赞成文科生参与治国···），还颐指气使的充当他人的教师爷（比如：那我就花时间教教你···），不知道他是不是高级黑，完全可以花时间查查现在我国主要领导人到底是哪个学科出身，再说上面那些话也不迟。

赞同理科生治国的一派观点认为：理科生的思维较有逻辑，容易以理性思维处理政治和经济问题，文科生偏感性，对事物的判断容易受情绪左右，所以理科出身的领导人更善于解决治国难题。

这样的观点不由让人想起200多年前的法国激进派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僧侣们并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因为他们是依靠“上帝指引”而非事实本身来做判断，是“愚人治国”，为了打破陈旧迂腐的“愚人治国”现状，就必须打倒天主教权威，依托精密的政治理论和严谨的逻辑进行“理性治国”。

不可否认，在神学治国思想尚未褪去的18世纪，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就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进步知识分子们试图砸烂一切旧的习惯法，企图依靠逻辑和理性来设计法国未来前进道路的努力是失败的，他们不但没有搭建起理想中的理性治国社会，反而时常会出现较为极端的理想主义决策，让法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蒙受了损失。

18和19世纪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文理科出身之争，这时文理科的分界尚未完全分明。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18世纪著名的兼有科学家身份的政治家

例如以雷雨天放风筝出名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同时也是有名的作家和记者。著名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其实不过只是将化学当爱好，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是法律，并且一毕业就考取了律师资格。人们习惯于政治家拥有探险、写作、科学实验或是发明等业余技能，同时也能接受科学家发表一针见血的政治观点。

这是一个博物学家大行其道的年代。

笔者以为，理科生治国的呼声并非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那些开始接触资本主义和西方科技的后进国家。

后进国家的人们看到封建农业国和先进工业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落差，很容易产生出“夸夸其谈的儒生/僧侣/毛拉讲的都没用”、“科学技术才是决定国家实力的硬道理”的想法。

｜康有为流亡美国芝加哥期间拍摄的照片

这样的观点在我国一度甚为流行，就连曾在百日维新中力主大清应该大力引进西方人文思想的思想家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后改变了观点，力主“发展科技胜于传播思想”之说。

他主张就算中国已经“遍地卢梭、孟德斯鸠”，然而却不学习理工技术，那么在和西方发生冲突时，“彼一言不遂，海陆军毕至，携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中国又用什么办法来抵御呢？所以，后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不是坐谈什么Democratic和Freedom”。

这种“文治不能救国、科学才能强国”的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一时。

甚至有一派观点认为，依靠民主进行决策的欧洲主流政治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主政者要依靠科学方法规划治国思路，这个政治派系被人们称作“科学治国”派或“科学家”派。

1877年，墨西哥军阀波飞里奥·迪亚斯夺取了墨西哥政权，开始了其长达三十多年的独裁生涯。为了重振墨西哥经济，让濒临破产的墨西哥政府富起来，迪亚斯启用了一大批工商业专家充任政府高级官员，这批人大多信奉“科学治国”理论，希望在墨西哥建构一个依靠遵循自然规律、实行科学发展的理想社会。

科学家派刚上台时，墨西哥政府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振兴资金不足，以及工农业全面落后欧洲的两个难题。科学家派充分利用了其工商业背景和海外留学背景，大力引进外资进行经济建设在墨西哥建立起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工厂，各种先进技术也陆续被引入进来。墨西哥引进外资3000亿比索，展开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经济建设。

｜墨西哥银圆，又叫做“墨银”或“鹰洋”，据1910年的调查统计，当时中国所流通的外国银元约有十一亿枚，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墨西哥鹰洋。

到了1910年，石油成为墨西哥的支柱产业，年产量超过1300万桶。不仅如此，到了1911年，墨西哥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银国和第二大产铜国，建设铁路24717公里，进出口顺差高达8900万比索。

各种现代化工业企业也陆续在各大城市里开办起来，就在1911年，墨西哥一跃成为仅次美国的美洲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事实上，科学家派的发展成果离不开迪亚斯“铁腕”手段的支持。

为了给科学家派的“洋务运动”打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迪亚斯施展了种种强硬手段，他勾结地方军阀，以剥削底层农民和小商人为代价，打造了从上到下的权力和金钱分肥体系，同时在治安混乱的农村组建行事残暴的乡村机动警察队，以制造大量冤案为代价，保证了农村的基本治安。

在文化和新闻领域，迪亚斯大搞“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敢于发表异议的知识分子无情打击，而对合作的文化人进行收买。并且适时放松了政府对宗教的压制政策，换取天主教团体对其铁腕统治的默许。

结果，在迪亚斯统治早期，墨西哥社会比较安定，较少动乱和抗议事件发生，这也给科学家派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墨西哥独裁者迪亚斯的科学家派政府信奉“科学治国”

一贯提倡理性思考的科学家派虽然对外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资本主义运作模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注重机器大工业建设，科学家派政客的贪污腐败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擅长理性思考和技术分析的他们却不擅长化解社会矛盾。

随着墨西哥经济的腾飞，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人民对外资企业及政府部门拿走经济发展的大多数利益感到非常愤怒。科学家派的成员虽然很少贪污，中下层官员却是受贿贪污、苛剥聚敛无恶不作，对这些问题科学家派应对无能，但却非常贪恋权力，拒绝有志于改革的新生力量进入政府。

终于在1911年，墨西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迪亚斯和他的科学家派政府被迫下野。

｜迪亚斯的政府军投降，革命军进入华雷斯城。

如果说迪亚士的科学家派政府还不是原汁原味的理科生政府的话，那么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资源委员会就是一个真正包含了许多科技权威的治国机构了。

蒋介石在2.7清共、建立了一党独裁的统治后，也曾大力提倡“实业救国”、“专家治国”的政策，延请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科出身的实业家担任政府官员，准备大搞统制经济，在全国实现资源和工业企业的统一规划发展。

918事变后，蒋政府首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以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秘书长，经济学家钱昌照为副秘书长，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从“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等诸多方面设计国防发展方针，是一个跨部门、超政府的大权独揽的机构。

1935年，该机构改称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里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如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化学家范旭东、矿业专家孙越崎等，有许多委员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人们甚至一度将蒋政府的班底直接称为“资源委员会”内阁，可见这个机构的地位之重要。

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效果是怎样的呢？按照学者傅斯年的说法就是：

“……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傅斯年或许有些冤枉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成立后的确是努力执行蒋介石制定的统制经济政策，动用国家资金收购民营工业企业，并大力兴办工业矿业企业，在短短时间里建设了和并购了上百个近代化企业，这得益于资源委员会内部有一批理工背景的技术专家。

资源委员会之所以会产生低效、混乱、腐败等诸多问题，除了宋子文等权势人物的作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统制经济本身的特点造成的。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

而统制经济弊端暴露的最彻底例子，恰好是最为贯彻理科生治国理念的苏联。

苏联由于贯彻统制经济的需要，倾向于选择理科出身的领导人。在老一辈革命家出身的领导人相继退休后， 下一代多半都出身于理工科。

如勃烈日涅夫是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热力工程学毕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毕业于纺织学校，长期担任纺织厂厂长。安德罗波夫是工人出身，有在造船厂工作的经历。苏共中央委员利加乔夫出身航空工程师。其他领导人也多数是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专业官僚。

不仅仅是苏共高层领导人，苏联从中央各部委的领导人到具体的地方负责人也大多具有理工科背景，按照苏联领导人的设想，这批思考具有逻辑性、做事一板一眼的官僚和专家，是最适合各步骤需要紧密配合、每个生产环节都受到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的。

｜ 康托罗维奇的线性规划理论一度被看成是经济学的“未来之光”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在当时看起来更是完美无缺的，其核心是苏联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康托罗维奇依靠资源最优分配理论推导的一系列公式和原则，该理论曾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当时经济学家看来，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就是法国理性治国派、墨西哥科学家派苦苦追寻的终极治国方案。

依靠该理论和高超的数学水平，苏联政府能将经济计划制作的异常庞大而精密，一份典型的五年经济计划包括七章、60000个独立标题，需要标定数万种商品的价格、成本和生产计划，编制几万种商品的平衡表，围绕这些平衡表制定投资计划、财政预算、进出口目标和劳动力分配指标。

这份计划制定出来以后就交给多数由理科出身的40多个部、280个管理总局和400多个地方管理局的官僚们去一丝不苟的执行。

这套科学计划体系的运行是相当稳健的，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每年仍然能够达到4～5%的GDP年增长率。但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因为，科学计划体系根本无法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无效和低效的生产日积月累，让苏联的民用经济部门不堪重负，在各种完美的指标背后，是长期短缺的日常消费品市场和质量低劣的民用产品，苏联老百姓往往不得不为了一些性能很差的商品大排长龙。

由于缺乏经济激励，导致全社会层面生产积极性和创新积极性缺乏，苏联强大的科技实力面临无以为继的局面，到80年代中后期，苏联不但在民用品技术上全面落于下风，就连重点投资的军工领域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渐渐显露出颓势，这不能不说是计划经济扼杀国民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所造成的。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苏联著名经济学家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 。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问题研究主任。

在全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制造了许多科学计划难以估算到的腐败和寻租空间。企业的工作重心不是发展生产，革新技术，而是跑部委，批条子，要指标。工人热衷通过各种办法占公家便宜，将多余的产品流入黑市，形成规模庞大却不再计划控制内的地下市场。

因此，苏联式的经济体系运行时间越长，这些弊端就暴露的越明显。

由于长期违反市场经济规律，苏联企业竞争力严重下滑，其经济体系最后不得不依赖于几种操作程序简单、容易集中管控的出口物资来维持。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苏联的经济就会濒临崩溃。这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深层经济原因。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计划经济和理科出身的领导人捆绑在一起。有许多文科出身的领导人也同样热衷大搞计划经济。

例如印度历届总理中的大多数都是文科生出身，却极为热衷计划经济体制，为庞大的印度经济体设置了一套极为僵化死板的运行模式，让印度经济长期处于混乱和停滞的状态。

笔者认为，政治人物的教育背景和其治国理政能力并无明显联系。不论是什么背景出身的政治家，只要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扎实推进法制建设、确保私营企业的自由发展空间，就不难做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两开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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