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生娃：罗马人如何鼓励民众生育？ | 循迹晓讲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百夫长法比乌斯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40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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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来调整国家运行，改变民众生活，影响经济市场是古往今来统治者的通识，由于统治者通常有着较高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政策的只要直接、易推动、力度大就能药到病除，立竿见影。

◎ 有人认为是政策驱使目标，也有人认为政策追逐目标而不得，究竟如何，见仁见智

但现实不是游戏，哪怕是最微小的个体，所面对的境遇也是极其复杂的，简单粗暴的政策往往不能适应，反而适得其反，这在古往今来不乏案例，今天就让笔者用古罗马的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 人口增长的需求与现状

对于任何文明来说，人口都是宝贵的资源，它是生产的基石，是军队的源泉，更直接影响市场的规模，没有足够的人口无疑意味着物资匮乏、经济凋敝乃至国家虚弱无力。

因而每一个统治者都迫切希望自己治下人丁兴旺，罗马帝国更是如此，毕竟它需要维持庞大军队来应付连绵不绝的战争。

◎ 罗马军队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消耗大量的资源

但现实往往不如人意，受限于古代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古代新生儿的死亡率非常的高。

根据对公元后罗马城墓志铭主人死亡年龄的统计，发现死亡人口中足有32.3%是0-9岁的儿童，其中阶层不高的家庭幸存的孩子通常不会超过2个，而生活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群则略好一些，皇室家族的儿童通常有着更高的幸存率，比如卡里古拉皇帝的父亲共有9个子女，只有3个在未成年时死去；奥勒留皇帝的13个孩子中，也只有7个没活到成年；若扩大到整个王朝就更是明显了，朱利亚-克劳迪王朝的94个皇室成员，仅有14个死于成年之前；弗拉维王朝37个皇室成员中，则只有9个未活到成年。

不过即便这些皇族拥有最优渥的生活和最顶级的医疗资源，也仅仅是将夭折率降低到14.8%-53%的水平，而且那些相对差一些的家族，比如元老家族就要逊色一些，比如著名的格拉古兄弟一家，他们曾有10个兄弟姐妹，但最终只有他俩和一个姐妹活到了成年，夭折率高达75%。

◎ 把孩子养育到成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让人灰心的是，即便成功熬过了童年，成年人也未必能像现代人那样普遍高寿，无论是意外、疾病、饥荒或是战争，都随时可能带走青壮年的生命，因此正如罗马墓志铭所显示的那样：只有不足10%的人能活到老年。

◎ 能活到高龄的无疑是少数，而他们通常也是元老阶层

如此高的死亡率无疑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和规模，阻碍了罗马人称霸天下，难怪罗马的统治者们会密切的关注生育和人口的问题，甚至不惜授予外族和被释奴以公民权来缓解人力资源的紧张。

◎ 罗马政府的鼓励政策

但传统的罗马人显然不愿意过多的开放公民权力，就连与之共同打天下的意大利同盟，都不愿意普遍授予，以至于要打一场席卷整个意大利的同盟者战争，更别提地位低下的奴隶和外国人了。

因此罗马人一面控制奴隶的释放和对外族人公民权的授予，一面出台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

◎ 罗马人对被征服者会给予同化政策，但总的来说比较审慎

首当其冲的便是罗马人极为重视的法律：奥古斯都为提升生育在公元前18年颁布了《尤利亚法》，9年后又颁布了《巴比亚柏培法》来鼓励公民结婚，惩罚独身、无子女者和通奸者，其手段非常激烈，甚至剥夺了25-60岁不婚男性和25-50岁不婚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对于通奸者给予流放或者死刑的处罚。

到了公元2世纪，法律开始禁止堕胎、抛弃婴儿以及杀婴行为。而对于那些积极生育的人，法律则给予奖励，通过《三子特权法》给予育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元老以优先竞选政治职位的特权，通过前面所说的两大法律，给予子女更多的执政官以更高的殊荣。

而这样的政策并不局限于贵族，它同样对被释奴生效，根据法律规定，拥有2个合法子女的被释奴可以免除为主人劳动的义务，拥有4个子女的被释奴妇女则能依法获得财产自主权。

◎ 元首制的开创者——奥古斯都

法律固然庄严，令人畏惧，但人民通常更需要帮助而不是约束，因此罗马皇帝们也会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补助来刺激生育：奥古斯都皇帝在赠赐金钱给公民时特地将目标群体扩大到了11岁以下的男孩，而且力度不菲，在一次巡视时，他给予了巡视地区每个平民的孩子以1000塞斯退斯铜币的赠金，此类赏赐在后来的诸位皇帝中也常常见到，就连暴君尼禄也不例外；到了图拉真时代，对儿童的接济则更成体系，他秉承先帝捏尔瓦的遗志，创立了贫儿补助金，将政府借贷给意大利地产所有者资金所产生的5%利息，用来资助意大利的儿童，由于这个补助金主要的补助对象是男孩（维利亚的一份铭文显示，300名受资助的儿童中仅有35位女童），因此在奥勒留皇帝时期，开创了名为“福斯蒂娜的女孩们”的福利基金，专门资助需要帮助的女孩，以减少人民抚养孩子的压力。

◎ 凯旋门上资助儿童的场景

除了直接的奖励，罗马统治者们也不忘进行一些侧面的鼓励，比如公元前102年任罗马监察官的梅特鲁斯·努米底库斯就在公开演说中直白了当的催促公民们应当接受婚姻；而奥古斯都直接在元老院朗读《论增加家庭人口》并以公告的形式向全体公民宣传；而图拉真皇帝则在贝内温敦的凯旋门上刻画救济儿童的场面以宣传帝国的政策和养育儿童的幸福。

◎ 迦太基的和平祭坛上的画面，显示了元首家庭儿孙满堂的幸福

官方舆论的引导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因为儿孙满堂的人显然更能得到他人的敬重：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在悼词上夸耀自己的祖父因多子而受到公民普遍的敬重；奥卢斯·革利乌斯在《阿提卡之夜》中指出“有妻或有子女者比年长却无妻无子女者受到更多的尊重。”小普林尼在致安尼乌斯·西弗勒斯的信中提到：“把自己的财富当作礼物送给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是很不受人尊敬的。”

◎ 生活的复杂与人心的叵测

可惜的是各种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严苛的法律引发了上层贵族的抵制。

在公元9年，骑士阶级聚集起来在一次演出时向奥古斯都示威，要求取消这些的法律，虽然最终法律没有被取消，但贵族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他们依旧堕胎成风，不愿婚育，有的贵妇宁可宣布自己是妓女来享受情爱，也不愿意承担妻子和养育子女的责任，就连奥古斯都本人的孙女都知法犯法。

小普林尼和塔西佗的记载均印证了这一思潮，他们明确的提到时人认为生养孩子是个负担，对于生育避之不及，流行的做法是不婚不育。

而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严苛的法律成为了告密者和居心叵测者的工具，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遭到法律的惩戒，甚至家破人亡。这些严刑峻法显然起到了与初衷完全相反的作用。

◎ 贵族对严刑峻法非常不满，甚至会和皇帝起正面冲突

事实证明了禁止与惩戒并无作用，同样证明了那些法律中的奖励条款也无法鼓励生育。

那些贵族们既不想承担养育子女的成本，又要获得各种法律赐予的特权，便开始进行虚假过继，当时常见的做法是在竞选官职前不久过继一位子女，在竞选结束后立刻抛弃被过继的人。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捅到了元老院，促使元老院专门颁发敕令，否定在竞选官员时虚假过继的有效性。

在婚姻方面也同样如此，甚至在提比略皇帝时代闹出了一个财务官头天结婚，第二天就把妻子休了的闹剧。

◎ 夸夸其谈的元老并不愿意遵纪守法，而更愿意钻空子

这样的现状促使贵族阶层的人口越来越少，以至于诸位皇帝不得不从其他阶层进行补充，其情况严峻到了塔西佗说出“大多数骑士和许多元老也都是被释奴的后裔。如果把被释奴划到一边去，这只会明显的表示自由人是何等之少！”这样的话。

而不育并非贵族独有的风气，大都会的生活无疑也影响着普通人的生育，罗马城作为第一个人口破百万的城市，在公元1-2世纪时，有超过90%的人口都是移民和移民后代，出生在罗马城的人中，83%有外地血统，显然本地人的生育意愿非常的低，才让移民“鸠占鹊巢”。

◎ 罗马人为了安抚奴隶往往将其释放自由成为地位较低的新公民，最终导致“鸠占鹊巢”

这就不禁让人感到奇怪，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罗马政府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从上到下失效了呢？

其实这既简单也复杂，简而言之逃避生育都是不愿或者不能承担养育带来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成本。政策制定者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规律制定相应政策，期待减少养育成本、增加养育意愿。

但政策制定者却忽视了每一个人心里的那杆秤，富人和穷人的收入是天差地别的，但养育成本却也是如此，他们会根据所在的阶级，生活的环境调整养育成本，一旦养育成本高过了他们自己划定的阈值，就必然选择放弃。

以罗马城为例，纵使一位本地的公民可以领取免费的口粮，享受廉价的娱乐，领取皇帝的赠金，元老的施舍，但住在拥挤的高层公寓，每日为了高昂的生活成本打拼，无疑会让人身心俱疲，没有充足的资本购买奴隶看护孩子，生育就意味着放弃部分娱乐和事业，更是难以接受。

元老也要面临这样的压力，虽然他们都是富豪，住在怡人的别墅和大院里，前呼后拥、奴隶成群，却要将资产的大部分花在公职义务和竞选上，还要抽出许多精力应付政治和管理家族产业，但他们却不能对孩子敷衍了事，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精英家庭的默认要求，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父母望而却步实属正常，更何况富贵之人的娱乐需求要远超他人，为了孩子而放弃原来的享乐水平又是何苦呢？千人千面，万人万解，一个浅显的政策如何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呢？

更何况政策的执行未必完美，法律的漏洞无处不在，指望依靠简单直接的政策就能调控人心，无异于痴人说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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