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刁民”一定要用“酷吏”吗？|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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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熊掌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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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铁女乘客衣服被扒事件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热度也下降了不少。

今天之所以想谈一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很多平台的热门跟贴中都会找到这样一条或者几条相似的观点。“女乘客首先大声喧哗，又撒泼耍赖，不配合保安工作，用点厉害的办法来治她不是应该的吗？”

◎ 截图源于某乎

类似的观点近年来不绝于耳，“基层的问题太复杂了，有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似乎在面对底层的时候，许多人都赞成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酷吏”。

何为酷吏？按照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的标准，是皇帝特别选拔的、能够使用强硬手段对付皇帝想要打击的人的一类官吏。《酷吏列传》中列举的酷吏几乎都出现在汉武帝时代，这说明汉武帝想要对付的敌人不是一般的多。

那么，汉武帝需要用“酷吏”来对付哪些人呢？

公元前148年，汉景帝用著名的酷吏郅都审理临江王刘荣，由于态度严厉，迫使其自杀，这是使用酷吏来清除宗室。他所任命的二千石地方官在任期内往往会铲除本地最大的土豪富户，这是用酷吏来对付豪强。酷吏们办案果决，不顾人情，使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这是在对付汉武帝自己的官僚。

那么，有没有使用“酷吏”来对付不听话的“刁民”呢？那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汉武帝天汉二年，东方各郡都出来了反抗汉朝暴政的农民起义，汉武帝任命暴胜之、江充、范昆等十多人为“绣衣御史”，前往起义发生的各郡，严厉督促当地官府和军队讨伐起义军，由于措施果断，手段严厉，各地的农民起义陆续被扑灭，有的地方杀死的“盗贼”甚至多达万人以上。

可见，镇压“刁民”也是酷吏政治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 从汉武帝开始，“酷吏”政治变得广为人知

从内心来说，汉武帝对“刁民”当然是十分痛恨的。在追捕东方的“盗贼”时，他下令凡是各郡官吏不能按期消灭盗贼的，统统都要坐罪，而这些敢于造反的家伙，一旦被抓住难免掉脑袋的命运。

这样的做法使得即使当地出现了起义，官府也害怕不能剿灭而隐瞒消息，而造反的“刁民”拒绝投降，和官府周旋到底。如果不是汉朝当时国力还在巅峰期，汉武帝的酷烈手段很有可能在关东地区再造出一场陈胜吴广式的大起义。

汉武帝不但对造反的刁民喜欢用酷吏手段，对敢于隐匿财产的“经济刁民”也毫不客气。

对于在算缗令执行期间隐匿财产的富人们，汉武帝专门制定了告缗法，让人举报这些对朝廷耍心眼的狡猾之徒，举报成功的，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金。

不管是直接造反还是通过隐瞒财产挖朝廷的“财政墙角”，汉武帝治下的刁民实在不少，汉武帝也一定心理有数，他治理下这么多的刁民来自何处。

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你变成一个刁民的机会是很高的。汉武帝时期的基本国策可以用“内倾民力、外事四夷”几个字来概括。为了与匈奴等周边民族政权作战，武帝时代的汉朝政府从民间汲取了大量资源。

汉朝想要迅速致富有两条妙法，一是开山铸钱，二是经营稀缺资源铁和盐。汉武帝治下，这两个发财密码都被国家垄断了。

◎ 汉武帝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盐铁官营

汉武帝将铸币权完全收归国家，明确下令“盗铸金钱罪皆死”。铸造三株、五铢钱获利巨大原本是民间一条发财捷径，汉武帝下令铸钱由官方垄断后，民间仍旧私铸不止，于是又制定刑罚，规定私铸铁钱者砍去左脚，为此前后惩罚了数十万人。

在垄断铸币的同时，朝廷还垄断铁、盐、酒三项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销售权力，民生必须品的垄断为国库带来了大量税源。然而垄断造成劣质商品充斥市场，“盐既味苦，器又脆恶”。

为了进一步打击商人，汉武帝针对商人阶层发算缗令，按财产抽取重税。这么一番折腾后，朝廷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以供汉武帝支配，却造成中产之家（汉朝中产以上多半有地主和商人的属性）大多破产，民间骚动不安，郡县的财政也因为被中央没收了利权而陷入困顿。

然而，在真正有所作为的时候汉武帝却不肯让朝廷独立担当责任，在他的价值观里，无论军队还是民众都应该成为大汉的钢铁长城。

为了和强大的匈奴骑兵对抗，汉武帝采用强行借贷给农民母马，然后征收小马驹的方式，将养马的负担转移给民间。另一方面，在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强行向民间借马，事后再归还借贷金。在紧急的时刻还多次从民间“刮马”，即强行征收马匹，将民间的驮马搜刮几尽。

除了征马，汉武帝还喜欢征发徭役。

汉朝以出身良好的良家子担任骑兵，而用强征的徭役、罪犯、赘婿等身份较低的人担任步兵。汉朝每每出征塞北，出动骑兵数万乃至十万，保护辎重的责任就落在了贱民和徭役民夫组成的数十万步兵身上。

到了汉武帝后期对西域进行远征时，不得不征发全国贱民阶层以充步兵。这些步兵的损失很少被汉朝史官单独提起，不过一定损失惨重。

◎ 由差发贱籍组成的汉朝步兵在汉匈战争中损失惨重

人民既不敢发财，又面临着丧生塞外的危险，汉武帝政策实行的后果就是普天之下的有户口的家庭逃亡过半，剩下的人里有很多人选择了揭竿而起。

汉武帝晚年似乎对自己的政策造成天下刁民横行的局面有了一些反思，以至于颁布了著名的《罪己诏》试图缓和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于他是否按照《罪己诏》说的一样，在自己的晚年统治里稍微放开了一下汲取与管制之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中国历史上利用残酷的手段整治“刁民”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些在今天被称作是贤君雄主的人物，也免不了有一些治民的“小妙招”。

如汉末枭雄曹操推广屯田制度，规定屯田士兵必须缴纳收入的一半或更高作为租粮，屯田兵忍受不了这种苛税往往逃亡。曹操就将屯田兵的家属全部集中管理。一旦出现屯田兵逃亡的现象，逃亡者的家属不免身受其害。

以贞观盛世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对百姓采取过酷烈的手段。他听到天下有许多纳税户忍受不了朝廷过高的赋税，甚至不惜自残身体以避税时，下令严禁农民借此抗拒交税，如果因为抗税而故意自残的，即使残疾了也必须按规定缴纳赋税。

晚唐以后，世家贵族没落，官僚阶层缺位。到宋太祖时确定了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基本政治格局。

这意味着赤裸裸的帝国统治之外笼罩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皇帝的暴戾指令会遭到士大夫以“天理良心”为理由的阻挠，自理学思想在南宋成型后，这种事情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了。

◎ 南宋理学家朱熹奠定了理学发展的根基，统治阶层必须“存天理”成为了儒家的基本信条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群众不再变成刁民了。而只是皇权与民众的对立变成了小吏和民众的对立。远在天边、被仁义道德光环包围的皇帝远没有近在眼前张牙舞爪的酷吏们可恨。

宋徽宗时为了修建宫殿，曾大肆在民间搜罗“奇花怪石”，集中起来用船运往汴梁，称为花石纲。搜罗、运送这些“宝贝”的时候，苏杭应奉局的衙吏们四处扰民，动辄查封人家的财产作为贡品，为运送贡品将将沿途的桥梁、城墎拆毁不少，又要沿途百姓供应食物。遇到船只不够的时候还要强征民船。

总而言之，为了运几块石头上京，搞得东南地区一片慌乱，许多人家因此而破产。数年之后，江南地区即爆发了宋朝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刁民造反。

无独有偶，在明朝也发生了一次类似的闹剧。这次的主角换成了万历皇帝。

万历派人下江南的目的不是找奇花异石而是找钱，准确的说，是为了补充供自己花销的“小金库”。找钱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派太监到地方上主持挖矿，一个是在江南富裕地区设卡收税。

明朝可供开采的矿产不多，矿监就将规定的份额分到附近民户头上，形成事实上的科捐。矿监和税使给万历上供的钱财不算多，给地方造成的危害却很大。酷吏们劫掠民宅、设卡收钱、对反抗者动辄酷刑、甚至还挖坟掘墓求取钱财，对地方经济造成很大破坏。有看法认为，万历时期东北边境不稳，跟辽阳等地矿监税使的横行不无关系。

清代往往被后人认为是轻徭薄赋的朝代之一。其实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做到了酷吏统治的精细化和预防刁民措施的制度化。

清朝设置了汛兵、衙吏和宗族三道枷锁，牢牢的将基层民众的活动控制起来，杜绝了刁民搞事的苗头。基层的小吏们也形成了针对普通百姓的一整套潜规则，在税金税粮方面，有“耗羡”“折色”“踢斗”“淋尖”等各种套路，在诉讼方面，有文书和规矩的种种陷阱，总能有一款让试图说理的百姓头破血流。

◎ 越到封建社会的后期，“衙门”越成为百姓望而生畏的地方

在清朝，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做一个刁民。

如果你选择下南洋谋生，那么你属于“自弃王化”。如果你和朋友结拜兄弟，那么你属于“结党谋逆”，如果你出门的目的地与路引不符，那么你属于“私涉关津”。如果你帮人打官司，可能被官府定义为讼棍奸徒，如果你贪图高薪为外国人打工，大概率会成为“汉奸”。

如果在各方面都符合朝廷眼中的良善顺民标准，大概只有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交税这一条路可走。

而这正是2000年以来的封建君主们一直希望百姓成为的样子。《商君书》里早就提出，除了耕种和为君主打仗，百姓不应该有别的事情做，除了从朝廷那里得到赏赐，百姓不应该有别的谋利方式，除了听从朝廷的教导，百姓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尽管受到种种具体情况限制，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一直是努力这么去做的。所谓“酷吏”，不过是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

如果你在做帝国炉膛里熊熊燃烧的一块木柴之外还有点别的需求，就不应该对“酷吏”有太多赞同，因为你可能就因为自己的那点点需求，而成为皇帝眼中的一个“刁民”。

◎ 电影《七武士》剧照。菊千代说：是你们，让农民变成了狡猾贪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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