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大清百姓宁死不吃西方救济粮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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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佚名所著的《二百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种怪物：“中原有兽焉，名曰大疽，豕首人身，其音如枭，每遇大荒，便啖子食人。”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说，在中原地区有一种名叫“大疽”的怪兽，顶着野猪的脑袋却长了一副人的身体，声音如夜枭一般刺耳难听，每每遇到大的灾难，就会吃掉自己的孩子和同类。

有些图样读者会问，我长这么大，怎么就没见过这种生物？你编故事唬人的吧。

事实上，当我们回看在这片浸满祖先血泪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时，就会发现，近代以来，这种大疽兽如同幽灵一样时而出现在庙堂，时而出现在江湖。百年后，不仅没有灭绝，而且还繁衍了无数的后代。

◇  华北五省成了人间炼狱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爱新觉罗·载湉登基，年号光绪。这位自清军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其短暂的一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悲剧。

然而，上苍对这个真·悲剧平男和他（名义上）治下的百姓没有丝毫怜悯，一场由人祸（至于为什么是人祸，后文会解答）引起的“国朝二百余年未有”的特大天灾，就是给这个小皇帝和华北五省亿兆黎民迎接新君的“见面礼”。

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光绪初元“夏四月，京师大旱”。紧接着“畿甫旱，日色赤”“直（隶）、（山）东久旱”···。

而从1876至1878年，一场持续三年，覆盖山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波及甘肃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四川北部）的特大旱灾降临了。

◇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年－1934年）

在美国人马士（Morrison George Erest，在1877-1878年期间，先后供职于天津海关和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可以接触到官方的统计数字）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计，这场特大旱灾毁灭了“山西省一半居民”，并使“陕西和河南两省好几百万人沦为饿殍”，因此，“直接由于饥荒和感染斑疹伤寒等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不会少于一千万人（另有约两千余万人逃荒）”。

而在咸同两朝持续十多年的内战中，直接死于兵燹的人口保守估计约有二千万。从结果来看，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这场灾难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比远超清军与天平军、捻军之间的残酷战争。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华北五省就是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因此，在后世相关记载中，这场造成华北五省千万人口死亡的灾难又被称为——丁戊奇荒。

那些亲身经历了大清“百年不遇”的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在他们的日记中有对此次灾情详细的记录。

◇  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岳，英国传教士

1878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堆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  图为1942年，河南灾民在剥树皮

幸运的是，在这段日子里，李提摩太并没有遭到大疽兽的攻击，大概是它们也饿得奄奄一息，连眼皮都懒得动一下，自然不能把这个英国人怎么样，于是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居心叵测”的英国人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在日记里，并发表在租界的英文报纸上。

事实上，除了这些深入灾区的西方传教士对灾情有详细记录之外，类似的文字也见诸于地方志或主政官吏的公文书信上。

陕西同州地方志记录下了光绪三年（1877）当地的受灾情况：

“六月以来，民间葱、蒜、莱菔、黄花根皆以作饭；枣、柿甫结子即食屑，榆不弃粗皮，或造粉饼持卖；桃杏、桑干叶、油渣、棉子、酸枣、麦、谷、草亦磨为面；槐实、马兰根、干瓜皮即为佳品···近山有食石面者，多致死，严禁乃止···牛马多杀···取断烂皮绳、鞋底、废皮浸煮糟麴尘，和为粥···绳头、破布、灰炭皆强吞嚼”

把能果腹的食物都吃掉以后，同州百姓就开始吃观音土、废皮鞋底，饿极了甚至连麻绳，破布，灰炭都通通吃掉。相比于同时期邻省的同胞，同州百姓至少还有麻绳充饥。

◇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赵渡镇（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人

同年，钦差阎敬铭在山西看到的是如下一幅画面：“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甚至枯骨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疆。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

◎ 《河南饥荒铁泪图》灾民剥树皮、挖草根

◇  鹄面鸠形迎风倒毙《豫饥铁泪图》

◇  《饥荒铁泪图》

与此同时，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奏议中写到：“晋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当身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吃的时候，“人相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  曾国荃（1824年—1890年9月），字沅甫，曾国藩的九弟 ，晚清名将，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在光绪四年（1878）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奏议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同年，曾国荃写信给两广总督刘坤一：“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而时人所作《丁戊奇荒记》对山西的灾情也有如下记载。

“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

当然，人相食的惨剧不仅仅在山西一省发生，在受灾同样严重的豫省，甚至留下了“割煮亲长之尸，并有生啖者”的恐怖记载。

◇  虽曰天灾，实为人祸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当天下出现“百年不遇”的天灾，民间出现“人相食”的情况，接受儒教训练出身的官员是有义务向天子问责的，而作为天子也有向天下臣民颁布“罪己诏”的责任。

然而，这场让华北五省沦为人间炼狱的灾祸，并没有延续这个古老的传统。大清上下没有哪个官员敢向皇帝讨一份“罪己诏”，是不敢，也是不能。

◇  图/网络

因为这场“国朝二百余年未有”的特大天灾，确实是由人祸所引起。

让我们把时间拉到二十年前。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而白银大量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清廷的财政开始入不敷出，于是，清廷开始允许并鼓励农民种植鸦片。

◇  1909年，四川的罂粟田

那么，为什么要种植鸦片呢？

这里面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就是说既然我们阻止不了洋烟土的进口，与其眼巴巴看着洋人赚走大把银子，不如让农民自己种，利用国产烟土的人口和制造成本优势与洋烟土抗衡；其二种植鸦片的经济附加值要远高于种粮食，农民不仅种植积极性很高，而且朝廷可以大幅增加赋税，进而弥补财政窟窿。

这样一举多得的好事，心动不如行动，很快1859年，清廷就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把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

◇  陈忠实所著的小说《白鹿原》，其背景所在的晚清民国，正是全国鸦片流毒最严重的时期，而陕西地区又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北方种烟吸烟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以至于当时流传着“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戏言

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而华北五省地区更是种植生产鸦片的重要产区。拿山西省来说，在1877年（灾情最严重一年），全省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其中就有60万亩好地在种鸦片。所谓“弃田之半以种罂粟”，“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正是当时山西农村的真实写照。

虽然经济附加值高，但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产量和储备逐年下降，而且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染上吸食鸦片的习惯。据1830年，清廷户部检查粮仓储备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了1860年，全国只存523万石。

再加上各省河务废弛，官府贪墨无度，朝廷赈灾机制形同虚设，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旦遇上天灾，这些广泛种植鸦片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个活棺材。

山西巡抚曾国荃曾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而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正如曾国荃所说，造成这场灾难的正是人，那么，是哪个人呢？曾国荃和张之洞们敢想，但不敢说。

◇ 大疽兽出现

如果说拥有全球第一的人口数量，是大清帝国面对太平天国这种怪物冲击依然能存活下来的“天然优势”的话，那在面对“丁戊奇荒”这种级别的打击时，之前的人口优势就会变成压在帝国统治者肩上沉重的负担。

面对万千灾民，清廷能拿出的赈灾款实在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依靠地方士绅，富户自发筹款赈灾，甚至对传教士的赈灾活动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 李提摩太和妻子的旗装合影

彼时，在山东农村发放救济金的李提摩太不仅要面对数量庞大的灾民，而且还要对付大疽兽。

1877年，李提摩太在去受灾严重的山东昌乐县时，就因为大疽兽的作祟而险些丧命。

因为手中的救济金有限，李提摩太打算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等到后续资金到手，李提摩太决定救助昌乐县周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

而整个救济程序非常清晰明确：先把这些村里的贫困户登记在册，然后把手中的银两换成铜钱，再雇佣三辆马车把铜钱运送到目的地，按名单发放救济金。

本来，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可是，“警惕维多利亚这个老娘们儿打赈灾牌”的念头，在昌乐县知县李毓珍脑海里劈啪作响，使他坐立难安。

他认为这个英国鬼子先是借“救济金”“收买”了县里的读书人，然后今天再让他“收买”贫苦农民的诡计得逞，那么，这个英国鬼子最终目的（鼓动他们造反）就成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你跟我讲吃树皮观音土？绝不能让英国鬼子的阴谋得逞！”一头大疽兽就这么产生了。

◇  丁戊奇荒间接催生出中国近代民间慈善救济组织 图为：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缩写为CIFRC)

于是，就在李提摩太的“运钞车”队经过昌乐县城时，化身大疽兽的李毓珍冲着街上的人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左右得了李毓珍的暗示后，就分头采取行动。

中午时分，当李提摩太用过午饭，准备前往目的地时，一大群气势汹汹的人就把他们连人带车都给围住了，并动手开始抢劫车里的铜钱。

眼下，摆在这个32岁英国人面前的绝不仅仅是“救济金”车队被困一件事。如果他不能带着钱如约赶往目的地，在那里等待的上千灾民绝不会让他轻易走掉；此外，如果他把实情告知灾民，饥饿的他们绝不会吃李毓珍的这一套，很可能让这位小知县的“担忧”变成现实。

不过，在大清国生活的这些年，让李提摩太懂得如何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

他首先让助手带着马车躲进旅馆，保证救济金的安全；然后他“单刀赴会”，一个人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村子，向那几千灾民说明情况；最后，为了安抚灾民躁动情绪，保证救济金的安全，李提摩太和助手商量下决定，在门口张贴一张告示。

◇  关于李提摩太在中国的故事，可以参看这本书

告示的内容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变故，很抱歉不能再允诺的时间内把救济金带来，建议大家尽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继续受冻。每个村留下两三个老人，我将同他们一起安排如何尽快地把救济金送到他们村上。”

结果证明，这个点子非常管用。很快，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李提摩太和各村的老人约定了时间和地点，把各村的救济金发放到位。

大疽兽李毓珍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除了这种耍小聪明的大疽兽以外，最让人感到恐惧是谢家福这种地方士绅组成大疽兽集团。

在华北饥荒发生时，刚从太平天国蹂躏中恢复生机的江南地区，被洋教信徒支配的恐怖记忆，依然历历在目。

◇  太平天国给江南民众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因此，当谢家福得知西人东赈后，立即产生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报着“为敌夷，不为赈灾”的大疽意识，谢家福接下来的行动才顺理成章。

1877年，当看到西方传教士开始救助灾孩后，他终于坐不住了，开始联手苏州当地的士绅同道，“大发慈悲”救助受灾儿童，试与西人欲比高。

这是谢氏和江南士绅们可怜灾孩们吗？并不是，他们帮助这些孩子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儿童智识未开，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义，更容易被异族蛊惑。”

苏州士绅袁遂在给谢氏的信中明言：“山东灾民中之婴孩，前阅《申报》，西人欲领养，······因思彼处婴孩无以存活者不知凡几，倘能收养一名，既免饥死一名，既少入教一名，功德尤大”。而当地一位名叫尤春畦的绅商也认为“小孩饿死尚小，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 民国初年的天主教"育婴堂"，修女和孩子（绝大部分是女孩）

这种强烈的大疽意识贯穿谢家福们的一生，谢氏甚至在晚年仍称“生平最恨人称善长，并请善安。区区心中但为中国保自主之权，无所谓善事也。”可见，他所做的义赈，完全出于大疽意识。

也正是在谢家福们的不懈努力下，大疽兽开始出现人传人现象，河南地区部分灾民也开始抗拒传教士的赈济。例如在河南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上书“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以至于，河南地区成了传教士的赈灾款项无法染指的处女地。

◇  结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在当时的社会，由于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之乱，上到紫禁城下到基层士绅对传教士的态度上往往顾虑颇深。例如河南学政瞿鸿禨听闻传教士赈灾，不仅上奏朝廷，而且指责传教士“居心则险不可测”。

大疽兽们普遍认为传教士们表面上是“救灾恤邻”实则“收拾人心”，如果继续任由传教士这么搞下去就会“民心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再搞出一个“太平地国”如何是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基于这种恐惧的大疽意识，让各地主政官员和士绅阶层面对出现在灾区的洋人时，往往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如临大敌。

于是，山西平阳府的士绅们给救济过当地灾民的西方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John Turner）立了一块功德碑。不过，在这块碑的最后，有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

参考资料：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杨国强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版）顾长声著

《晚清“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为何没发生农民起义》短史记--谌旭彬

《晚清“丁戊奇荒”中乡村义赈慈善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探究》赖祥周，刘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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