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孔见】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三中） ——略论诗性文化及其发展

编者按：本期是《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三篇论文。主要从“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西方美学发展”与“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中国化”这两个角度探讨诗性文化及其发展。特别在后者中重点对杨叔子对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当代认识的发展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进行了首次深入论述。本篇两节，其中第一部分一期，第二部分分两期刊登。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三中）

——略论诗性文化及其发展

                                    孔汝煌

■ 诗联浙江 

（接上期）

二、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中国化

      刘士林从维柯的诗性智慧—诗性文化演绎中概括道：“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文化。以这种诗性智慧为精神方式的实践活动，在把这一整套内在的、不同于理性认识形式的诗性意象，运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创造了一种与文明时代完全不同的原始文化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诗性文化”（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刘士林从吸取维柯诗性文化研究方法与成果基础上再出发，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诗性遗产接着说，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在年仅26岁时就正式出版了《中国诗哲论》（再版时改名为《中国诗学精神》），经前后十年艰韧探索，终于完成了包括《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原理》、《中国诗性文化》与《中国诗词之美》等四卷本、约150余万字的“中国诗性文化系列”著作。刘士林对中国诗性文化这一理念明确道：“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诗词'为文本形式，以'中国诗学'为理论系统，以及以‘诗性智慧’为哲学基础的一种诗性文化形态”（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刘士林在对中国诗哲的本体论诗学跋涉之后，对中国诗性文化表达了一种悲悯情怀：“由于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诗性智慧'的历史观也主要是唯心的，……与中国传统社会一体化的诗性文化，当然也有很多重要的缺限与问题，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盘踞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并与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历史要求对抗着”（同书第196页，按：据刘士林在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歌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中的说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诗哲论》[即《中国诗学精神》的初版本]中”）。“中国诗性文化，作为中国古典的精神结构已没有任何现实出路，即已不能再承担推动中华文明史的精神作用了，而其新的动力机制又将是什么”？作者从与原始时代的诗性智慧大为不同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作者的另一专著，研究文明时代的理性的精神结构）中看到了一种“对立的补充”。这种探索受到康德、黑格尔尤其是前者美学思想的启发。在辨析了康德美学的“构建性”与“调节性”两个范畴后，确定了试图以“调节性”原理为诗性智慧在现代文明条件下保留其自身的独立而有价值地存在。“美不是‘真’与‘善’的统一，……而是一种以诗性智慧为历史本源、与文明精神结构，特别地是与‘真’、‘善’以‘对立’而‘互䃼’的独立存在，‘对立’是因为它们在‘体’‘用’两方面有着质的差异，而‘互补’则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生命本体与精神世界。这就是‘调节性’原理对我们理解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所在”（刘士林《中国诗学原理》，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人类精神本体结构是由四重结构要素——即‘诗’（诗性智慧简称）、‘真’、‘善’、‘美’共同构成的，只有充分注意每一结构要素及其结构关系，才可能使人类获得一种真正健康的精神家园。”在所给出的人类精神结构的四元结构图中，“一方面，诗性智慧与知识结构及意志结构无关（按：即以诗为代表的美与真、善无关），所以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交流、转化的界面。另一方面，诗性智慧与审美结构相关，并通过后者对文明精神结构施加其‘调节性’功能”（两段引文见同书第183-184页）。后来，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观点进一步发展为“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古代，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李进才、宣奉华编《高等学校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第70-71页）。这个发展式修正实质上又回到了康德的与“调节性”原理相对的“构建性”原理：“旨在突出矛盾，以便在矛盾斗争中求得发展、实现新的和谐，其主题可以‘辨证的统一性’概括”（刘士林《中国诗学原理》第185页）。这无疑是在‘诗化’基础上的情与理或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论，或相当于说在原始诗性智慧基础上的美与真、善相异相成，似亦可理解作“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或即美与真、善辩证统一这一黑格尔美学核心观点的近代诗性智慧论叙述。刘士林的主要贡献在于使源于西方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学说中国化，特别是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这一命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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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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