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孔见】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三下） ——略论诗性文化及其发展
编者按：本期是孔汝煌先生《诗教文化新论》系列论文《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三篇论文。主要从“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西方美学发展”与“诗性文化及其核心诗性智慧说的中国化”这两个角度探讨诗性文化及其发展。特别在后者中重点就杨叔子对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当代认识的发展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进行了首次深入论述。本篇两节，其中第一部分一期，第二部分分两期刊登。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三下）
——略论诗性文化及其发展
孔汝煌
杨叔子对关于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当代认识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杨叔子在论证了“文化基因”说的基础上指出：“如果讲，人的自然基因是大自然在创造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的先天基因或遗传基因；那么，文化就可以认为是大自然在创造人类社会的过程并受文化自己的不断反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基因’，也就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后天‘基因’或文化‘基因’。”（杨叔子《诗词与科学》，见湖北诗词学会主办《心潮诗词评论》总第三期[2014年第3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而诗歌是文化‘基因’中的特别重要的‘基因’。”（杨叔子《国魂凝处是诗魂》，据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杨叔子进一步指出，文化基因的“核苷酸”是文字，文字的规律组合是语言，文字的民族性决定了语言的民族性，因而文化“基因”具有民族性。“显然，诗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没有民族文化诗篇，没有民族文化诗教，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正确与智慧的起步，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深入与聪明的延续，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扎根与升华。”（杨叔子《知否诗魂是国魂》，见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文化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4-15页）若联系杨叔子先生此观点与维柯学说，杨叔子的“文化基因”说诠释了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联系的必然性与文化、诗歌的民族性。即意味着原初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作为文化的源头必存在于人类的“文化基因”之中，就中华民族文化而言，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也特别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粹的中华诗词“基因”之中。文化基因不同于自然基因的稳定，因此，可再次确认，以诗性智慧为核心的诗性文化是变化发展着的范畴，而与人类共命运。在《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等文章中更进一步前无古人地论证了中华诗词中存在“科学与人文在思维方式的相融与统一”即诗性感性思维与科学理性思维的统一：“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关键。”“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承认客观存在，尊重客观存在，努力探索客观存在的奥妙。”结论是：“人的大脑不可分，人的思维不可分，科学与人文不可分。人的左、右两半脑有差异，人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有差异，科学与人文有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杨叔子别出心裁地以象征科学方法的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概念与象征诗性方法的诗文中的“诗眼、词眼、文眼”相联系。“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曲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等都能“突出事物不变的特征，来反映事物的主要方面。”（《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36页）杨叔子先生对中华诗词中蕴涵丰富、凝练的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后，结论道：中华诗词“最是人文，也似科学”“是文学，也是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雕塑、音乐；而且似科学，是科学。”杨叔子在《诗词与科学》文中论科学与人文同源时说：“……科学文化又何尝不如此！作为相应科学学科最基础是它的公理，是几条“不言而喻”、“不证而明”的事实；“不证而明”就是无法证明，就是人的直觉感悟，就是人文文化！”这在实质上是把诗性智慧中的感性直觉引入了科学创造的源头。科学与人文既同源，必共通互补，尤其在思维方式上，“人文思维说是直觉的，形象的，是指思维创新性的源头，人的精神世界的特有活动是创新源头所在；但任何一个正确的思维过程必须是逻辑的。“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与《春怨》恰反，句句相关，联联推进，从准备邀到相邀；再到至，再到从村外向村看，从村向村外看；从窗内向村内看，从看到评；再到相约，自然流畅，条理井然。”进而引申到创新的哲学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自古以来，脍炙人口的人文情味极重的名句，往往是以‘求真’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真’的基础上，才能构建永垂不朽的‘善’的大厦。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典型之一，上句是百分之百的‘真’、科学，下句是百分之百的‘善’、人文，无上句的前提，绝无下句的结论。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亦复如是。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没有下句的这一现实，哪有上句的人性歌颂？！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没有生死相许这般铁的凭证，哪有对情的如此无字无价的赞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都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科学精神侧重于求真务实，人文精神侧重于求善务爱，两者的核心都是完美、创新。真正的‘真’是美，真正的‘善’是美，美就是和谐，新就是发展。”（《诗词与科学》第三部分）杨叔子如此论证恰是对维柯诗性思维排斥理性思维说的匡正，从而在当代诗性智慧中融入了感性、理性与价值因素。这也是杨叔子在维柯学说基础上发展了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观（参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杨叔子在《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演讲稿中举证了中华诗词的“最富有哲理”、“最富于情感”与“最富于延拓”等“长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参见《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之“诗词的三大长处”段落）。正如袁行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文中所指出：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主要是指“宣示义”与“启示义”，“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宣示义，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含糊；启示义，诗人自己未必十分明确，读者的理解未必完全相同，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差异。宣示义，是一切日常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共有的；启示义，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作品中更丰富。所谓诗的多义性，就是说诗歌除了宣示义之外，还有种种启示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义大致有“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这五类（据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据以分析杨叔子在前文中的举证：如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宣示义是说初春之夜的海上景色；其含蓄的象征义却启示人们认识事物变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论语·学而》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宣示义是讲孝道，联系鲁国当时家国为一的历史背景，此语所含蓄的象征、启示义却是继承与发展之道，与王湾的诗句的启示义相通。就诗歌而言，是意象语言体现出的诗性智慧；就文化元典而言，是继承了诗歌语言的多义性特点，因而具有诗性文化的特性，使蕴涵其中的哲理性、情韵性与延拓性在诗歌与文化元典中相互生发、相互影响；即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融为一体。
杨叔子认为当代诗性智慧、诗性思维应是形象与逻辑以及价值思维融汇而成的创造思维；中国传统文化元典是深蕴诗性智慧的诗性文化；无论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中都深蕴着中华诗词的诗性智慧基因。这标志着维柯开创的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说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原创性重要成果。
笔者曾提出“当代诗词尚智论”（孔汝煌《诗教文化刍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P247-260）。在综合考察了“诗词尚智论”的哲学美学、文艺学发展基础的同时，还为“尚智论”提供了现代科学支持：“其次，考察尚智论的现代科学基础，主要是现当代的智慧学说。《辞海》说：智慧是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现当代的心理学、思维科学、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综合研究表明，构成智慧的基本智能有三种：智商IQ主要表示一个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推理能力、语言能力、方位判断能力等理性思维智能的量度。与理智相应的次级心理过程受控于大脑皮层区域的序列神经网络。理智有助于人们认识环境的规则并遵循之（参见克里斯汀·韦尔丁《情商》尧俊芳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情商EQ主要表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调节、自我激励、有同理心和社交技能等情感智能的量度。与情智相应的初级心理过程受控于大脑杏仁核区域的关联神经网络。情智有助于人们了解他人，了解自己的情绪，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然后妥善应对，也是提高理智效能的重要保证。但理智与情智的局限是只能在环境限定的界限内工作，是环境引导人（同书P3）；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的第三种智能——魂智，灵魂智能的量度是魂商SQ。魂智的作用主要是协调理智与情智并使两者互相转化。与魂智相应的第三级心理过程决定于初、次二级心理过程共同支撑的“自我”中心存在的一个“空洞”，受制于大脑太阳穴圆凸颞叶结点之间的神经共振，即所谓的40赫兹神经共振。魂智主要通过对意义与价值的寻求，而萌生创造欲以改变环境对人的适应度，它使人在环境边界工作，是人引导环境（丹娜·左哈尔、艾恩·马歇尔《魂商》杨壮、张玮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3、38、44-58、60-79页）。以IQ、EQ、SQ三商作为智慧量度的当代智慧论是我们所说的尚智论的科学基础，且包括理、情、魂三智的当代智慧论，与我们前述尚智说的情、理、境三位一体的诗智思维的哲学、美学分析不期而遇、殊途同归，这绝不是偶然的。”从而结论道：“当代诗词应倡导渗透智性，它以对意义与价值的理智思考为骨干，以尊重社会感情与个人感情的想象力为驱动，通过意象语言，表达充满活力、情韵和智趣的形而上生命境界”（孔汝煌《诗教文化刍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P250-251；P252）既是对当代诗词本体论的管见，又是笔者对当代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的发展认知。也是杨叔子当代诗性智慧观的“接着说”、“拓展说”。
现以杜甫《月夜忆舍弟》为范以回顾诗性文化（核心是诗性智慧）的发展印迹。全诗是：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首联，戍鼓夜警，断人行役，边陲高秋，孤雁悲唳，亦兴亦比；颔联，露白偏从今夜，月明最是故乡，无理而有理，移情使对因战乱而失散的“舍弟”们的所思所念㳽漫在整个时空。这是传统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典型的移情意象，正是维柯所揭示的以“以己度物”的“隐喻格”和“想象性的类概念”的意象典型性为特征的诗性形象思维的运用范例。颈联，转而为直观理性的赋，由己及人，从“舍弟”的殊相类推到骨肉流离的共相，即是所谓直观理性或诗化的理性；尾联，自塑了一位自诉自答、对月长叹的孤栖无依的老者形象，亦即所谓诗化的感性。叶燮指出：诗中整合事、理、情三要素的是气：“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原诗·内篇》，参见《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这总而持之、条而贯之的气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诗的“格式塔”，它使此诗整个审美系统的感人效应大于事、理、情三者效应的总和。这里所谓的气，实质上就是杜甫时代仍极为强烈的血缘文化所鼓荡的亲情仁爱价值形态的生命形上之气（道）。《月夜忆舍弟》构成了一幅融合感性、理性、价值的诗性文化审美画图，其中传承发扬着诗性智慧发展各阶段的有效因子。
综如上述，作为诗性文化核心的诗性智慧可以随历史而发展，但作为诗性智慧基础的形象思维方式与能力，却始终起着其对艺术与文化尤其是诗性文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因此，重新认识诗性智慧与诗性文化的积极内含，在面对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现当代主流理性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等现代与后现代忧虑时，在面对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近现代主流伦理文化而导致的信仰缺乏、价值异化、道德滑坡等现实纷挠时，在重构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中华新文化中，自有其重要而现实意义。例如来源于儒家文化的中道原则：“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便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诗性思维方式所达成的直观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其在重构新文化中的正能量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本篇完）
（2018．11．1-11日草；2019．4．16日初定，2020.6.23日改定。）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