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化人三启径（之四上） ——略论诗教文化及其发展
编者按：本期是《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四篇论文。主要回顾诗教文化这一范畴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脉络。归纳了中华诗教文化缘起及发展至近代的概况，提出了中华诗教文化的根据在于儒家哲学美学基础。特别是重点论述了中华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分别介绍了马凯、杨叔子、梁东、以及作者本人对当代诗教文化的主要创新观点。本篇共有三节，分上中下三期刊登。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四上）
——略论诗教文化及其发展
孔汝煌
已如《育人理念看诗教》系列文章所述可知，杨叔子先生对当代诗教文化理论的杰出贡献来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古为今用的创新精神。因此，有必要回顾诗教文化这一范畴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概况。
由“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延伸，传统文献上的文化概念是指“文治和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见《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4页）。美国文化学者怀特指出教化对人的“内化”作用：“从行为连续性的观点看，任何一件事都取决于初生婴儿被导入的文化类型。如果婴儿在一种文化环境中诞生，它将按一种方式思维、感觉或行动；如果他诞生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他的行为也将相应地有所不同”（转引自曹文彪《科学与人文》第17页）。因此就文化对人的成长作用而言，文化是教化与内化的合力。诗教文化则是以诗为教的中华特色文化。
一、中华诗教文化缘起及发展至近代的概况
汉儒的《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前一个“温柔敦厚”是指《诗》之为经的教化特性，后一个“温柔敦厚”即指内化效果。先贤早就指出了诗教对“化成天下”的特殊意义。诗教的源头在孔子，《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论语集解》指出：“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因此，“兴于诗”一语揭示了古代以《诗》教作为礼乐文化育人的启蒙与基础教育的实践经验。“兴、观、群、怨”（见《论语·阳货》）说是孔子诗教的目标即纲领。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说则是孔子诗教的中和审美观与美育理念，也是“兴观群怨”说的“中道”美学实质。两千多年来，虽经曲折，亦有间断，但中华诗教与中华诗词作为根脉于中华诗性文化的并蒂二花，始终绽放在中华民族热土文苑之中。
中华诗教的出现与诗言志的诗学观点关系密切。春秋时代，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时都是合乐的。在孔子的时代，诗乐就已分家，《论语·泰佰》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显现出诗乐相关联而独立的情形了（参见《朱自请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4页）。诗乐分家、诗既重义的直接后果是诗教说由之产生，诗的应用重点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转到了修身和致知的教化上。这实际上也始于春秋，所以孔子才提出“兴观群怨”（《论语·阳货》）的《诗》教说。
《诗》之为教，于汉特盛。表现在著述引《诗》的普遍化。《荀子》引《诗》最多，算得是汉人《诗》教的开山祖师。引《诗》以德教，刘向《列女传》便是引《诗》以德教的典型。引《诗》以论政，如《春秋繁露》十六《山川颂》引《小雅·南山》，以山象征领袖气象。引《诗》以论学养、喻仁者的修养气度等人事；进而引《诗》说天道；述史事、明制度、记风俗；论天文地理等不一而足；更有以《诗》作无语的隐语的，……（参见《朱自清说诗》第106-116页）。
《诗》教核心理念或核心价值观则经历了“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思无邪”到“文以载道”的历史沿革。
在《诗》由声为用到以义为用的过渡期，孔子“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是“《诗》教的意念的源头”，“到了汉代，这意念才形成，才充分发展。”“意念的核心只是德教、政治、学养几方面”，实质仍是兴观群怨。
“温柔敦厚”一语从“兴观群怨”中提炼出来。关于温柔敦厚本义，孔颖达释《经解篇》说是“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正义》）又释“温柔敦厚而不愚”句说“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转引自同书第117-120页）温柔敦厚的实质是“节”、“和”、“中”。“所谓以义节之就是《诗大序》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儒家的不偏之谓中（《礼记·中庸》）。”《正义》所说“然《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风谕以教人，是《诗》教也。”“所以温柔敦厚该是个多义语；一面指《诗》辞美刺讽谕的作用，一面还映带着《诗》乐合一的背景。”
温柔敦厚经后世蜕变，《思无邪》起而代之。
温柔敦厚一语的局限性在于其只针对诗的正向价值与正面的教化影响而言，这仅就《诗》而言也不足以涵盖全面是显然的，因为其中也有不少“殆失厥中”之作，更何况汉以后，书籍渐多，学者不必专以读经，诵《诗》引《诗》的也不比秦汉之盛，乐府诗、五言诗的兴起，为教之《诗》逐渐扩大到诗，且从专一注重《诗》本身扩展到了诗人及作诗。盛唐开始了诗的散文化，到宋代而大盛，以诗说理，成为风气，由《诗》而“诗”，内容、风格及至诗人创作等情况越益庞杂，“温柔敦厚”已不足以涵盖、启发诗教文化，诗教的核心理念便转到了孔子的“思无邪”一语。
南宋初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一引北宋程颐说：“思无邪，诚也。”又引谢良佐说：“……其《诗》为言皆乐而不淫，忧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诗者如此，读诗者其可以邪心读之乎！”朱熹觉得如此论《诗》太牵强，提出“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见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朱子在《诗集传》序中论《诗》之所以为教，便归因为“思无邪"一语了。强调了“诗"虽有参差，而为教则一，经此补充与解释，《诗》—“诗”教理念便圆融多了。
随着诗的散文化发展，诗已不是从前的《诗》了。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对荀子以来“文以明道”说的发展，经宋代理学家的解释得到完善。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以载道说逐渐扩大了影响，于是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这就将诗也包括在了“文”中，诗教的核心理念也就逐渐转移到了“文以载道”说（参见同书第130-133页）。明清以降，随科举制度的演进，文以载道说成为了诗教的主体理念。以上是主要由朱自清所概括的我国诗教文化的缘起、发展到近代的历史概况。（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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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