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化人三启径（之四下） ——略论诗教文化及其发展
编者按：本期是《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四篇论文。主要回顾诗教文化这一范畴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概况。归纳了中华诗教文化缘起及发展至近代的概况，提出了中华诗教文化的根据在于儒家哲学美学基础。特别是重点论述了中华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分别介绍了马凯、杨叔子、梁东、以及作者本人对当代诗教文化的主要创新观点。本篇共有三节，分上中下三期刊登。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四下）
——略论诗教文化及其发展
孔汝煌
（接上期）
三、中华诗教文化理论的当代发展
当代诗教与当代诗词随改革开放而复兴。当代诗教的提倡者孙轶青先生深刻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时代，不消说，我们不需要以诗取士，我说过，我们却需要以诗育人”（孙轶青《开创诗词新纪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当代诗教的实际操舵人梁东先生对诗教文化的主要创新贡献概如以下几方面。一是梁东把诗教放在历史长河、地球村、知识经济时代、民族精神家园意识、立德树人的宏观时空背景中来认识。“中国人必须在全球意识的拓展中找准自己的时代定位，在民族意识的回归中把住自己的根本。我以为与时俱进地打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从以下八个方面强化和聚焦”即：全球意识、民族意识、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操意识、人文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等。这就必须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中找到滋养”，“坚定这样的理念，弘扬中华诗词，强化中华诗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136页）。因此，梁东先生大力“呼唤诗教回归”，强调“与时俱进的诗教——是中华民族新世纪的‘灵魂工程’”（《选萃》第121、123页），“强中固本”工程（《选萃》第143页）。2016年12月28日接受中华诗词研究院刘香兰访谈中，梁东在阐述诗教的迫切性时，再次痛陈时弊与道德底线沦丧现实，在回答诗词研究院的工作重点时，为2015年12月2日《北京晨报》配合此前在文艺报发表的《中宣部组织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阐述中国梦》，刊登了《重回诗教》的文章而欢呼鼓舞（梁东著《梁东诗文选》（文卷），线装书局2018年版第260-261页）。二是梁东视诗与诗教为同源、同时而不能分割的一体。视诗教为诗人的神圣职责。“追溯历史长河，……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生命的部分，它早已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溶入血脉，铸入灵魂，成为中华旗帜的一种成分。这种‘渗入’、‘溶入’、‘铸入’的过程，就是诗教的过程”（《选萃》第122页）。诗歌源于人类劳动，“诗歌逐渐离开了劳动本身，它表达情感，表现生活，表达各种内容，陶冶我们的情操，愉悦我们的性灵。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从诗歌产生的第一天开始，诗歌本身就具备了教化的功能。”“诗歌唱出来，有人静静地听，有人击节慨叹，这就是接受了诗教的过程。也就是说，诗歌一产生，就具备了教化功能，这就是我们说的诗教的源”（《选萃》第202-203页）。所以，“对诗的研讨，也是为诗教的延伸”，例如“‘夔州诗’的发掘以及对‘夔州诗’的重新认识和研究本身既是一个生动的诗教过程，也是一个组织队伍，继往开来，迈向新的战略目标的过程”（《梁东诗文选》（文卷）第61-62页）。“有了诗就有了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并致力于诗教是诗人们无可推卸的光荣职责。”“……诗的精品就是中华民族母亲的乳汁，诗教就是中华子孙吸吮母乳成长的摇篮。因而，也可以说，杰出的诗人就是诗教大师”（《梁东诗文选》（文卷）第90-91页）。这就把诗人—诗—诗教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三是梁东先生是提出当代诗教功能说的第一人。在多次诗教工作研讨会议推敲主题报告、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早在2006年4月27日防城港市诗教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的演讲《诗教，是主流文化回归的必然》中，就概括了“启智、立德、燃情、育美、创新”十字功能说，且在多次讲演中不断充实、丰富其论证。“启智—诗教，……在快乐和潜化中接受原创思维能力的开发。”“立德—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强中固本。”“燃情—情对于人的一生，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实在太重要了。”“育美—审美活动是一种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活动，也是通过艺术形象来把握现实的活动。”“创新—当今世界上面临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竞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选萃》第174-176页）。在2010年1月的《诗教纵横录》演讲中的“中华诗教当代功能观”段落对此功能说从诗学、美学、伦理学、智慧科学等高度作了深刻演绎（《梁东诗文选》（文卷）第25-37页）。十字功能说多年来深入人心，对诗教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梁东将诗教的社会功能说从大有益于个人成长进一步引向人际、人天的和谐。在《诗教与社会和谐》的著名讲演中，精辟指出且论证了：“中华诗歌是和谐艺术的典型。中华诗教则是中庸学说在艺术教育领域中的成功实践”。“‘养心种德’——诗教造就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自身和谐”。“‘贵和尚中’——诗教使人际友善，人天和谐”。“亲民报国——诗教使国家和人民鱼水相融”（《选萃》第152-162页）。四是梁东作为全国当代诗教发轫、初兴期的实际操舵人，非常重视及时总结推动诗教文化工程的系统经验。早在2002年4月全国《首届创建“诗词之乡”和“诗教先进单位”经验交流（杭州现场）会议主题报告》中，就概括提出了反映诗教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规律的“领导到位”、“走向社会”、“珍视传统”、“群众参与”、“机制理顺”、“经济保证”、“扩展阵地”、“创作精品”等，被诗教工作者戏称为“梁八条”（《选萃》第127-129页）。2010年10月在江汉大学的演讲《“不信东风唤不回”》中的“奋力前行”段落中再次重申。证明“八条”是经受得起时间检验的可行而普适的实践经验（《梁东诗文选》（文卷）第41-42页）。这不仅成为“八条”提出稍后由中华诗词学会制定诗教“创先”活动验收标准的主要依据，且至今仍在诗教文化实务活动中起指导作用。
杨叔子院士是当代诗教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前曾述及杨叔子院士对诗性文化及诗词文化的创新论述都是他的诗教文化新论的认识基础。此处只略及其中最突出的创新观点。杨叔子在《文化·人文·教育》一文中对“诗教——文化”有一段精彩论述：“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所谓的诗教，主要就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我一再认为，作为‘为人之本’的人文文化，透过它承载的知识、思维、方法、精神以及有关方面，特别是精神，决定着民族存亡，严重影响着国力强弱与社会进退，决定着人格高低，严重影响着涵养深浅与思维智愚，质言之，极大关系着事业成败。诗教，在教育中，在‘育人’中，在提高国民素质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战略地位。这因为人文文化主要有两大作用：第一，陶冶情感，提升精神境界；第二，启迪智慧，开拓原创源头。中华诗词更是如此，具有极强极广极深极久的感染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陶冶情感的红线，‘欲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贯彻古今；杰出的创新思维是启迪智慧的灵魂，‘语不惊人死不休’，‘人间能得几回闻’，充盈时空；而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精辟哲理，在中华诗词中‘诗咏志’，莫不以其别出心裁的艺术笔法，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以不同程度，‘远近高低各不同’地深浅隐显表达出来。（参见《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72-73页）！在《知否诗魂是国魂》文中，杨叔子院士提出并论证了诗魂是国魂凝视的命题。论述了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诗是不可译的珍品，诗是最美的语言，论述了诗教的全面功能，再次强调了“文化要传承，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杨叔子先生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深刻指出：“教育就是以文化育人”。“没有科学文化，就没有‘立世之基’，没有人文文化，就没有‘为人之本’，就会异化人性，就可扼杀灵性”。“没有民族文化诗篇，没有民族文化诗教，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正确与智慧的起步，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深入与聪明的延续，就没有民族文化教育之扎根与升华”（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为此，杨叔子先生别开生面地论证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诗词与科学）在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等方面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容、相通的，科学人文，不同而和。在知识方面，通常是多元的“人文知识一点也不排斥一元的、确定的”科学“知识”，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中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都基于确凿的地理知识。在思维方面，直觉、形象的人文思维在正确思维过程中又遵循着科学的逻辑思维。如著名的唐代金昌绪五言绝句《春怨》，“句句相扣，步步反溯，后句阐明前句，思路井然有序”。在方法层面，感悟的人文方法也常借助于实证的科学方法。如诗词讲求“情景交融”，本质是求善虚写的“情”与求真写实的“景”交相生发。如杜牧《秋夕》，愈是写真秋夜的冷屏、凉夜，愈是衬托出宫女的失意孤寂之愈堪同情。在原则、精神层面，人文与科学在完美、创新的追求上相通。如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诸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其中的哲理既是人文精神又是科学规律，在真、善、美、新上，诗词与科学追求相通。这段论证为诗教文化既是人文文化教育，又是科学文化教育，更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的教育提供了认识论支撑（引文据杨叔子《诗词与科学》〈三〉段）。
杨叔子对诗教文化的经典论述有几个重要的创新点：一是指出了教育是文化，文化则包含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论证了诗教的基本特质是人文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教育，也是科学文化教育，更是人文与科学交融的教育，因而是杨叔子人文与科学相融的绿色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诗教育人功能可简括为培育人性与灵性，前者指陶冶以爱国主义情感为核心的精神境界，后者指启迪以原创性思维为核心的创新智慧。具体说是“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对己）；“观、群、兴、怨”（对外）；“创新”（对己并对外）（参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07页）。三是创造性地论证了诗教—文化过程也遵行“知识—思维—方法—精神”这样一条具有文化教育整体性、普适性的“下学上达”途经。且据以指出按不同教育层次、不同育人重点要求、循序实施的具体方案，对校园诗教起着切实的指导作用。四是杨叔子依据文化整体性原则，论证了诗教文化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高度统一的整体。诗教既具上述二方面的文化整体性特质，所以诗教是一种文化，是中华特色的教育文化。杨叔子是诗教文化这一科学范畴得以成立的理论奠基人。
诗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由笔者于2004年10月发表的《中华诗教与校园文化建设》一文中提出：“中华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艺术映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载体。中华诗教是以中华诗歌为载体的教化方式，是被历史证明为有显功卓效的教化途径。这种特殊的教化内含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教文化和诗教精神。”并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校园精神与诗教文化”中作出初步阐述：“一般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校园精神是指由价值判断、理想模式、思维方法、道德情操等因素构成的校园观念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经》）。这应算作我国最早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在此精神指导下培育出的人才必具有儒家积极的用世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明德’、‘新民’、‘至善’；‘格’、‘知’、‘诚’、‘正’、‘修’、‘齐’、‘治’、‘平’；‘独善’、‘兼济’等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元典精神，也是从育人的层面反映出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鲜活形象地写照在优秀的中华诗词的锦篇绣章中。至今读来仍觉亲切、动人，具有极大的感染教化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诗教文化”（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345、348页）。
马凯同志十分关注当代诗词与诗教事业，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与讲话。2012年9月28日，在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启动仪式致辞中论述了诗教文化：“在孔子诞辰日启动‘诗词中国’创作大赛，再次向世人展示，尽管经过历史曲折，但先贤们创造的中国诗教文化传统并没有断失，相反仍在延续和发展。”马凯同志的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述给人以三点启示：诗教文化是中国先贤对教育文化的伟大创造；诗教文化传承有绪，道路曲折，仍在发展；诗词创作是诗教文化的必要载体。
在杨叔子关于诗教文化应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指引下，笔者开始重点关注诗教文化如何为素质教育服务，这是涉及诗教宗旨、生态的重要课题。在简要考察历史与当前的关于诗教社会功能的论述的基础上，于2007年8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第21届研讨会作特邀发言时，提出了对诗教文化功能观的个人思考：养心种德，启智毓灵，审美陶情，砥砺人格；并简论了四者之间的基本联系：“……中华诗词是综合人文素养的取之不尽的艺术的宝贵资源”。“中华诗词的修身潜能是全方位的。‘兴于诗’，首在养心种德，已如前述，中华诗词是培育民族精神和中华美德的摇篮；‘兴于诗’，启智毓灵，法国学者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中指出：诗性思维的特点是‘创造性的理性’，他是‘创造性直觉’（或称‘诗性直觉’）与‘诗性经验’（或称‘理性的灵感’）的结合，因此诗性思维是‘直觉理性’与‘逻辑理性’的结合（参见陈圣生《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正如许多中外科学家所指出，直觉是科学发现的动因。学诗，开发人的灵性，培育创新思维，已成共识；‘兴于诗’，审美陶情，雅克·马利坦在同书中还指出：‘……诗在词语上与美相互平等和同一，因此除了在美中它就不能生存。……诗恋美，美恋诗’（转引自《现代诗学》第301页）。学诗就是伴随审美活动的情感审美历程；‘兴于诗’，砥砺人格，这是上述以诗词修身的诸潜能的综合作用结果。所谓‘养心’，在现代语境中即指心理健康的养护，研究表明，诗词的宣泄、磨砺与交流功能对提高心理的调适能力、耐挫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功效显著，这大有利于作为完善人格基础的心理人格的健全；所谓启智不仅开发创新思维，更在于脱离愚昧，苏格拉底的名言：‘道德即智慧’，因此，‘启智’是作为完善人格核心的道德人格的必要条件；所谓‘陶情’即陶冶感情，最能体现中国诗性文化特性的情感与理性的融合过程，‘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荀子《乐论》）陶情是一切理性规范内化自律的必由之路，也从而是理想人格世俗化、现实化的主要通道。陶情与审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陶情的过程与完善审美结构同步，从而是作为完善人格标志的审美人格养成的必由之路”（见《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371页）。
笔者提出的上述诗教文化功能观的特点是，强调了功能目标宾语前置养、种、启、毓、陶、审、砥砺等谓语动词，更能体现个体在与社会互动中的修身主体性，这与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相一致；把诗教文化的根本目标定位在完善人格，这符合全面发展、培育“全人”的素质教育根本理念。
在杨叔子诗教文化新论的启示下，笔者在上述诗教文化功能观的基础上，结合近20年来的诗教实践经验，进一步比较系统地思考、集结了诗教文化古今论、诗教文化本体论、诗教文化生态论、诗教文化资源论与诗教文化传承论等关于诗教文化较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初步回答了诗教文化怎么样？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等问题，写成的《诗教文化刍论》，经杨叔子先生热忱推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已于2017年8月出版。
如前文（《诗性文化及其发展略说》）所指出，诗性智慧是指与审美相关的一种思维方式。其随时代发展经历了：感性思维；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和谐；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与价值思维交融这样三个阶段。诗性智慧是贯穿在诗性文化、诗词文化与诗教文化三范畴中的精髓。诗性文化是以诗性智慧为基础的文化，诗词文化是诗词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交融渗透的文化，诗教文化则是以诗教美育为通道的全面素质教育的文化。
综如上述。诗教文化在儒家哲学美学的土壤中产生，在诗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在西方古典艺术教育思想的映衬下，从中华艺术史与文化史交汇的时空长隧中迎面走来。渊源有自，传承有绪，功能理念，脉络分明。自古至近现代，依次经历了“兴观群怨”、“温柔敦厚”、“思无邪”、“文（诗）以载道”。当代诗教文化复兴以来，在切磋磨砺中涌现了“启智、立德、燃情、育美、创新”说；“养心种德，启智毓灵，审美陶情，砥砺人格”说；杨叔子先生则集古今之大成：“‘观兴群怨’（对外），‘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对内），‘创新（合效应）’”。在本文阐明的诗教文化发展历史的坐标系中，看杨叔子等人的当代诗教文化新说，既有对诗教历史传统的继承，又与当代教育思想相契合，具有返本开新的全面性与代表性。
（本篇完）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图片：网络（侵删）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潘龙文
本期编辑：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