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孔见】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五上） ——略论诗词文化：审美与文化的价值互融
编者按：本期是《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五篇论文。在上几期分别讨论了诗文化中的诗性文化、诗教文化以后，本期着重介绍了杨叔子先生对诗词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作了深刻、创新而全面的论述。讨论了诗词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诗词如何交融审美因素与其它文化因素这一诗词与文化相互关系的核心问题。本文仍分上中下三篇刊出。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五上）
——略论诗词文化：审美与文化的价值互融
孔汝煌
诗词文化是诗性文化与诗教文化的中介与桥梁，关注诗性智慧与文化精神在诗词创作与鉴赏中如何借意象—意境得以艺术呈现其审美意蕴，关注诗词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从而体现其诗教文化价值。“技进乎道，庶几不惑”，当代诗词的发展观极应从技艺层面提升到艺中体道的层面。
一、诗词文化缘起及诗词对文化的作用
据笔者所知，孙轶青最先正式在文章中使用“诗词文化”这一概念。如：《传统诗词与青年》文中说：“我们要求广大青年养成诗词爱好，以增进文化素质，丰富文化生活。……学校应当设立诗词课，有关报刊应开辟诗词园地，把青少年作为普及诗词文化的首要对象”（见孙轶青《开创诗词新纪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在《继往开来，同心奋进，重振诗风——在中华诗词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要解放思想，打开思路，让诗词文化走出文艺的‘象牙之塔’，主动为经济、文化、旅游、教育各部门提供服务，以扩大自身影响，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经济效益”（见同书第298-299页）。关于诗词的文化属性，孙轶青说：“……这些诗词反映了历史的面貌，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是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书第32页）。“中华诗词作为我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最具民族特色；我们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大力弘扬它，不断发展它，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的美好心灵”（同书第323-324页）。孙轶青主要是在诗词功能及实务的层面上使用了“诗词文化”这一概念，而未就其实质与内含展开充分论述。
文化素质教育与当代诗教文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与倡导者杨叔子先生对诗词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作了深刻、创新而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在人文文化中，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皇冠钻石，中华民族艺术的杰出珍品！……‘文以载道’，中华诗词更是如此，是文学，也是哲学、历史、地理、生物、图画、雕塑、音乐；而且似科学，是科学”（《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
杨叔子对中华诗词是民族人文文化的精粹，论述甚详。尤其对其中蕴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传统及其时代体现的精彩解读处处可见。“要有中华魂，要有民族根；而中华诗词的主旋律与最强音就是爱国主义”（同书第127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欲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闪耀着对人民的热爱与同情的民主意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激荡着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饱含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这彰显着大无畏的斗争气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寄托着对离人的深深祝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揭示着多少深刻的哲理！……如此种种，何胜枚举”（同书第109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五种精神就是优秀传统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民族精神。试看，从《诗经》中妇女所高唱出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到毛泽东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刘禹锡的‘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到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辛弃疾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毛泽东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民谚的‘只要心意坚，铁杵磨成针’，到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与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到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五种民族精神正是我国优秀传统的时代体现”（同书第150页）。
杨叔子更创造性地提出了“国魂凝处是诗魂”，从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这点出发，论述国魂的五个方面，即其核心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其“基因”是高超的汉文字语言。其感性体现是丰富动人的情感。其理性体现是开拓活跃的思维。其精髓是广博深刻的哲理的同时，论述了作为民族文化“主脉”的诗歌不仅与国魂这五个方面密不可分，而且以极为动人的艺术形式凝聚着国魂的方方面面，这一凝聚就是诗魂。从而论证了“国魂凝处是诗魂”的正命题（参见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87-95页）。杨叔子先生进而论证逆命题：“知否诗魂是国魂”。中华诗词的诗魂与中华民族的国魂“如果不是从定量而是从定性上、不是从实证上而是从体悟上，不是从科学文化上而是从人文文化上，这两者可说是一回事。”为此，杨叔子先生充满激情地写了《七绝·读诗感悟》四首（词韵）：
其一
诗魂道是国魂凝，座座高峰迭起兴。
各领风骚先继后，中华文脉至强恒。
其二
国脉主流文脉称，诗魂应是国魂凝。
中华大厦千秋屹，赖有诗魂作主承。
其三
曲赋诗词艺道精，屈平天问少陵兴。
国魂应是诗魂粹，正气歌骚代代赓。
其四
泣鬼感神风雨纷，情天理海美谁伦？
《关雎》一脉《长征》继，为识诗魂是国魂！
与“诗魂—国魂”说相互支撑的是诗性的“文化基因说”。“我曾作过一比喻，人类创造了文化、文明，同时文化又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民族文化又是民族的‘基因’。生物的基因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片段，DNA是以千千万万个四种核苷酸作为最基本的构件而组成的双螺旋形状结构的一条长链，基因即其片段。显然，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这个‘核苷酸’最基本的构件按相应的规律进行组合，就是语言，而语言这个组合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即文化。基本构件不同，基本构件组合不同，‘基因’就不同。”即文字语言的民族性决定了文化、尤其是诗歌的民族性，因而诗歌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美国诗人惠特曼语）。可见，“文化是人之所以能成为人的‘基因’，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所以文化要继承、要发展，民族文化是人之所以成为某个民族的人，也就是民族的‘基因’，所以民族文化的经典须诵读、须践行。诗歌是文化的皇冠钻石，是最易接受、最能感人的珍品；民族的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璀璨标志”，因而中华诗词就是中华民族的凭证，诗魂就是国魂，“它们就是国家精粹、民族精神不同深度的艺术表达”（本段引文据杨叔子在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的主旨报告《知否诗魂是国魂》，参见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0页；所引四首绝句见杨叔子《诗词与科学》〈四〉段）。这是作为杰出自然科学家的杨叔子院士对中华诗词中蕴涵的人文、感性文化所作的精粹解读。
杨叔子进而对中华诗词中蕴含的科学、理性文化作了深刻解读与精彩论证：“中华诗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着与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放射着中国传统经典的哲理光芒。……通过其深邃的意境与充沛的感情，深浅显隐不同程度地表达着某种深刻的哲理与永恒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深深熔铸在其中”（《杨叔子槛外诗文选》第167页）。“‘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小的整体观；‘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大的整体观；‘深固难徒，更壹志兮’，感情上的整体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空间上的发展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时间上的发展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感情上的发展观；‘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自然中的本质观；‘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算尽不如君’，社会中的本质观；‘匪汝之为美，美人之贻’，感情上的本质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和谐统一；‘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近思远虑；‘睫在目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自知自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自强不息；‘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厚人薄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成仁取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缘督为经；‘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好道进技；‘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薪火相传；‘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不亡者寿”（同书第173页）！
杨叔子对中华诗词中蕴含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融互补，在创造思维、价值趋向和“模型”方法等方面作了前无古人的论证。首先，中华诗词是创造思维的典范。“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同书第131、142页）经典诗词都是基于形象感悟、直观理性的创新，与科学的创新思维异途同归。“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杨花榆荚无才思，唯解漫天作雪飞”、“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形象之言，“还是哲理之言呢？”。经典诗词的创新思维也如科学思维那样，“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区别主次，把握关键。”诗词中“所谓的‘神似’，都是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等“诗眼”（以及“词眼”、“文眼”）就分别是江南的微空间与宏观空间的“特征不变量”。经典诗词的创新思维也如科学思维那样“都承认客观存在，尊重客观存在，努力探索客观存在的奥妙。”“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自横”二字符合水力学原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的一个“紫”字符合一定条件下的紫光产生最强漫射的光学原理。（参见同书第131-135页）其次，诗词意象与科学规律都用“模型”的方法以求在不同领域的“普适性”。《论语·学而》中有一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引用了《诗经·卫风·淇奥》中的两句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的本义是从对玉石之类材料的加工工艺“引申为业务上相互研究，思想上互相勉励，在子贡讲话中引申为贫者、富者对自己应有更高的思想境界要求。所以，孔子高度评价子贡能在诗句中由此及彼。正因为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一形象的模型中，内涵极为广泛，特殊性蕴含着一般性，所以这一名句至今仍被广泛运用。”科学也是从“……各自的特殊性、个性中概括出它们的一般性、共性，因而这些模型或公式或关系在相应的领域中有着普适性”（参见同书第140-141页）。其三，经典诗词与科学规律都遵循真、善、美的价值标准。名家名诗都重内容与形式高度融为一体而追求不落窠臼，“都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都合于“字少，式合，韵美，情真，味厚，格高。”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如此，牛顿第二定律F＝ma（力＝质量x加速度）也如此（参见同书第143-144页）。由此，毋庸置疑的结论是：“科学人文，不同而和”，诗词中体现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异相融。这是杨叔子先生对诗词文化所作的最有特色、最具创新性的贡献。杨叔子先生还就作为诗词文化核心的审美的民族性进行了实证论述：
“诗词对人文文化而言所独有的，我认为讲一个字就是‘精’”，有相关而不可分割的三方面：精炼、精美、精华。精炼：人文的典型与科学的模型，异中见同。诗词的“诗眼”、“词眼”与数学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相类。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等这些名句的“特征不变量”。精美：如唐代祖咏的试帖诗《终南望余雪》，竟不按五言六韵十二句的规范，而只写了四句就交卷，回答考官质疑时说了“意尽”二字。这份洒脱来自对四句诗的“精美”自信。“的确，该写的写完了，积雪、余雪、化雪、远望、中观、近感，而且为客人受冻（而感同身受），寓情于景，全有了！”确实“精美”地“意尽”了。精华：诗词是“民族文字语言特性的结晶”。“汉字不仅是一般的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杰出的文化”，“汉字科学，汉语言科学，汉诗词科学”，“诗歌发展史就是文化发展史、文学艺术发展史的一条‘主脉’”。“精华”是“精炼”与“精美”的基础（引文据杨叔子《诗词与科学》〈四〉段）。杨叔子先生指出的以“精”字为标志的诗词特征有力佐证了诗词审美文化的民族性，也从而体现了诗词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作用：基于汉文字语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行文风格大多是精炼、精华与精美兼备的，诗词是其杰出代表。
综上所述，杨叔子深刻揭示了当代认识中的中华诗词文化是理性、感性与价值三位一体的智性审美文化，充分论证了诗词中的精深内涵极大丰富、发展了人文与科学两类文化。连同他的“诗魂—国魂”与“文化基因”说为中华诗词奠定了独特而坚实的文化学理论基础。
（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图片：网络（侵删）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潘龙文
本期编辑：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