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孔见】文以化人三启径（之六中） ——文化精神是诗词意象—意境的本体存在

编者按： “诗联浙江”公众号特色栏目“诗教孔见”约请著名诗家孔汝煌先生的系列诗教理论文章，已陆续刊登《育人理念看诗教》四期共12篇、《文以化人三启径》五期共15篇文章。本期是《文以化人三启径》的第六篇论文。在上几期分别讨论了诗文化的诗性文化、诗教文化、诗词文化三个组成内容以后，本期着重讨论了作为诗词艺术核心的意象—意境说的美学基础与文化精神，指出中国意境美学基础是以道家思想为底蕴的道（禅）儒互补结构，而其文化精神则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儒道（禅）互补形态，从而对中国意境美学“偏尊道家”的主流观点提出异议。论证了儒家在意象—意境论中的基础性主要贡献，并给予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美学的观照与印证。本文仍分上中下三篇刊出。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六中）

——文化精神是诗词意象—意境的本体存在

                             孔汝煌

（接上篇）

二、意象—意境的文化精神内涵

    如叶朗所说，“‘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这个“道（气）”究竟是什么？叶朗进一步由《老子·21章》（“道之为物……其中有精……。”）（《中国美学史大纲》第26页）经《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同书第98页）、《管子·心术上》（“静则精，精则独矣，独则明，明则神矣。”）（同书第99页）论证了道、精、气、神相通。叶朗进而指出：“《管子》四篇对老子学说的发展，不仅在于它明确地肯定‘道’就是‘气’，用一个‘有定的自然’代替‘不定的自然’作为万物的本原，而且在于它着重用精气说对人的精神现象作了解释”（参见同书第98页）。由此，基于道家美学的意境说中的“意境”所反映或蕴涵形而上的道（气），直指人的文化精神世界。

    意象—意境既是中华民族艺术尤其是诗词的核心与灵魂，因此，意象之“意”自是中国人的情志，“意境”的形而上内涵自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张岱年、程宜山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的”便主要是儒家的。“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体系”（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时，着重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同书第204页）就传统诗歌的意象—意境而言，“从古至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苍鹰、猛虎、雄狮、奔马之类，也都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同书第017页）。论及民族诗歌主流时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讲究‘风骨’，追求‘阳刚’之美，从刚健遒劲的建安诗歌……”最能体现。“儒家主张文学艺术要具有中和之美，对诗来说，就是要‘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还讲究情景交融、情景合一的‘意境’，这种美学意蕴，实际上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此外，由《诗经》发端的忧国忧民的传统，由《楚辞》发端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传统文学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明证。”（同书第204页）张岱年、程宜山在论及诗词意象—意境的精神内涵时特别突出了儒家文化意蕴。李泽厚从对孔子仁学的渊源分析出发，为上述儒家仁学文化论证了“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他指出，“氏族血缘是孔子仁学的现实社会渊源，孝悌是这种渊源的直接表现”“而‘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却在于心理感情”。“它是把这种人性情感本身当作最后的实在和人道的本性。这正是孔子仁学以及整个儒家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始源基地”孔子的仁学理论“深深地影响和利用于后世的，倒是这种人性自觉的思想，这种要求建立起区别于动物的情感心理的哲学。”“这种人性自觉和情感心理本身，具有了一种生命动力的深刻性”，“成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生活存在的严肃动力。从而，对人际的诚恳关怀，对大众的深厚同情，对苦难的严重感受，构成了中国文艺史上许多巨匠们的创作特色”（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20页）。典型的如杜甫在五古《羌村》意境中所表达：

……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基于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精神，也如李泽厚所说：“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就连前面说到的崇尚自然、深得道家精髓的陶渊明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名教的束缚，立善求名对他还有诱惑力量。崇尚自然和顺从名教两种思想常常在他心中交战，使他不得安宁”（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表现在他的诗中：“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陶潜也并未忘掉功名与富贵：“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拟古》其二）“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咏荆轲》）而“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七）心中有斗争，但最终以自然之道战胜名教，“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其三）“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功名富贵不能借同流合污而苟得，“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辞》），陶潜能在矛盾徘徊中终于摆脱出来而到达理想的精神归宿，在中国古代诗人和思想家里，确是出类拔萃（参见同书第148-149页）。朱光潜在《陶渊明》专论中详析他的诗作，进而指出，“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他的诗充满着禅机。”针对“渊明带有侠气、存心为晋报仇的看法”，指出“渊明侠气则有之，存心报仇似未必”。（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41页）对中国古代诗人的典型陶渊明精神世界及其历程的个案分析，见仁见智，但关于儒、道互补文化对他浸染的论断却是一致的。以其典型性，从而揭示普遍性。“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因此就诗词意境内涵的文化精神的普遍性而言，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精神中，是以儒文化为主流，兼容道、释（禅）的互补作用的。（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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