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20世纪世界史？
20世纪被认为是发展最快、情况最为复杂的世纪,而它对21世纪的影响也正被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知。许多国家政界、学术界人士以不同方式回顾这段历史。
从某些方面而言，20世纪的世界看来确实是纷乱复杂。两次科技革命，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后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脱颖而出；二次大战后又出现独特的两极格局及由此出现的“冷战”和核恐怖平衡；20世纪初本已被瓜分完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二次战后奇迹般地相继宣告独立并崛起为“第三世界”；当西方世界在90年代为苏联解体而兴高采烈时，却突然发现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等等。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西方有人认为20世纪世界史简直如一团乱麻，无论怎样梳理也难以理出头绪。也许正是由于20世纪的这种独特性或“奇特性”，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干脆把他撰写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历史，称之为《极端的年代》。
有人深受两次残酷世界大战和一系列其他战争和暴力事件的震骇而极为悲观地叹道：“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或者说，“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悲观”说者往往认为，“从整体上看”19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是一个物质财富得到巨大增长的世纪”，这种对19世纪的“乐观主义”建立在以下两点上：一是“人们相信现代科学会战胜灾难和贫困、从而改善人类的生活”，另一点则是“自由的民主的统治将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推行。” 这代表了19世纪资本主义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时的一种盲目自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的自信，”而且其“心理后果”更加深远。“盛行了一个世纪的世界改良主义神话”从此破灭，“进步的理念被”“推翻”。而所有悲观似乎又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人们“几乎完全相信有一种永恒的、严厉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即使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已经解体，“绝大部分右翼人士”仍然相信，“在像苏联那样的‘失败的社会’中仍然可以找到通过发明列宁式的专制主义来进行统治的密钥。” 可以看出，西方右翼始终生活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惧的阴影之中，即使在他们欢庆苏联解体时也未得到根本缓解。
尼克松1988年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称，“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不是殖民主义的终结或是民主制度的进展，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滋长”。美国的任务是争取“自由思想对压制自由的专制独裁的胜利。”
这类说法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外交》杂志2012年1/2月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一文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文所节选20篇历史文章，以1923年9月《列宁和墨束里尼》为开篇，2011年的《后华盛顿共识》为结尾，贯穿全文的是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德、意法西斯主义，和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颂扬。同时包含着对美国丧失世界领先地位的担忧。在节选的倒数第二篇文章《发展如何导致民主》中，作者承认当前各国现代化并不就是“西化”，“现代化并不自动导致”西方希望的“民主”，但文章仍然坚持认为，随着各国富裕程度的提高，就越有可能走向西方式民主。文章最后把中国和伊朗并列为不民主国家，而把希望寄托于这些国家群众寻求“解放”压力的增长 。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意图。
由于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起至今，其经济总量，科技教育水平，以及二次战后的军事水平都在世界名列前茅，无其他国家可敌。很自然地，“美国世纪”说就从美国这个霸权慾很强的国家兴起。1941年2月17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行人亨利•卢斯在《生活》上发表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关于什么是“美国世纪”的含义，卢斯解释道，它必须是让所有人都共享《人权法案》，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我们的优质的工业产品、我们的熟练技能。它必须基于一种与自由和进步协调一致的自由企业制度。他说，最重要的是，“美国世纪”必须坚决信奉伟大的美国理想，现在我们已成为把这种理想传遍世界的力量的源泉，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世纪”说更加成了美国官方和许多人的信条，成为美国向外扩大影响和进行扩张的方便借口。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国力开始相对下降，这种“美国世纪”说却始终没有止息。其中一个观点是，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但新兴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就，其根源都在于学习了美国的制度和方法。一篇刊载于《外交》2008年5/6月上的文章《美国力量的未来——美国如何在其他国家兴起时生存下去》 的观点很具代表性。该文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走的还是美国道路。其他正在兴起的国家信奉的仍然是市场、民主政府（或带有某种其它形式），更加开放和更加透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缩小，但美国的思想和理想正占压倒性的支配地位。”不难看出，这是在无限夸大美国思想和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和影响力，从而为保持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寻找理由。
以上各种观点，都不过是透过各自的三棱镜来看待和描述20世纪世界史。其中不乏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和为美国式资本主义辩护的成分。因而都只能误导人们对20世纪世界史的认识。如果我们任凭这种对20世纪历史真实过程的扭曲和误导，无论从育人角度或资政角度看，都是极为有害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内部矛盾，人类历史是一个向前发展的运动过程，具有其必然性和规律性。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性又是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性即各种具体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的。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思想，也应该是我们考察20世纪世界史的根本指导思想。
英国著名进步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说，“当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价值标准。”“我们不可忘记，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降生是正在缩小的同一世界之中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我们着重关注的当是在旧世界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时代。”
20世纪恰恰是新旧世界开始漫长交替过程的一个重要世纪，世界有识之士和我国著名学者都高度重视”在旧世界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并同声赞扬，“20世纪是整个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得到空前进步，上述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期”， 因而，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 。这种“伟大”主要通过三个进步性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来。即，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经济的巨大增长，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三个方面相互促进，终于使人类看到了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的曙光。
第一个进程，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经济的巨大增长。
在人类历史上总共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其中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最后阶段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就发生在20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引领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了20世纪的“电气时代”。二战末期、战后初期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内容极为丰富，量子论、相对论以及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理论的建立，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出现，电子管、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等电子技术的先后问世。及至90年代，进入了“信息革命时代”，人类更经历了一场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并演化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的产业革命。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20世纪被称为“知识爆炸的时代”，“科技革命的世纪”。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 而这种力量在20世纪表现尤为突出。
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从1900年到2000年，全世界按美元计算的总产值，增加了14倍多。同期，世界人口增加额不到3倍。科技革命还推动了产业结构变化。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发达国家掀起了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新高潮，形成了新的产业，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
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以来，现代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大大缩小了空间、缩短了时间，特别是这些年来互联网和电信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全世界各种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世界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科技革命使各国科研成果和科学知识的总量迅速增加。据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的推测，人类科学知识增长一倍所用的时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中叶为10年，70年代仅为5年。
基于对20世纪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及对社会主义成败经验教训的分析，邓小平于1988年9月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技术在推进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命运和世界格局。列宁是最早把科技力量与社会主义命运联系起来的革命导师。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918年他曾具体地指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事实上，苏联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在科技和教育上曾有明显建树。然而，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由于种种原因，苏联在科技领域被欧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学者后来总结道，由于“苏联经济模式缺少灵活性和内部发展动力，不可能在新的条件下保证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方向。”而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发展和使用计算机技术上的落后本身就是一个征兆，一个身患绝症的准确无误的指示器。” 这种情况，到80年代变得极其严重。而美国乘此时机，千方百计阻止苏联从西方获得关键技术，甚至在苏联引进的技术中做手脚，给苏联经济造成致命打击。俄罗斯学者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进技术已经成为主要的竞争舞台，科学技术乃是地缘政治学的最主要因素。科学和技术正在全球经济中造就出新的领袖。只有那些有能力发展科学技术综合体的国家，才有能力保持自己领先地位。” 可惜，当多数苏联学者觉悟到这点时，已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了。
第二个进程是，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
从15、16世纪至19世纪末，欧洲列强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抢占殖民地、瓜分世界。当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时，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全球已基本上被瓜分完毕，形成了殖民主义体系。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人民却在经历了殖民者几百年的扩张和侵略之后，进入一个更加凄风苦雨的世纪。当时，整个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是压迫者，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压迫者。但亚非拉人民从未停止过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亚洲的觉醒”，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给予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亚非拉国家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赢得了完全独立，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占世界土地面积2/3、世界人口3/4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不仅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力军，也是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无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还是建立政治新秩序，都离不开这支力量。所有这些，无疑是20世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一大变化，也为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9年9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G20）首脑峰会上，在中国等国的推动下，决定将20国集团首脑会议代替8国集团首脑会议，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这凸显了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新兴国家为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努力也从未停止。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正确指出的，“西方不愿意接受由它统治的世纪已走向终结”这一事实，仍然坚持只有西方“才是解决世界关键问题的钥匙。”“然而，事实是，西方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 西方一些国家正极力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以达到继续影响甚至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但是，不管前进道路多么曲折，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正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
第三个进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20世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托马斯•莫尔到欧文等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开始了这种批判。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只是到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世界上才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历史飞跃。新生的苏联是在无任何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开展建设的，因而极其艰苦和曲折。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等会议上实事求是地指出，“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 “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 但是，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领导苏联人民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终于取得了辉煌成就。从1925到1937年，苏联仅用了12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已由1913年的世界第5位和欧洲第4位，一跃而成世界第2位和欧洲第1位。苏联国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和旧的剥削阶级，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各族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次在世界上显示了社会主义多方面的优越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做出主要贡献，更使苏联名扬四海。尽管苏联社会由于内部的僵化教条、特权阶层腐蚀政权等原因，以及戈尔巴乔夫最终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完全倒向西方资本主义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始终活在人民心中。在苏联解体前夕，据统计，大约80%以上的苏联居民仍然赞同选择“社会主义”的思想，反对市场资本主义，1991年3月苏联76.4%的居民赞成保持苏维埃联盟。由此可见，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生制度的生命力。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结合中国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英国《卫报》2006年5月的一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标题：“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该文作者在把1989年作为苏联、东欧失败的标志年的同时，又把1978年作为新世纪的开启之年，因为“那一年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作者说，“它关系到创造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变革已经决定性地使全球重心转移，21世纪与前两个世纪大不同：在那200年里，权力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中国变革的广泛影响，这一进程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北京，我强烈地感觉到人们的自信感越来越强，那是认为历史‘在我们一边’的感觉”。俄罗斯《真理报》2000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有力地驳斥了关于社会主义将把人类引向死胡同的无稽之谈。”“共产党起领导作用，坚持按社会主义原则发展国民经济，包括多种形式经济的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说俄罗斯的使命是开始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厦，那么建成这个大厦的使命注定要由另一个大国来完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起这个历史作用。”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有的外国朋友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是在世界范围用一种全新的制度代替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过程的开端。尽管今后的道路很长，并且充满着荊棘和风险，但是，百年的实践，已经为世界社会主义今后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部分地上升为科学的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人们有理由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以上三大进程在20世纪世界史上带有根本的性质，也正是这三大进程铸就了20世纪世界史的伟大和辉煌。
在20世纪历史中，还有两大进程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有意识地进行国家职能的变革。这种变革与资本主义从“自由”过渡到“垄断”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家机器在维持统治阶级统治职能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它从19世纪的“守夜人”发展到20世纪进行大规模干预的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历程。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和“市场万能”论的破产，也表明了传统国家职能的无能为力。193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扩大了国家社会职能，从而也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与此同时，英国凯恩斯主义为大规模国家干预做出经济理论分析，成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
经济大危机和二战生死存亡的教训，给战后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留下谈虎色变的深刻记忆，二战后东西方冷战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国家而言更是新的危机态势。西方统治阶级将政治经济稳定视为最为急切的战略任务。如何继续进行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扩张，以谋取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和西欧国家在二战后都普遍放弃了“自由放任”而实行国家干预，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对社会财富实行有限的再分配，避免贫困、失业等社会矛盾激化。这些政策成为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得以发展、政权得以保持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它既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其出发点也在于保护富人以及与社会主义斗争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即使可以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的程度”。因此，国家干预政策的阶级局限性使其在实施一段之后，新的严重的矛盾又会出现而迫使当局改弦更张。8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大幅度地削弱国家干预，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是一例。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政策调整，应当承认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阶段的新现象，需要密切观察研究，不能视而不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得不承认，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遍布美国、欧洲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一股“国家干涉主义浪潮”正愈演愈烈，而“自由市场潮流正处在消失过程之中。” 这种进程其实在本质上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极，在这一极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极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虽然，在西方要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是一个现在尚难以预料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其整个演化过程都值得认真关注。对于其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措施，应报肯定的态度，对于在最新科技条件下的一些属于人类文明成果的举措可有分析地借鉴。但同时应当看清其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质，绝不盲目轻信，一味颂扬。对于西方社会化改革进程中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的措施和“福利制度”等，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历史蜕变”，更是我们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需要冷静观察，认真研究。
首先，20世纪之前的一百年，是西方列强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时期。弱肉强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于世，亚非拉广大地区和国家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赤裸裸的争霸，所依据的则是“强权即真理”。进入20世纪，西欧列强的绝对优势地位到二战结束已经丧失殆尽，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在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在20世纪下半叶渐渐失去。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地位，西方国家开始变换手法，新殖民主义应运而生。“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为价值观而战”等口号，成为西方外交的新旗帜。这些看似“温和”的做法，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手法，它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只是为使用武力披上了“合法”外衣。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已在科索沃、伊拉克等问题上多次使用这种策略。
其次，20世纪的一个突出演化是，世界到这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已联系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使20世纪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的上的世界史。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更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大大增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下生存。各国间加强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列宁很早就意识到这点，他20年代就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主张。尽管国际局势十分复杂，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并不一帆风顺，但后来的几十年历史证明，凡冲破内外阻力、坚持开放交流的，比较容易走出困境、巩固政权；而自我封闭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死路。中国自1978年以后走改革开放之路，把社会主义中国引上了胜利的康庄大道。开放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只要坚持以我为主、处置恰当，开放永远是利大于弊。
第三，20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新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此以后，国际关系中增添了一个全新的内容，但也由此而被西方国家视为一个永远难以去掉的心病，几乎成为他们每一重大对外政策考量中的重要因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强联合起来对苏俄进行军事干涉；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的“俄罗斯问题”；30年代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英法的绥靖政策和祸水东引政策等等，更不用说二战以后美国的“遏制”、“冷战”与“和平演变”政策，无不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国家也确曾在战后希望缓和东西方关系以利于自身安全和发展，但作为资本主义势力主要代表的美国却始终不忘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政界一些人又把中国视为“最后一个眼中钉”，并始终心存“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四，美国和中国的先后崛起成为影响至深的重大事件。美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工业生产上越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1914—1918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大发战争财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成为综合国力首层一指的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无可匹敌的经济地位只持续了几十年，而美国则超过了120年。美国经济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保持至今。” 这在当今世界上确实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原因是多方面的：良好的自然条件，求实创新的民族精神，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奴役与白人争取自由间形成的悖论，革命与改革的推动，维护资产阶级长治久安的宪法，一贯重视经济、教育和科技，利用战争和美元的霸主地位进行扩张，利用“冷战”壮大自身和世界的资本主义力量，以及重视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运用，等等。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反弹力。20世纪虽经多次危机，却仍能转危为安。其中科技创新的力量更不可小视。最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已使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头号天然气生产国。美国目前石油自给率已达72%。“这种变化会对地缘政治、能源保障、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力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制造业也有重返美国迹象。
当然，从总体上看，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不可能长久保持，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02年的31.5%降到了2011年的21.4%，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全球霸权主义更是无可挽回地走下衰落。但由于美国绝不肯轻易放弃称霸世界的野心。他经济上的反弹，反而为他在世界上添乱增加了资本。
中国的重新崛起是20世纪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由一个解放初人均生活水平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中国的崛起与离不开向外扩张侵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和平的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崛起。然而，这种崛起却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当权者所不容。他们或宣称中国只能是“非和平崛起”，中国与美国及邻国必有一战；或主张“重返亚洲”，力图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或坚持“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使中国“走上美国之路”。总之，不能让中国获得正常发展走向复兴。当然，美国也有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他坚决驳斥了在中国寻求“政权更迭”的主张，也不同意“中美关系的冲突是先天决定的”看法，而主张“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他认为像“中美关系”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他主张“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作此尝试。”
事实上，我们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原则，既坚决反对对中国的“西化”、“分化”政策，又主张保持与西方大国的正常的友好关系、相互学习借鉴。列宁早就说过，以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种落后的心态，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为此，他还提到要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关系。“只要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的后人，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会感谢我们的。”
向世界各国学习，包括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善与各国关系，包括与美国关系，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们愿意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争取双赢。我们党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也就包含了这种精神。前不久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展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总之，处理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关系，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综上所述，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世界日益联接成息息相关的整体；亿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奋起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或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并取得空前的胜利，从而扭转了世界发展方向，改变了世界面貌。这些是其他任何一个世纪无法比拟的。从另一方面讲，由于20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人类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危机，所遭受的苦难也是空前的。但正是这些苦难，促使全人类的觉醒。二战以后，探索与变革之风吹遍全球，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世界仍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严种的倒退，但整体而言，世界前景更加光明。
当然，在肯定20世纪伟大进展的同时，展现在21世纪的绝非一片坦途，世界进步事业包括社会主义事业仍然会面临曲折甚至局部倒退的危险。在21世纪的世界进程中，中国的发展极其关键。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长期从事中国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道路研究的彼得•诺兰教授2005年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文章中指出：“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面临这样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迫切发展需要的贫穷大国，这种发展需要只有政府行为才能满足。”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党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深入地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如此，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政客千方百计试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者指出“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他说，“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之路。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惟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道路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应该说，这代表了国际友好人士一种睿智的声音，是难得的肺腑之言。他不仅从中国前途而且从世界前途着想，希望中国获得成功的真诚愿望，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事实上，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未来勾画出了新的蓝图，为中国的前途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就应答了国际友人的心声。大会报告突出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了“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并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更加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简介：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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