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专家沈志华领衔，中外30位学者，历时7年而成《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编目》
·本书为东欧八国及俄罗斯总计四万余条档案的目录汇编，知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领衔，中外30位学者，历时7年，可谓东欧八国档案史料指南。
·共同协作，系统整理、翻译、编目。
·搜集东欧各国历史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以及外交部档案馆等新解密、披露的档案文献。侧重冷战时期东欧八国社会制度转型中的重大事件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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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沈志华
时间：2019年10月
装帧：精装
定价：9800.00元
ISBN : 978-7-5201-4411-7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最终成果。全书为东欧八国及俄罗斯总计四万多条档案的目录汇编，这些文件来自苏东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集。
在编目中以东欧八国从20世纪40年代进入苏联模式到80年代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为主线，侧重冷战时期东欧八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变化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危机，如1948年苏南冲突、1953年东柏林事件、1956年波匈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东欧剧变等。
全书共9卷，分为匈牙利篇、保加利亚篇、波兰篇、东德篇、阿尔巴尼亚篇、捷克斯洛伐克篇、罗马尼亚篇、南斯拉夫篇，以及副篇一（苏联与东欧关系俄国档案）、副篇二（东欧各国档案文献：英译文）、副篇三（东欧各国档案文献：中译文）。
2012 年10 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本人领衔投标的“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2&ZD188。
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引起人们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转型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就是苏联模式。冷战开始以后，首先是1940 年代后期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国、朝鲜两个亚洲国家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1950~1960 年代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主动投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立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然而，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 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出“教门”，走上了对内实行工人自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3 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 年的波匈事件和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表明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开始了质疑和反抗。1960 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或被迫追随）苏联的东欧各国则在1980 年代陆续开始发生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自身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至此，原来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转型。
冷战格局的出现，使原本是一个整体的欧洲被“铁幕”隔绝成两个部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概念，这些国家在被苏联纳入自身安全缓冲地带的同时，也被移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模式。但由于这种制度移植具有外部强制的因素，东欧诸国在接受苏联体制模式的同时，出于对本国国情的考虑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也在不同程度上陆续开始了抗拒苏联控制和质疑、抵制苏联模式的进程。应该说，冷战时期东欧各国的历史从一个特定的区域和角度，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20 世纪下半叶兴衰起伏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而认真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好地总结东欧各国转轨进程的成败得失，这对于深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去和未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曾经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甚至一度成为阵营领导者之一），与东欧各国一起受到苏联模式的决定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欧各国的变革也大体上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对冷战时期东欧各国进入和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历史过程的深入了解，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对于苏联、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研究者可以从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进行讨论，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想要找到真正的答案，首先必须搞清楚这一过程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细节，也就是说，历史学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学科，而研究历史，就必须掌握第一手史料。冷战结束以来各个领域的历史研究表明，由于以往不为人知的档案文献被大量披露出来，人们发现过去对很多历史事件或过程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苏联史是这样，中苏关系史是这样，东欧各国历史也是这样。
20 世纪末，随着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这些国家的历史档案陆续解密。以此为契机，21 世纪初，中东欧各国及西方学者着手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档案集、文献集。此类学术活动又进一步推动与冷战时期东欧重大事件相关的更多档案文献公之于众。这些原始历史资料的公布无疑为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就冷战史研究而言，1990 年代在文献上的最大机遇是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的解密和公布，以多国档案比较研究为基本特征的冷战史新研究因而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亮点。进入21 世纪以来，俄国档案的解密进程受阻，相比之下东欧各国档案解密和公布的进程急剧加快。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欧国家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将成为东欧历史和冷战国际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推动力。换言之，这些档案文献的问世将使历史研究者能够对苏联与东欧关系、东欧剧变的国际背景以及东欧各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史实重建，从而纠正史料封闭时期各类相关论著对诸多重大问题描述、评价的偏颇之处。在东欧历史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和东欧各国学者显然走在了前面，他们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其深度和广度令人叹为观止。而中国学者，除了在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方面有一些建树，对于整个东欧现代历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起来。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东欧国家开放和解密的档案文献不了解、未掌握。
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本课题提出了收集、整理冷战时期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任务。
这里所说的“东欧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特指冷战时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八个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东德（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其国名的正式称呼变化如下。
阿尔巴尼亚 1946 年1 月11 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lbania ）宣告成立，1976 年12 月28 日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91 年4 月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保加利亚 1946 年9 月15 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ulgaria ）宣告成立，1990 年11 月改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波兰 1944 年7 月21 日宣布成立波兰共和国，1952 年7 月22 日正式定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1989 年12 月29 日改名为波兰共和国。
东德二战结束时，德国战败，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并直接管制的地区称东德，1949 年10 月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在这一地区宣告成立，简称“民主德国”，1990 年10 月3 日以5 个联邦州的形式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1948 年5 月9 日定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60 年更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1990 年4 月改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2 年6 月解体，分为两个国家。
罗马尼亚 1947 年12 月30 日宣告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65 年改名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Romania），1989 年12 月28 日改名为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1945 年12 月22 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Yugoslavia ）宣告成立，1963 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 年宣告解体。分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6 个共和国。
匈牙利 1946 年2 月1 日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1949 年8 月20 日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Hungary），1989 年10 月23 日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
这些国家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同属于欧洲，但其文化、宗教、历史的背景各不相同，社会制度转型的过程和形式也是各有特点。牛津大学教授提摩西·加顿·阿什对东欧剧变的一段经典表述很能说明问题：“东欧的变革在波兰用了10 年的时间，在匈牙利用了10 个月，在东德用了10 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 天，而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 个小时。”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不掌握充分的档案文献，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不可能知道在这些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这即是本课题提出的意义。
本课题申报时确定的计划是在收集各国档案的基础上，围绕东欧各国社会体制转型这一主题，按照历史演进的过程，分为“冷战初期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1950 年代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1960~1970 年代东欧国家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冷战后期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转轨”四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包含以问题为导向的若干研究专题，并以专题为单位整理和翻译所收集的档案文献，最终合成多卷本历史档案文献集（预计300 万字）。
在2013 年1 月本项目开题论证时，“鉴于东欧语种较多、档案分散等特点”，评议专家组建议：“将主要精力放在档案的收集、整理以及目录编译和专题导论写作上，最终形成一个供相关研究者检索、查阅的多卷本档案文献目录集，同时为建立档案原文数据库奠定基础。”经过研究，课题组决定修改计划，调整预期目标：以东欧八国在战后至冷战结束时期的社会制度转型为主线，以收集档案文献集和原始档案为基础（以东欧语言为主，含英译文、中译文和俄文），以东欧八个国家和语种分工，并以英译文、中译文和俄文档案文献为补充，形成11 个子课题，按照统一的编目规范整理档案文献，最终编辑出版带有前言的多卷本档案文献目录集，并争取在此基础上建立冷战时期东欧八国档案文献数据库。
关于东欧各国的历史文件，早在1950 年代中国就有一些公开出版物，主要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文件选辑或汇编，以及党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铁托、霍查、雅鲁泽尔斯基等）言论集。此外，作为内部发行的资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一些大学的研究机构还编译了很多东欧各国党的文献和政治体制改革文献，比较系统的是中联部编辑的系列刊物《各国共产党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国别编辑的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献选编”等。不过，这些文献基本上是当时在东欧公开出版的文件和言论。
冷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阿尔巴尼亚除外）对历史档案进行了全面开放和解密，并按照事件、专题、人物、时段编辑出版了不同系列的档案文献集，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对于世界现代史尤其是东欧史研究如此珍贵而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中国学界的反应颇有些“冷淡”。除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编译发表一些专题档案外，很少看到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介绍，更不用说在研究中加以利用了。就这一点而言，说中国学界对于东欧历史的研究落后中东欧国家和西方学界20 年，并不为过。
本书的设计和实施，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学术缺憾。
课题的设置以东欧八国从1940 年代进入苏联模式到1980 年代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制度转型的历史为主线，广泛收集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重点是冷战时期东欧八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变化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危机，比如1948 年苏南冲突、1953 年东柏林事件、1956 年波匈事件、1968 年“布拉格之春”、1989 年东欧剧变等。同时关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秘密警察、新闻检查等过去研究中的“空白区”。此外，作为中国学者，有关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是本课题关注的领域。
课题计划全面开展后，课题组首先在北京召开了骨干成员会议，包括中国学者和东欧各国学者共20 余人。会议讨论了人员分工、时间进度、具体任务、编目规范和经费使用等问题。会上成立了以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俊逸（Péter Vámos）为组长的外国专家组，主要负责原始档案的收集和编目，以及将某些中国学者目前尚未掌握语种（如阿尔巴尼亚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的档案目录译成英文。为此，课题组与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2013~2015 年，主要任务是收集东欧各国以及美国、俄国出版的相关档案文献集，同时收集东欧各国档案馆收藏的相关原始档案。冷战结束以来，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出版了大量系列的或专题的档案文献集，收入了各方面的解密档案。这些资料，凡属于档案馆或较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一般都可以收集到，只是购买比较麻烦，时间拖得太长；至于一些小型出版社或研究机构出版的档案文献集，寻找起来比较困难，主要靠国外学者帮助解决。原始档案的收集主要依靠国外学者，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遇到一些困难，由于国外主要合作者工作调动以及运作中出现一些障碍，后期原始档案的收集工作停顿。
2014~2016 年的工作，主要是按照课题组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对收集的档案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由于档案文献数量庞大，专题分散，关键是中国懂得东欧各国语种的专业学者数量有限，工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请一些外国留学生协助工作（如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二是请国外学者对某些东欧档案文献（如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进行英文编目，中国学者再根据英文进行翻译；三是请一些退休的中国外交官和老学者帮助翻译（如波兰语）。总体说来，这项工作的运转还是正常的，但因人手不足，进度较慢。
2015~2016 年的工作，主要是为数据库做准备，即将所有翻译好的档案目录做成Excel表格，将全部原文档案进行电子化处理，并与Excel 表格做对应切割。
2016 年，各子课题负责人撰写各篇前言，首席专家修改并统合各子课题的档案目录。
2017 年，编制东欧八国社会转型历史档案文献数据库，首席专家修改各篇前言，并撰写总序。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是对东欧各国社会制度转型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目。到目前为止，已整理编目各种文字的档案文献集435 卷，内含档案41251 件，原始档案和零散发表的档案3668 件，总计44868 件（重复者不计），其中：
阿尔巴尼亚篇 收集阿尔巴尼亚文原始档案352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孔寒冰）
保加利亚篇 收集保加利亚文档案文献集77 卷，内含档案文献5147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项佐涛）
波兰篇 收集波兰文档案文献集46 卷，内含档案文献7088 件，收集原始档案298 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7386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李锐）
东德篇 收集德文档案文献集19 卷，内含档案文献2054 件，收集原始档案223 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2277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葛君）
捷克斯洛伐克篇 收集捷克文档案文献集66 卷，内含档案文献5262 件，收集原始档案565 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5766 件（重复者不计），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高晓川）
罗马尼亚篇 收集罗马尼亚文档案文献集37 卷，内含档案文献3825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刘勇）
南斯拉夫篇 收集塞尔维亚文档案文献集24 卷，内含档案文献4394 件，收集原始档案925 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5319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项佐涛）
匈牙利篇 收集匈牙利文档案文献集43 卷，内含档案文献3998 件，收集原始档案100 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4098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邰浴日）
俄文副篇 收集整理有关冷战时期东欧历史及苏联与东欧关系的档案文献集35 卷，内含档案文献6181 件，收集原始档案1052 件，总计7233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崔海智）
英译文副篇 收集整理有关冷战时期东欧历史的英译文档案文献集30 卷，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1877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邰浴日）
中译文副篇 收集整理有关冷战时期东欧历史的中译文档案文献集58 卷，内含档案文献1435 件，零散档案153 件，总计整理编目档案文献1588 件，并撰写前言。（子课题负责人：吴伟）
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东欧八国社会转型历史档案文献数据库。数据库设置在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可远程登录查阅。（子课题负责人：陈波）
本课题的完成，将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东欧八国历史，特别是冷战时期社会制度演变历史过程的综合性史料平台。就文献源来说，目前可以利用的，多数还是东欧各国近20 年来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而收藏于各国档案馆中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还有待于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不过，目前已经完成的课题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有了这个数据库，以后就可以把收集到的原始档案及各国新出版的档案文献集中的文件，源源不断地输入。如此，中国学界对东欧历史的研究就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将冷战时期东欧各国历史档案进行系统整理、编目，并制作成可用中文检索的原文档案文献数据库，这在中国还是首创。即使在国外，如此范围（东欧八国）、如此规模（数万件原文档案文献）的专题文献数据库，也是很少见的。
随着课题的开始和取得的进展，课题组及时并不断地通过学术会议和学术出版物，向学术界和社会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2013 年9 月，课题组部分成员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席专家沈志华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介绍了本课题的计划和预期，引起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后，在2014 年2 月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坊、2015 年6 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思想界》论坛、2016 年6 月全国苏联东欧史年会上，沈志华多次介绍东欧国家档案收集和整理的进展情况。课题组还发表了系列文章，介绍东欧各国档案馆及馆藏情况。
在收集整理档案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已经开始利用部分档案开展专题性研究，并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成员们首先致力于从东欧各国的档案中发掘与中国相关的史料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王俊逸和李锐参与主编了《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苏东关系》论文集，王俊逸、刘勇、吴伟等都在该论文集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此外，李锐就华约组织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葛君就东德与中国的早期贸易关系、东德在1959 年对于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立场，以及1950 年代中国如何看待“两个德国”问题进行了研究。1980 年代社会转型中的东欧也是课题组成员关注的重点，邰浴日对匈牙利社会转型及其过程中的圆桌会议，以及匈牙利发生政治剧变的国际背景进行了研究，吴伟等考察了苏联对于德国统一的认识与立场，马杰博（Ylber Marku ）论述了阿尔巴尼亚经济体制转型的情况，崔海智则探讨了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高晓川对“布拉格之春”和1989 年天鹅绒革命进行了研究。
2015 年7 月，课题组在莱比锡与德国莱比锡大学共同举办了“撇开克里姆林？——冷战时期的东欧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沈志华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主题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的发言，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中存在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从而导致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升级，甚至爆发武装冲突。与会国外专家和听众认为，这个观点颇能启发思路，对于进一步开展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本课题在培养研究生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2014 年，沈志华领衔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了硕士生和博士生选修课“多国档案整理与研究”，并主讲俄罗斯和东欧档案情况。课题组成员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结合课题研究有意识地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投入对冷战时期东欧各国的历史研究中去，以为未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人才储备打下基础。在此推动下，已经有研究生准备开始利用本课题所收集的档案开展有关诸如保加利亚国内“非斯大林化”的研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研究等。相信随着本课题的完成，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愿意利用我们所整理的档案文献开展东欧社会制度转型研究。
本课题属于基础性研究项目，且刚刚开始，其社会影响目前还有限。不过相信本课题研究成果的问世，对于推动中国的东欧历史研究，进而探讨东欧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和深层原因，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在项目组织实施的过程中，本课题的一个做法对于今后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研究的组织方式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这就是组建国外学者团队，通过国际合作完成国家交付的科研任务。多国档案文献的收集是本课题的基础，也是一大难题。与东欧各国学者建立广泛联系，组织国际学者团队按照我们设计的思路开展档案收集和整理工作成为本课题的一大特色。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事先走访东欧各国的历史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等，了解东欧各国档案开放和出版情况；二是在各个国家确定一名学者作为学术联系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外国专家组，他们大多是东欧各国当前活跃在冷战史研究前沿的学者，有着多年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经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课题的总体思路。同时，他们对当地的档案解密和分布状况比较熟悉，与所在国家档案馆联系密切，加之语言优势，在档案的收集方面得心应手。此外，吸引国外留学生参与课题，也是很重要的。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不足是原始档案收集工作未能完成预期设想。原来的设想是，首先收集和整理国外已经编辑、出版的档案文献集，凡是列入本课题专题而在档案文献集中尚未收录的档案文献，由课题组在各国档案中寻找、收集和整理，但这项工作在数量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原始档案的收集主要依靠外国专家组的学者，这方面的工作因为经费支付标准和报销手续严格等问题遇到障碍，加之沟通不够，他们后期工作积极性不高，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所收集的东欧各国的原始档案，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数量。
（2）中国懂得东欧语言的专业学者极其缺乏，课题组曾在全国范围内联系和网罗这方面的人才，但收效甚微。主要问题在于，老一代东欧研究人员退休以后，中国的东欧历史研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既掌握对象国语言，又做对象国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罗马尼亚语1 人，捷克语1~2 人，保加利亚语是在项目进行中培养了1 人，其他如波兰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竟无一人。其实，中国培养的东欧小语种人才也不少，但目前在学术界，几乎都是做现状研究的，而属历史学科的极少。年轻人更是不屑一顾。我们联系、走访了几所主要的外国语大学，几番动员，很少有人愿意做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他们基本是去做国家公务人员或大公司雇员，有人甚至说，就是去当导游，也比做历史研究挣钱多。
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担心，对于我们的课题完成，也的确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但这是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我们无法解决。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尽快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符合中国世界大国形象和需求的现状。
对于这项国家重大课题，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浩如烟海的各国历史档案，对于中国学界研究东欧历史的迫切需求，本课题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是未完成的进行时。我们希望，也相信，今后各有关研究机构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把我们建立的这个数据库持续不断地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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