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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不仅在于精英的腐败,也在于底层的残暴

独立视点3 今天

在明朝官场,贪官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的腐败是雁过拔毛,是赤裸裸的;中层次的腐败是权力寻租,具有很强的隐匿性;高层次的腐败是出售委托权,那是一种体制或机制的腐败。


悲剧不仅在于精英的腐败,也在于底层的残暴

文/杜君立(原标题:从腐败到失败——《晚明民变》的启示)

 

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诗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944年,中国历史又走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与此同时,李文治完成了《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李文治的姿态更加细微和客观,他通过对大量历史史料的爬梳,试图从底层农民的角度复原300年前的历史场景。

   

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天灾不断,特别是进入崇祯时代之后,几乎每年都是大灾之年,“人相食”不绝于书。如果说刚开始还是由荒致盗,后来则变成了由盗致荒。各种税赋军饷加派一步步将更多的底层民众推上绝境。进入万历之后,历经200多年的大明帝国显出末日景象,政治败坏,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帝国上下彻底沦为暴力为王的丛林社会。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令,各地遭灾,地方官一定要如实上报,否则问罪。收到灾情报告后,政府要减免当地的钱粮,同时适当发放救济。但不幸的是,在灾难深重的帝国晚期,吏治恰恰到了最腐败的程度。神宗几十年不上朝听政,官吏出缺也不递补,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州县,实已陷入瘫痪。

   

从很多方面,明朝与宋朝颇为相似,但明帝国的结局不同于宋帝国,它并不是亡于异族,而是亡于饥民暴乱。饥民之所以暴乱,又源自体制的腐败。这种腐败不是局部的腐败,而是普遍的腐败。作为一个成功的底层暴乱者,朱元璋曾经深有体会地说:“百姓暴动,根系贫穷;民穷之故,在于官贪。”

   

在农业时代,财富极其有限,商业处于边缘状态,权力是攫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古语说“升官发财”,升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官升得越大,财也就发得越大。对一个拥有垄断权的官吏来说,敲诈、勒索、搜刮、受贿都是发财的手段。


在任何时代,权力越腐败,想当官的人就越多,官职和权力便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明朝官场,贪官分为三个层次:低层次的腐败是雁过拔毛,是赤裸裸的;中层次的腐败是权力寻租,具有很强的隐匿性;高层次的腐败是出售委托权,那是一种体制或机制的腐败。

   

有明一代,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买官卖官,钱财是唯一的进身阶梯。“隆、万以下,无缺不钻,无官不卖。缙绅家高甍大厦,良田美池,并一切金宝珍玉,歌舞宴戏,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帝国体制下,不仅大权力是用钱买来的,小权力同样如此。即使县衙里负责司捕收粮的小吏,也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四处敲诈勒索。“小民竭脂膏,胥吏饱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渔猎”。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事实上,皇帝不仅是最大的官,也是最大的贪污犯。万历皇帝更是一个“爱钱胜过爱民的皇帝”——

   

他要增殖私产,到处派太监榷税采矿,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经供进俸。有的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有的发掘历代陵寝。豪夺民产,所至肆虐,民不聊生。大小臣工上疏谏止的一概不理,税监有所纠劾的却朝上夕报,立得重谴。


结果,内库虽然金银山积,民间却被逼得到处发生农民起义,所遗税监高淮激变于辽东,梁永激变于陕西,陈奉激变于江夏,李奉激变于新会,孙隆激变于苏州,杨荣激变于云南,刘成激变于常镇,潘相激变于江西,闹得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甚至遗使到菲律宾采金,引起误会,侨民被杀的至二万五千人。国库被挪用空乏,到了外患和农民起义外内交逼,无可应付时,朝臣请发内库存金,却靳靳不肯,再三催讨,才勉强发出一点敷衍面子。(吴晗《论贪污》)

   

对税赋沉重的穷人来说,即使丰收之年也仅能自给,一旦遭遇荒年便不免冻馁;为了活命,只好向富豪借高利贷,一步步将土地卖光,乃至卖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背井离乡地逃亡。


传统中国以家为天下,而流民完全是家庭破产的结果。流民的增多,一方面使政府丧失大量的财税来源,另一方面成为暴力犯罪的渊薮。家庭的大量破产也必然导致社会的崩溃。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明朝亡于万历时期。晚明帝国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典型的历史镜像,农民“死亡流离,四野萧条之象,不堪见闻”。乡村的崩溃,抽空了帝国的根基,既招不到兵,也收不到饷。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此后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募召名数日增,实用日减。积此数蠹,民穷财尽。于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官吏群体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对民众进行盘剥勒索掠夺,军人只好用自己的暴力丰衣足食,军人就变成了贼寇,成为帝国的敌人。正如秦帝国亡于陈胜吴广的叛乱,如今这些饥寒交迫的底层叛兵溃卒再次成为帝国的掘墓人,在西北边镇当兵的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军人一旦背叛帝国,便将目标对准之前需要保卫的缙绅富豪,从而迅速获得给养。相反,负责镇压叛军的帝国军队仍然饥寒交迫。在战争情况下给养匮乏,军队很轻易就发生劫掠,从而沦为叛军,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悖论。


一个致力于维稳的帝国如同四处冒烟的木屋,只能暂时延缓灾难的蔓延,但末日结局已经注定。每当叛军兵临城下,那些素日作威作福的缙绅豪右就如同遭到末日审判,城内贱民趁机叛乱,城池往往不攻自破。


发展到最后,随着“免征免粮”的迅速传播,叛军未至,各地方民众就已经群起响应,朝廷官吏要么弃城逃跑,要么被民众擒获以待叛军。甚至出现了不少假冒张献忠的叛军,攻州克县,势如破竹。前来镇压的官军反倒屡屡被民众拒之城外。如此,张献忠在南中国一度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在檄文中历数帝国之罪:“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心腹;宦者皆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叛军兵出潼关,从山西到北京,一路之上的各个城市,所有官吏非降即逃。


李自成攻至宣化府,宣府巡抚朱之冯誓死守城,亲自督战。他下令发炮,却无人应命。他大怒,只得自己去点炮,却发现炮孔已被铁钉塞死。朱之冯长叹道:“不意人心至此!”

   

叛军兵临城下,京师仅有8000军人守卫,且久不发饷。当时国库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崇祯谕令百官捐助,很多官员都哭穷求免,最后只筹得两万饷银。这笔银子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去,崇祯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就已经打开彰仪门,把李自成接进城。

   

崇祯最后召集百官,无一人前来;李自成进了北京,这些百官趋之若鹜,由成国公朱纯臣和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率领,集体朝贺劝进:“我皇上救人水火,自秦入晋,历恒、代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可谓神武不杀,比隆尧舜,若汤武不足道也。”

   

中国历史始终在帝国这个螺蛳壳里做道场,一破一立,往复轮回,政治只能在暴力和权力之间来回切换,从来没有找到一种控制权力和暴力的方法。


中国的悲剧不仅在于精英的腐败,也在于底层的残暴。无论腐败还是残暴,都是自我失控导致的任性。与同一时期的英国革命相比较,就会发现这种理性的缺失。从根本上来说,相信暴力跟相信权力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它们都会激发人性中的所有恶。

   

打倒皇帝做皇帝,北京被这些胜利者视为最大的战利品,从金银珠宝到酒肉美色。通过严刑拷打,李自成在北京掠得7000万两白银;崇祯十年加派,不过2000万两。上至将军,下至士卒,很快就在这场财富与暴力的盛宴中沉沦,接下来,便被缙绅联合外族一起驱逐出北京。


从豪迈进城,到狼狈出逃,前后不过42天。对那些“天生”的官吏们来说,他们在李自成这里没有得到的,终于在爱新觉罗·福临身上得到了:“前朝郧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顺仍立功绩者,与本朝一体叙用,应给封诰照例颁给,其见有官职已经来朝者,准仍原职。”

   

一个多世纪后,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这样评论明朝:“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事实上,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如果说明帝国亡于万历,则清帝国亡于乾隆。“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将权力经济学发展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境界,他不仅为官吏群体设置了“养廉银”,还给自己开设了“议罪银”,权力市场日臻完美。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道:“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 ,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


对口衔天宪的权力来说,不存在任何“合法”与“非法”,金钱就是权力的唯一目的,离开腐败的权力就不能称其为权力。乾隆之后,大清帝国重新跌入大明帝国的滑落曲线,一切都无可挽回地从腐败走向失败,暴力与权力,民变与维稳,历史开始了又一个轮回。

      

来源:《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李文治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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