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水东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水东英雄——马玉堂
马玉堂，1910年4月出生，河北藁城东刘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水东独立团团长。
马玉堂出生在滹沱河边一个农民家庭里，自幼聪慧好学，1926年考入县立师范班，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马玉堂转入省立正定第七中学读书。当时正值“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各地，马玉堂没有被反革命的气焰所吓倒，而是秘密地进行着革命活动。
1930年，马玉堂在灵寿县南纪城参加直中特委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学习结束返校途中，因携带宣传品，在正定西门被捕。马玉堂沉着机智，找机会把藏在衣襟里的文件强行吞进肚里，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面对敌人的严刑审问，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承认是学生。敌人恼羞成怒，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虽然几次昏厥，但始终未暴露党员的身份。敌人一无所获，最后以重大嫌疑犯的名义将他投入大牢。在狱中，马玉堂向看守他的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博得他们的同情，士兵偷偷地给马玉堂送纸送笔，传递信件。马玉堂的老父得知儿子被捕，多方托人疏通，最后花了1400元现洋，才以“年幼无知”的理由将马玉堂保释出来，但学校以此为理由将他开除。
从此，马玉堂专门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秋，他深入藁城县立高小和师范班，帮助教员王新周，学生夏福海、马云六等秘密建立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后又协助王新周发展党员20余人，成立了中共藁城县委。1932年6月和8月，马玉堂到灵寿发动和领导了两次慈峪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马玉堂受直中特委派遣，到井陉正丰煤矿领导工人运动。他组织全矿4000多名工人坚持罢工20多天，迫使资本家补发了6个月的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1933年2月，马玉堂任直中特委巡视员。7月，兼任中共藁城中心县委委员。他不顾斗争环境的残酷和恶劣，经常只身到栾城、无极、新乐、行唐、灵寿等县开展和指导工作。
1933年10月4日，由于叛徒告密，马玉堂再次被捕。因其直中特委巡视员的身份暴露，被押到北平军法处，虽然受尽了各种毒刑，马玉堂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威胁利诱他：“只要你答应脱离共产党，就可以放你出狱，否则就枪毙！”马玉堂大义凛然地说：“当共产党员是自愿的，怕死就不参加革命，杀、剐、存、留，随便吧！”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将马玉堂判刑3年，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为了反抗敌人的虐待和折磨，他和狱友开展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7夜，终于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1937年3月，由于时局的变化，马玉堂获释出狱。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长驱南下，华北平原大部沦陷，马玉堂主动向党组织请求回到藁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积极串联地下党员，恢复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很快组织起一只100多人的抗日武装。
为了打击日寇的侵略气焰，振奋家乡人民的抗日士气，马玉堂决定除掉驻防藁城的日寇，收复县城。由于枪械不足，他耐心说服动员地方武装李小贞“共同破敌”，并商定了作战计划。1937年11月2日深夜，马玉堂、李小贞的两股队伍合在一处，偷偷潜入县城，神不知鬼不觉包围了日寇据点赵家大院。日寇防备松懈，尚在睡梦中，前院日寇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稀里胡涂当了俘虏。睡在后院的日寇发觉情况不妙，爬出被窝，仓促应战，被马玉堂两枪撂倒两个，其余乖乖做了俘虏。整个战斗干净利索，我军无一伤亡，击毙日寇3名，俘虏40多名，缴获40多支枪和一批军用物资，并打开牢门，释放了10多名政治犯。初战告捷，人心振奋，广大群众抗日热情顿时高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仅十几天时间，队伍就发展到300多人，经过整编，正式定名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
1937年11月，马玉堂率队伍乘胜向滹沱河以北地区进发。一路上，义勇军收编地方武装100多人，力量日益壮大。队伍到达南董镇后，夏福海动员的40多人及无极县翟司升组织的300多名“人民自卫军”前来汇合，整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2路第5支队，马玉堂任支队长、翟司升任政治部主任，下设4个大队，这支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此时，原无极县保卫团总、土豪刘大喜趁国民党当地政府南逃之机，拉起一帮人占据无极县城，自封为县长，公开投敌，被日寇委任为“五县剿共司令”。马玉堂决定除掉刘大喜，以震慑反动奸伪势力。
1937年12月3日，马玉堂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率队伍佯装西撤，半夜时分，马玉堂率部回返，悄悄包围了无极县城。他挑选出50多名机智勇敢的战士，在内线冯槐荫的接应下攀上城墙，迅速解决了城门守兵。城门打开后，马玉堂率大部队冲进城内。经过激战，刘大喜及其一部分亲信被团团包围在东门城楼里。为了减少伤亡，马玉堂对刘大喜展开政治攻势，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率部投降，将功折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刘大喜拒不投降，还扬言：“誓死不投共产党。”但刘大喜的亲信看到大势已去，则纷纷缴械投降，刘大喜束手被擒，抗日义勇军随即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刘大喜，并镇压了城内其他策划投敌的土豪劣绅，无极县城获得解放。
马玉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其他地方武装分化和教育，争取他们转到抗日立场上来，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执迷不悟，与义勇军为敌的首要分子，则予以坚决打击。义勇军击毙了无极县北远村大刀会头子杨小京等，使其他道徒转变立场，开始抗日；在赵县，用武力击溃了五县联庄会的围攻，消灭了李和尚、张秃子两股土匪，收编土匪武装200多人，义勇军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遂改编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马玉堂任司令员、张正申任政治部主任。
义勇军声威大震，搅得驻石家庄的日寇日夜不安，一直寻找机会剿灭义勇军。1938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六)，马玉堂率部队进驻栾城县南高村，准备与乡亲们一起过春节。日寇闻讯，组织力量，要偷袭南高村。马玉堂得知情报后，在南高村至北高村的路旁设伏，布下口袋阵，等着日寇往里钻。29日拂晓，9辆大卡车满载日寇，从石家庄驶向南高村。等汽车鱼贯进入伏击圈后，马玉堂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日寇猝不及防，几次企图突围，都被义勇军打了回去，直到太阳平西，日寇才狼狈逃回石家庄。这一仗毙敌120多人，缴获步枪60多支、轻机枪6挺、迫击炮1门，击毁、打残汽车7辆，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
尔后，马玉堂率部队迅速转移到元氏县西同下村。当晚，驻元氏窦妪的日寇跟踪而至，包围了西同下村，并在村西口一座高庙台上架起机枪，掩护日寇向村里冲击。马玉堂沉着指挥，命令战士们迅速爬上房顶，居高临下射击，打退冲到街心的日寇，压住了日寇的火力。日寇弄不清我军有多少兵力，丢下三四十具尸体逃回窦妪。
1938年2月，马玉堂率部队活动在赞皇县野草湾一带，并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派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帮助整训部队，将部队改编为“129师东进纵队独立支队”，马玉堂任司令员、徐绍恩任政委、张正申任政治部主任。3月，马玉堂率独立支队奉命返回赵县、藁城、栾城、晋县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8年8月，马玉堂调任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他组织领导威县、南宫、新河等县的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马玉堂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深造，毕业后，被分配到豫皖苏边区工作。
1940年7月，马玉堂和孔石泉一同调到豫东睢杞太独立团，孔石泉任独立团政委，他任2营教导员。
1940年下半年，抗战出现了严重困难。1940年12月，八路军第4纵队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调睢杞太独立团东进，编入第5旅第15团。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81师向水东地区猖狂进攻，睢杞太地委和独立团在马屯附近遭81师突然袭击。为巩固抗战成果，地委机关和独立团主力奉命转移至永城，马玉堂和王广文各带一个连留下坚持斗争。
1941年1月初，两个连合编为独立营，王广文任营长、马玉堂任教导员。2月，日寇纠集大批兵力，采取“铁壁合围”“闪电袭击”等战术，向睢杞太根据地进行多次大规模“扫荡”。在地委书记韩达生被俘、地方抗日武装连续损失、根据地日益缩小、多数党组织遭到破坏、独立营与豫皖苏区党委中断联系的严重局面下，党内、军内一些干部对坚持睢杞太地区抗战失去了信心，对能否坚持斗争产生了动摇；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吓破了胆，外地干部想回原籍活动等等。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宣传部长马一鸣于3月初在杞南申纪村召开地委紧急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马玉堂、马一鸣、张剑石、王广文等各县委负责人和军队连以上干部20多人。会议分析了抗战形势、存在困难和问题，坚定了信心，讨论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组织力量，坚持根据地抗战”的基本方针。会议决定重建地委和独立团，重建后的地委称为水东地委，重建后的独立团称为水东独立团。公推马玉堂任团长、王广文任副团长、马一鸣任政委。独立团重建后，马玉堂率领全团将士，紧密依靠地方干部和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他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围攻、“扫荡”，硬是在水东地区站稳了脚跟。又重新组建了睢、杞、太3个县的县大队。1941年7月，驻龙曲日伪军乘8辆汽车到杞南郑寨“扫荡”，马玉堂率独立团和地方武装利用青纱帐掩护伏击敌人，日寇死伤多人，狼狈逃窜。同月，马玉堂、王其梅率领水东地委党政机关和水东独立团进驻太康县聚台岗进行休整，建立水上抗日根据地。独立团开展练兵活动，整训部队，筹集粮秣，建立船队，举办训练班，修理枪械，办后勤被服工厂和随军医院，保证了这支抗日队伍的物资供给。到1941年底，独立团发展到1000多人，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抗战形势再度好转。
1942年1月，马玉堂接到冀鲁豫区党委要他到延安抗大学习的通知，他随即带一个班的战士动身出发，当跨越日寇严密封锁的平汉线时，不幸被日寇发现，在敌人的猛烈扫射下，马玉堂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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