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冠状病毒迫使我们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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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冠状病毒蔓延的恐慌，我们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要么制定最残酷的适者生存的逻辑，要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与合作，重塑某种共产主义。
我们的媒体无休止地重复着“不要恐慌!“然后我们得到的所有报告只能引发恐慌。这种情况与我年轻时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记得的情况类似:当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没有理由恐慌时，我们都将这些保证视为他们自己陷入恐慌的明确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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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有其自身的逻辑。事实上，在英国，由于冠状病毒的恐慌，连卫生纸都从商店里消失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发生的一件关于卫生纸的奇怪事件。突然，一个谣言开始流传，说商店里没有足够的卫生纸。当局立即保证有足够的卫生纸供正常消费，令人惊讶的是，这不仅是真的，而且大多数人甚至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是这样推理的:我知道卫生纸够多了，谣言是假的，但如果有人认真对待这个谣言，在恐慌中，就会开始购买过剩的卫生纸，从而导致卫生纸的实际短缺呢?所以我最好自己去买一些储备。
甚至不需要相信其他人会认真对待谣言——假设其他人相信有人会认真对待谣言就足够了——结果是一样的，即商店里真的缺少卫生纸。类似的事情在今天的英国(和加州)没有发生吗?
与这种持续过度恐慌的相反的局面，则是完全没有恐慌——而这本来是完全合理的。过去的几年里，在非典和埃博拉疫情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一场新的更严重的疫情只是时间问题，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它何时会发生。尽管我们理性地相信这些可怕的预言是真实的，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却不把它们当回事，不愿采取行动，也不愿认真地做准备——我们唯一处理这些预言的地方是在《传染病》这样的世界末日电影中。
2011年美国电影《传染病》剧照，影片讲述了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的故事。
这种对比告诉我们，面对真正的威胁，恐慌不是一种恰当的方式。当我们在恐慌中做出反应时，我们不会把真正的威胁看得太严重，相反，我们把它看得微不足道。想想看，过度购买卫生纸是多么荒谬:好像在一场致命的流行病中，拥有足够的卫生纸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流行呢?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认真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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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提出冠状病毒的流行可能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新的生机时，我的说法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嘲笑。尽管中国政府对危机采取的强硬手段似乎奏效了——至少比目前意大利的做法奏效得多，但它过时的威权主义也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担心给当权者(和公众)带来坏消息的恐惧超过了实际结果——这显然是为什么那些第一次分享新病毒信息的人被训诫的原因，有报道称现在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在冠状病毒暂缓蔓延后，要求中国恢复正常工作的压力正在重燃诱惑:修改数据，让领导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彭博社(Bloomberg)报道。“这种现象以用电量的形式，在浙江省这个东部沿海的工业中心表现出来。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三个城市已经给当地工厂设定了能耗目标，因为它们正在利用这些数据来显示生产的复苏。这促使一些企业在工厂空置的情况下仍在运行机器。”
当当权者注意到这种欺骗行为时，你也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地的管理者将被指控蓄意破坏并受到严厉惩罚，从而再现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一个中国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维基解密的董事长与发言人)需要在这里向公众展示中国如何应对疫情的隐秘一面。如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我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要得到它，只要阅读WHO的公开声明就足够了——这是最近的一个: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上周表示，尽管全球公共卫生当局有能力成功地遏制病毒的传播，但世卫组织担心，在一些国家，政治承诺的水平与疫情破坏力不匹配。“这不是演习。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现在不是找借口的时候。现在是全力以赴的时候了。几十年来，各国一直在为这种情况做准备。现在是对这些计划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一流行病可以被击退，但只有政府的整个机构都参与进来，采取集体、协调和全面的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3月7日，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一个国际出发航站楼，一名旅客在安检处办理登机手续。SPENCER PLATT/GETTY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种全面的办法应该远远超出单一政府的机制:它应该包括，在地方动员国家控制之外的人民，以及强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如果数千人因呼吸系统问题而住院，就需要大量增加呼吸机的数量，为了得到这些机器，国家应该直接干预，就像它在需要数千支枪的情况下干预战争状况一样，而且它应该依靠其他国家的合作。就像在军事行动中一样，信息应该共享，计划应该完全协调——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所需要的’共产主义’，或者，正如威尔·赫顿(Will Hutton，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院长)所说:“现在，一种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其危机和流行病的倾向肯定正在消亡。另一种承认相互依赖和以证据为基础的集体行动至高无上的形式正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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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仍占主导地位的是“每个国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各国对医疗用品等关键产品的出口都有全国性的禁令，各国在局部短缺和随意、原始的遏制方法的影响下，纷纷依靠自己对危机的分析，”威尔·赫顿在《卫报》(Guardian)上写道。
新冠状病毒的流行不仅标志着市场全球化的极限，它还标志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更致命的极限，这种民粹主义坚持国家的完全主权:“美国（或者某人）优先！”结束了！只有通过全球协调和协作，美国才能得救。
世界各地的街道空无一人，
一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在武汉市横过马路
佛罗伦萨全景点没有任何游客
我在这里不是乌托邦，我不呼吁人与人之间理想化的团结——相反，当前的危机清楚地表明，全球团结与合作符合我们所有人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利益，这是唯一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应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新冠状病毒:几个月前，中国也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猪流感，现在又面临着蝗虫入侵的威胁。此外，正如欧文·琼斯（Owen Jones，英国左翼英专栏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冠状病毒，但人们对此并不恐慌。
从一个愤世嫉俗的生机论者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把新冠状病毒看作是一种有益的感染，它能使人类摆脱年老、虚弱和疾病，就像拔出半腐烂的杂草一样，从而为全球健康做出贡献。
我所提倡的广泛的共产主义方法是我们真正抛弃这种原始的生机论立场的唯一方法。在正在进行的辩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条件团结的迹象，正如以下关于“三贤士”（Three Wise Men，基督教中故事人物）在流行病于英国造成更大灾难时所扮演的角色。高级医生警告说，“如果重症监护病房难以应对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下(NHS)的患者可能会被拒绝接受挽救生命的治疗。根据所谓的“三贤人”协议，如果医院人满为患，每家医院的三名高级顾问将被迫在配给护理(如呼吸机和病床)方面做出决定。”
“三贤士”依据什么标准?牺牲最弱和最老的?这种情况会不会为巨大的腐败开辟空间?难道这些程序不表明我们正准备制定最残酷的适者生存的逻辑吗?所以，最终的选择是:是丛林法则或者某种被重塑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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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五道口小韩红
编辑
小甜甜布莱苗
图片编辑
天竺王学兵
特别感谢
杲杲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