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巨变的转折点上，人人都该再读一遍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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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梁启超称赞阳明为“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并表示王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是因为他在程朱理学笼罩一统天下，以极大的勇气，挺身而出，用“心即理”的学说之与抗衡，以“知行合一”理论戳穿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

他的新说，对当时社会，“像打一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吐出很大光芒”。梁启超曾在《德育鉴》中指出，日本维新豪杰都是王学后辈，“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梁本人以阳明心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之时，“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

梁在晚年是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屡屡谈及阳明心学。《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其中直指当时只重知识传授，轻视德性培养和实际运用的教育弊端，今天读来，对照现今的教育体制，非常有现实意义。

曾国藩、蒋介石等人对王阳明非常推崇，蒋介石甚至认为中日两国的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日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1908年，一位留学日本的浙江青年，目睹阳明心学在日本的盛行后，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这位浙江青年，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震撼不已，他万万想不到：阳明心学在影响明清两代无数豪雄后，竟然传到了日本。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日本之崛起竟与阳明心学息息相关。日本能迅速窜升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一切都得归功于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推手，就是王阳明的《阳明心学》。

在蛮荒的龙场，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人人皆有良知。而在血腥的沙场和险恶的朝堂，让龙场悟道实际发挥作用的，是“知行合一”，即遵循内心的良知，便能达到宁静于内、无敌于外的境界。

如果心学是圣贤功夫，那么知行合一则是俗世智慧。知行合一并非得自顿悟，而是在磨难中不断反思、修练，最终砥砺出的生命境界。

在经历了当众廷杖的奇耻、下狱待死的恐惧；流放南蛮的绝望、瘟疫肆虐的危险；荒山野岭的孤寂、无人问津的落寞，直至悟道的狂喜、得道的平静后，王阳明不但求得了内心的安宁，而且逐渐通过“知行合一”拥有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率文吏弱卒，荡平了江西数十年巨寇。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以几封书信，一场火攻，三十五天内平定了宁王之乱。凭借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王阳明从根本上扫清了困扰明政府多年的广西部族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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