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词义异变的祸根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要素先后出现。只要仔细阅读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当时已经有各种不同且相当丰富的思想要素，其中很多思想上的要素与在西方产生的现代科学方法中的思想要素是如此的相似。

后期墨家拥有通过可重复观察的经验检验知识的思想；名家中公孙龙的“正名”蕴含着探讨证明有效性思想的萌芽；稷下道家在老子的启发下产生出对追问“道”（即世界的背后的规律与基础）的渴望；而荀子又在稷下道家“静因之道”（排除原来固有观念以方便达到更深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相分”这种肯定人在研究和使用“天”（自然物）中的主动地位的思想。

这些与帮助西方产生现代科学方法的思想要素如此相似，但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更没能产生如同经典力学和经典电磁理论这样准确清晰、极大改变人类文明的理论呢？

因为，这些本来可能组成科学方法的思想要素，在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之后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就被分割、修改、消灭得差不多了。

在秦朝的大一统以及汉朝的建立之后，特别是在董仲舒所创造的“新儒家”并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变得单调且自负，再也没能重现诸子百家时代的风气。

曾与孔孟儒学对立的墨家学派销声匿迹，对后世主流思想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名家有关如何证明论证有效性的思想，在倚靠着皇权进行“正名”的儒家伦理面前成为了不必要的“屠龙之术”；人们不再像稷下道家那样渴求对万物根基的追问，而只是想着如何成为顺应“天道”的“仁义之人”，曾经用于解释事物变化及规律的“阴阳”，也变成了“官方唯一指定”解释万事万物的规范；荀子有关“天人相分”的部分被 “天人感应”所压制，荀子能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思想几乎只有用于解释“天子”权力来源的礼法观念。

两汉确立的“新儒家”传统对中国思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且不论几乎失去任何影响力的墨家和名家，单单就道家而言，老子之后所产生的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庄子逍遥派三个不同分支，在汉末也就只剩下出世的庄子逍遥派拥有较大的影响力，黄老之学沦落到许多文本失传，需要考古挖掘来补完文献，而拥有入世倾向的稷下道家也一直处在主流思想的边缘。而由于古代帝王的避讳和有权势者的各种修改，先秦诸子原本丰富的思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被改造，在塑造大一统的思想格局进程中失去了原有的多样性。

从此，一切思想皆为统治宣传的目的服务，就像“五四”学者的“科学”一词仅为实现他们的抱负而服务一样。

在先秦诸子昙花一现的萌芽之后，“实现政治上的抱负”几乎成为了一切思想和行动的目的和出发点。缺少“不涉及其他目的，仅仅出于对知识的纯粹追求”，是“科学”一词来到中国发生异变的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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