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真理：法家与马基雅维利
身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曾写道：“二千年中国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人们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外儒内法”思想的憎恨，同时认为是法家及其相关的人造出了残害中国的“君主专制”思想。
“法家”因此在许多人心里成了一个散发着恶臭的词：支持传统的人认为，是法家污染了儒家思想，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造就了长期“君主专制”，同时还让儒家替其“背黑锅”；而一些不支持传统的人则认为，法家为君王提供了奴役人民的手段，法家是造成传统社会种种悲惨现实的帮凶。
如此这般的认识造成了韩非子等先秦法家思想的尴尬地位，许多人将其视为危险、邪恶的思想而避之唯恐不及，愿意对其进行深入了解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然而，远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曾出过这样一名思想家：他也曾提出众多思想方法用于教导君主统治人民，并提出许多不道德的方案用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但是，他却被西方的一些学者尊为“走出中世纪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他的思想也被许多西方学者反复研究。他就是《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
为什么拥有相近的思想内容，却在不同地方的学者那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呢？难道是那些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学者生性残暴，对其中的邪恶内容熟视无睹吗？
当然不是，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们当然不是非常邪恶之人，他们虽然知晓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中包含着在伦理学上非常邪恶的“指导意见”，但是研究者们更看重的是该理论中所包含的一系列真理——那些令人难以接受但却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以赛亚·伯林在《反潮流》一书中的描述非常好的把握到了马基雅维利所诉说的真理。他在该书的“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一文中所指出的真理可以概括成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
1、对于治理一个国家的集体或个人而言：有的手段肮脏卑劣，却能保证城邦稳定、国泰民安；有的品德圣洁高尚，却会危害社会、亡国灭种。如果统治者将国家的兴亡作为己任，就很有可能不得不做一些卑劣之事；如果统治者想做一个道德上的圣洁之人，那一般都会将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
2、这意味着，统治者除非异常的幸运，否则他将不得不在二者之间做出唯一的抉择——是做一个守护国家的伟大领袖，还是做一个道德上高尚的圣人——两种同样高贵的价值，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无法兼得。
马基雅维利所发现的这两个陈述，从古至今、无论东西都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
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的宋襄公，在战场之上葬送了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性命；
为了保证解放黑人的法案通过，林肯总统及其团队不惜使用贿赂等手段；
李世民杀死兄长、威胁父皇，才得以开创自己的宏图伟业；
爱德华八世为爱情抛弃王位，使得英国王室和政治局势陷入混乱之中；
一生都在谈论良知、仁爱并以圣人为目标的王阳明，在战争期间一样杀人不眨眼，利用他人的信任和欺诈的手段实现目的；
将马基雅维利称为“人类的敌人”的腓特烈大帝，在私下里却又接受他的谏言，用以实现让普鲁士富国强兵的愿景。
以上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只是举出了比较典型的例子。马基雅维利以他超越古今的强大洞见警示人们事实的残酷，他并非一个非道德主义者，相反，他知晓个人道德的伟大价值，同时也拥有极高的道德追求。他之所以提出那些令人发指、不择手段的统治策略，只是因为他太热爱自己的城邦——佛罗伦萨了，为了爱国热情，他能够抛弃一切，只要这样能够保佛罗伦萨万世太平，就算由于自己著作中那些肮脏的描述而遗臭万年，他也在所不惜。
说完马基雅维利，现在反过来看一看先秦时期的法家以及与其相关的荀子等人。
大多数法家们——特别是韩非子这样著书传世的人——写下那些充满权谋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能够被君王赏识从而享受荣华富贵，他们最主要的目标实际上与孔子等人一致——就是推广自己的主张，从而使天下太平，再无战乱纷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家们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其中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变法的思想和举措大都会触及旧有势力的利益，所以导致法家们大都下场悲惨，以致杀身成仁。
韩非子的老师荀子，虽然因其依然相信道德说教能够最终保证治理的稳定，而被归入为儒家，但是，他关于“人性恶”和“天人相分”的思想已经预示着道德说教的软弱无力——社会的道德只是人们利用主观能动性的选择，自然并不会保证善的传播；人伦与自然是相互区分的，自然只是为社会提供材料，而好的人伦只有通过人们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才能创造出来。
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思想，韩非子直接指明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说教和约束，实际上并不能保证国强民富，只有“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从而有可能实现大同的目标。
所谓“法、术、势”，就是统治者要拥有三种品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的“法”；能够保证下属对自己忠诚，绝不会对自己有所隐瞒的“术”：以及保证自己权威有效，使得下属有求于你的“势”。只要三者互相支持、相互稳定，就能保证统治的有效，而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质则是无足轻重的。
法家发展到韩非子这里，实际上距离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所达到的高度只差一步之遥了。
此时，只要再点明“互不相同但却同样高贵的价值，在现实中难以同时兼得”这一真命题，中国先秦的政治思想就能比马基雅维利早一千七百多年发现“使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强大思想。
然而，儒家协同阴阳思想，伴随着董仲舒“天人感应”的交感巫术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将法家的思想高度永远的定格在了那时那刻。
此后两千多年里，“新儒家”让法家背负着“秦律暴政”的历史包袱，并且将各种暴政和严刑峻法的出现都归罪于法家。这使得法家思想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思想传统，同时也就没有任何传统的学者或思想者愿意去仔细探究法家那些极为有效的统治策略，以及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治理思想。
失去了学者这一物质上的价值承载者，法家的价值追求就被人遗忘了。而法家留下来的那些书籍，只有当帝王权臣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时，才会被拿出来作为纯粹统治工具使用。而儒家及其追随者则在“天人感应”的加持下，往孟子“内圣外王”的幻梦里越走越远，由于不了解现实，甚至演变出了“清流误国”这一奇特的现象——虽然拥有崇高的个人品德，但是在治理中却糟糕透顶，轻则一事无成，重则误国殃民。
所以，谭嗣同所痛恨之结果的出现，并不是先秦法家的本意。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出在董仲舒时期那一场糟糕的“百家杂糅”，如果不是汉武帝时期拥有众多错误思想的“新儒家”一家独大，并且如此严重的影响了从政治到医学等众多传统认识的走势，那么，法家就不会遭到如此的误读，同时也就不可能出现“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这等悲哀之事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种种新机遇表明，对法家文献的解读获得了新的可能性。传统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等非真理学说和观点逐渐式微，两千多年的枷锁和误解在今日有了被解开的可能性。随着以赛亚·伯林这类多元主义者的解读技巧和挖掘思想资源的方法被引入进来，法家作为一个实际上为中国古代的治理提供强有力方法技术的思想资源，必定还有着许多真理值得去挖掘，同时还有许多内容值得人们去改造和革新。
“马基雅维利强迫我们去注意的，正是这个痛苦的真理，他这样做，不是用清晰的表述，而是采用了更有效的方式，把很少受到批判的传统道德贬入乌托邦的王国。”
——《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
“马基雅维利强迫我们去注意的，正是这个痛苦的真理，他这样做，不是用清晰的表述，而是采用了更有效的方式，把很少受到批判的传统道德贬入乌托邦的王国。”
——《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