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幕后的箕坐——朱彝尊（下）

（耗时五个月，总算把朱彝尊的坑填完。前文见此链接：朱彝尊上-少年时代、朱彝尊中-与冯三娘情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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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而言，人生的落幕往往在矢志所求终被宣定无望的一瞬。视以人逾不惑的朱彝尊，爱人既逝，抗清难成，似乎其一生究竟，已当大抵可知。

然而事有偶然。难能爽烈的人，总要多些难折的韧性——朱彝尊的成就，却正得之于其少年梦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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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避祸的日子里，他曾先后在王显祚、刘芳躅、曹溶、陈上年等人处游幕，就中所得犹以居太原时最多。斯时一批以文知名的前朝遗民多聚太原，如昆山顾炎武、岭南屈大均、富平李因笃、太原傅山等。

山西的官员多为降臣。如曹溶一样，这些无奈仕清的旧文人多肯给予这些前朝士子们格外的优容和推敬，也颇加心力为他们安排了合贴的公务。在岭南曹溶幕下时，朱彝尊便常做些辑词、考录的事体，而在王显祚处，他此番长处则愈发显见。

王显祚性情豪侠，与傅山交情尤好，曾为其置宅居住（傅好碑学之始，正由来于晋中王氏的资助），对朱彝尊也是颇加尊敬，解衣推食，敬为上宾，尝有以千金白玉碗置酒同饮，落手不惜之事。

在幕主们的纵爱之下，朱彝尊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如十年前在岭南一般，四十岁的朱彝尊在古迹中孜孜追索行游。冢墓废墟、祠堂佛刹，靡不求索——只是这番，他心里已不再有那一缕留命待桑田的拘泥挂碍了。

少年已老，魂梦都安，为词锋或是憾事，以治学却恰在得所。朱彝尊与顾炎武、傅山等人一字一字揣摩温想，终承晚明实学，成为了清代考据学的第一批拓荒者。

隶书中见其碑学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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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追寻中，朱彝尊渐渐显露出了老态——无论形容，抑或心境。四十二岁上，儿子昆田新得一子，他当上了祖父，自这年客居时一首写雪的《辊绣毬》中不难见得，词人背影已见佝偻：

“寒雀敛层檐，正万里、同云催暮。去年渐记，梅花溪上，童孙喧笑，纷纷团就，玉狮盐虎。    回首乱山如许。对孤烛、异乡同住。遥怜千里，老妻无恙，竹垞门掩，多应压遍，小园高树。”

方之前两三年意气仍存的情词，朱彝尊此时的笔墨已渐至醇和雅驯，声气也沉回了文人画中面目朦胧的名士形貌。

手迹

词中不难侧见，海媛也老了——或者说，虽然比山嫦只大四岁，但在朱彝尊的词作中，海媛好像从不曾年轻鲜活。他们是默契的伙伴，在多年的合作中，纵然没有爱情，也总有几分共事相安的依赖——无盐餐饭，终究亦能果腹，钝化起味觉，一日日熬过也便是了。

令朱彝尊尚觉稍稍能挺直腰板的是，年前在济南刘芳躅处游幕之时，他赚得了一份不薄的束脩，终于得以将父母灵柩合葬，又在嘉兴一处竹林畔购置了一处宅子，自此以竹垞为号——后来昆田的婚礼，也半出此资。

这趟游幕，总算让镇日依旧在典当铺里谋短债的海媛稍得松快了些——究竟半年前她还在为朱彝尊贫病离世的乳母叶氏“典衣买棺而殓”，频繁写信催朱彝尊赶紧寄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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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游滞扬州江都的朱彝尊无意偶逢了故人——项元汴之兄项笃寿的后人。

朝代更迭，山河鼎新，朱氏身家微寒固与前明无二，而当年藏甲一方的天籁阁、万卷楼两门项氏如今也已各自流落江湖，生计偃蹇。这位项氏子“称有万卷楼残帙”无处安排，朱彝尊犹豫再三，终还是“畀二十万金購之”，避免了这些珍贵的善本沦于市商，而当然，为此拼力一购，他的生计也便再次陷入了贫顿。

在海媛的埋怨中，朱彝尊打叠了十二分精神整理着这些珍本，心中也不免悲凉：上一番从岭南返回梅里时买回的五箱书已在通海案避祸时被海媛尽数烧掉了，这次购来的一批残卷是他好不容易再次攒起来的家底。然而，一次尚能支撑，下次再见遗珠，又能如何？他想起与曹溶相交之时，曹曾喟数次向自己喟叹过挚友钱谦益藏书“好自矜啬，傲他氏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最终绛云楼大火不及救援，致令无数孤本付烬，而抢救回来的那些残本，也因钱家后人不善察辨（如不辨陶渊明集之宋版与宋庠版之分）而多见折价流落。

经历且耳闻了太多书事，朱彝尊渐渐感到作为一名仰人鼻息的幕僚，自己站在那许多需要保护的古籍面前是多么无力：善本多舛，而为学者资力年光却有限。阅事既多，眼界乃大，在这注定有涯逐无涯的求索中，朱彝尊自来的家国心力，也终而渐渐淡了下来。

他甘心去求索追挽那些在历史边角中存在着也消湮着的暮色——站在永恒的时间面前，是清代还是明代，是降臣还是遗隐，那些少年时候的执着于他已不再重要。

游幕的生涯已经消磨了他太多光阴。“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谓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娱，苟非其道义不敢出。今则徇人之指，为之唯恐不及。”——多年来他独坐首阳，诚然无愧家国，然而仰食周粟之人的鼻息而活，恐也不能以气节自命。

在京中孙承泽处游幕间隙，朱彝尊有一首自题画像的《百字令》，艰难苦恨，令人颇不忍读：

“菰芦深处，叹斯人枯槁，岂非穷士。剩有虚名身后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无闻，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园何在？白头乱发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走风尘燕市。草履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谁是?”

求隐无能，才位难副，多年的辗转遭逢，俱在过片“空自”一句叹开。自“一刺怀中磨灭尽”用弥衡“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之典，更足见其在京畿日久，已有出仕之心。

怀才不遇之语待出未出，如换旁人后半六字定要提高嗓门，用意恚怼以将词锋拔起，而朱彝尊和厚中正，却反手假荆高于燕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漫没还尘，自消自解——不加一语于外，却是愈见抱闷有待，待而不骋了。

后文“短衣射虎”者，自是借老杜《曲江三首》尾韵——“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殿有前番二典，此射虎，则自草履捞虾一铺腾跃而起。

悲音之中不舍壮气，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方之纳兰容若少年时同样一句“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判筋力强弱则实不可道里计了。

朱彝尊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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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志怀不甘的跂望中，新朝廷恰投来了橄榄枝——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谕吏部开博学鸿词科，广纳博闻布衣。

彼时的清廷实亦并不安定，虽然南明早已荡平，但东北有沙皇俄国，西北有准噶尔，西南吴三桂以“朱三太子”为帜掀起三藩之乱，犹成牵扯，而东南郑成功退守台湾，亦有长图。纵然天下大势已判，但要防范动摇，安汉民之心，二十五岁的康熙帝无疑当在身怀故国之思的文人士子身上下更多功夫。

此番开科，新朝展见了足够的诚意。一百九十余名受荐者中遗民入荐四十三人，无论已仕未仕，甚至因事革职均不碍入荐，考前更命体仁阁为参试者设宴、赐茶果——较之在贡院圂厕般小格子中困坐疾书的常途士子，实见天地之别。为恐文人们不适，这一科的题目也颇宽松易行：仅作《璇玑玉衡赋》与五言二十韵的《省耕诗》各一即可，不设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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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入荐的许多江南儒士中，实则恐生事端不敢辞考的占大多数。但为全名节，许多人虽然参试，却有意在应考时胡乱答题，失粘落韵，以求不录——与朱彝尊同在“四大布衣”之列的严绳孙更是索性只写了一首诗，赋这一节则交了白卷。错误正要犯得无理，才好令天下人知晓。

然而，这点心思既要让天下人知，则康熙又焉能不知呢？可安人之际，他也只是雍容亲善，能留则诚心相待，特命评卷宽些，对有才名者莫加苛责，对执意求去的亦全不非难，最终倒颇博得了一些感虔——比如当年被破格录取的严绳孙，辞官时就百感交集地写了“何意片词亲简自枫宸，九死从今总负恩”以为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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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遗民中，朱彝尊是较为配合的一个。他被举荐后便老老实实地带着儿子朱昆田赴京备考，为此，他也不得不承受了颇多旧日挚友的鄙夷。

岭南的挚友屈大均嘲他“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已目成”，持词辛损固然；平湖的词侣沈岸登在送他赴京时亦有一句“唤起阶前猿鹤问，还肯劝君留否？”掩藏在不忍深责之后的不以为然，却更刺人心肠。及至很多年后，尚有人称：“竹垞以明显宦之后，磨剑十年，结客五陵，声华藉甚，终不免于轻出，论者惜之”，以为白璧之瑕，不得少恕。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 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受荐之后，便自需将从前一切清介返影出的骂名一身担起，他避无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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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彝尊真的忘却了故国么？我却只知，他上京之时身边珍而重之带着的，是一册自行收抄的《乐府补题》。

这是一本遗民词选——知南宋词史者该当明白这本小册子的重量。元兵掘宋帝六陵后，宋室文人借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蟹、蝉等物，悱恻迷离，哀情各寄，遂成此集。朱彝尊在题跋中特地点出了这一点：“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

是隔代解人，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许多文人多来访会赏读，蒋景祁更是出资“镂版以传”，一时争相效仿传和，仅在京的名流便有四十余人交出和作，加之异地传应者，一时竟有百余之多。

在这些几乎有些刻意的诚衷追慕中，不知藏着多少被荐遗民进退两难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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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十余岁便能作八股时文少年，在近知天命之年终于到京登考，虽然这一次他也并未能以功令文应考。

来到高祖朱国祚曾以状元之尊行经的午门之下，已剃发易服、华发苍颜的朱彝尊默然一晌，叩领新恩——殿试不久，朱彝尊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

甫入官场，他便领受到了许多在野时不曾臆想过的倾轧。从他给海媛写的信中可见，他这明史纂修的营生来得很是不易：几名阅卷中堂嫌他不来认门生，均“极贬我诗”，置于一等末，将一些“文有极不堪者，诗有出韵、重韵者”都排到他之前，终以康熙帝力排众议，虽对其“菖叶小于钗”句颇不以为然，但终称“一日短长，亦不足定人生平”，又说“斯人固老名士，故略之”——有此定论，朱彝尊方得以入明史纂修授以待诏。

修明史亦是朱彝尊一直以来的心愿，他也早有了许多主张。入史局后，他先后就明史编纂思路写了七封信交予总裁，对体例、凡例提出一系列见解，最终都被采纳。

固然朝卯暮申，颇多劳顿，亦因布衣中选，不免多遭谣诼，但在家书中他只称：“得再次受苦，须得二年功夫，史乃可完。”坚心苦撑，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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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无意的一句“二年”实则是极具前瞻的。两年后，他因为人勤谨，学识渊博，被起为日讲起居注官，乃近御前；而后出典江南试，入值南书房，则愈见风光飞腾，这是朱彝尊一生中难见的辉煌时候。

南书房位置

数年间，康熙赐他禁苑居住（在如今景山之北、黄瓦门东南），其友人钮绣曾称朱彝尊在康熙二十年上所受礼遇，远隆于进士及第。“迨其入芸局，典棘闱，珥笔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过于扶醉入钿、一朝释褐哉？”——南书房本在乾清门内西廊下，而康雍时期皇帝正居于乾清宫，外人出入皆须奉旨，而朱彝尊却得赐以禁中骑马，至乾清门方须下马之荣，确是殊遇。

在这段时日中，朱彝尊也写了很多应制诗来答谢君王。

“本作渔樵侣，翻联侍从臣。迂疏人事减，出入主恩频。短袂红尘少，晴窗绿字匀。愿为温室树，相映上林春。”

应制诗多无可观，招致后人“杜陵诗格沉雄响，一著朝衫底事差”的讽评也便并不足冤，但就中可见的，也是一份压抑了数十年无处投向的气血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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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彝尊来说，宫中是最好的治书所。公务闲时，他每每私下搜集古书善本，又时常带楷书手进宫抄录，以备考辑。受命出典江南试时，他更曾用黄金翠裘收买了江南名士钱曾的书童，趁其酒酣偷出他成书后不肯示人的《读书敏求记》，雇令数十位抄书人连夜誊出，以为观照——后来离开江南时，他特地向钱曾数度赔罪，并立誓绝不外传方才罢了，一时被同侪谑为“雅赚”。

带着一腔近乎天真的书癖，朱彝尊埋首研学，几不知身外何事，而可叹的是，最终他的仕途生涯也半为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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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三年，入值南书房刚满一年的朱彝尊正在辑录《瀛洲道古录》，为此他利用在史局值班的时光找机会带了抄书手王纶入禁，抄录四方经进书。

他以布衣入录，又见爱于上，本已触动了许多康熙帝身边原以多才著称，却并无太多真学的近臣利益。因数十年山野的一派天真，兼之圣眷忽隆，不免丧失警戒，朱彝尊踏实公务之余一心著书，并没自觉有何不妥。

南书房本是极复杂的所在。“以深交中贵人、探索消息为声气，以忮忌、互相排挤为干力……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朱彝尊却是个最不肯结党的人。他全没察觉南书房中当年那位曾作词赞他“文采风流，问当代、谁为词客”的故人，早已“深衔之”，背后谈及他，竟会将手炉掷地，“忿然作色曰：‘甚么老成人！’”（据自李光地《榕村续语录》）

是以当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牛钮以“漏泄”罪弹劾降官时，朱彝尊全无招架能力，陡然接到勒令迁出禁苑的消息，心情上也明显很久不能缓过来。迁居之时，他凄然写下这样一首诗“诏许携家具，书难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

那本《瀛洲道古录》，终其一生，也没能编纂完成。去来无据，不外一场大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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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常理，京官被贬，多是要回故乡养老，以待平反或调任的。但朱彝尊一直心存希望，虽然被迫搬离了皇城，却还是不肯还乡，而是留京迁居至宣武门外古藤书屋，期待着“将来补官，亦是京职，或于补官之日仍留词林”。

翻阅了一些海媛与他的家书，我约略也能明白他不愿返回梅里的原因——夫妻二人数年音问往来虽多，但历经山嫦一节，又兼生计磨折，书中内容早已无外钱银琐事，全无一语体己话了——也正因如此，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朱家真实的样子。

在海媛掌持之下，家中每日吃饭人口便有十一二人，姊妹媳妇之外，尚有仆役七人。此外，教授孙辈的私塾先生固要常年寓居家中，尚有些听闻朱家发达便来打秋风的闲人镇日往来。量米取油、烧柴稽器，兼之收地租等杂事，均需海媛一手操持，年老力衰，事体繁杂，当时也不免多有怨语。在朱彝尊未应考时，她曾来信称“就是你们在京做官，家里人亦要性命来顶带。就是我该属饿杀，家里一班小的难道多饿杀他不成？”当家主母的焦急无奈，栩然可见。倘二人还乡，自然便要立时陷身于种种家族式的冗务之中。

而这时的朱彝尊正打叠精神，准备编写一部关于北京历史和风上掌故的《日下旧闻》。编书之辛苦与学古尚不尽同，期间搜集资料、考问索据乃至他年的寻人捐资作序，均颇难在家乡异地并行。是以纵然儿子昆田多次表示不能理解，他还是坚持想办法留下了——而自然，这意味着一笔极大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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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俸禄本不高，京师地价又极高昂，是以大多士大夫均需租房而居。朱彝尊准备搬去的房子在海波寺街，是清代开国贰臣金之俊所建，因宅中移植了两株紫藤花，故而名之为“古藤书屋”。

书屋建成以来数度赁出，寓居主任均为才子名士，如朱彝尊相熟的龚鼎孳、何元英俱曾在此居住过——朱彝尊自己十余年前来京，到此过访何元英还曾数度留诗，是以也是熟所。

院落虽小，但历经诸多文士打理倒也颇见雅致。“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朱彝尊尤爱那两株古藤，及至后来搬走，还恋恋不舍留有“藤花又让别人看”之句。

根据记载，直到1953年，这两株古藤仍在院内——张江裁的《朱竹垞先生故居记》中称：“馆内犹胜紫藤二株，尚未伐尽。春花夏叶，虬柯未改”，教后人替朱彝尊多领了二百年的芬芳。然而及至今日，海柏胡同16号院已颇为破败，只留有一座曝书亭，其余花木，则已均不复存了。

如今的曝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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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迁居，虽因出宫之故难得再复抄录地方上陈的许多珍本资源，但居所毗近慈仁寺，书事之所失所得，则又堪可打平。

慈仁寺又称报国寺，在如今广外大街北侧，因顺治朝颁移城令将汉人驱于城南，周遭渐成汉官、士子聚居之地。

博学鸿词科后，应诏入京的许多藏书家被迫长居于此，相互间有了交流需求，是以位于各省会馆中间的慈仁寺也便应运成了当时一大书籍流通所在，有称“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书铺林立”，且长年设摊，不似庙市聚集仅在每月朔望及二十五三日——我儿时在父亲带领下亦常往来于其间，陪他购置过数幅字画，可见数百年来，此所聚集虽衰不灭。

今之报国寺

朱彝尊居住既近，有此所在自然如获至宝，常流连不返，在京所置书籍，十九皆出于此。而关于慈仁寺，我所感触的却是另一个小段落：

“盖尝以月之朔望，观于京师慈仁寺……见陈瓷碗，争视之。万历窑一器，索白金数两，而宣德、成化款识者，倍蓰焉。至于鸡缸，非白金五镒市之不可。”——慈仁寺之文物集市亦是京中知名，明朝覆亡后，皇宫旧物多有流出，集散轮回，也便难免。朱彝尊购书闲隙见到这些瓷碗时，便不免勾动了这样的回忆：“彝尊儿时，见先王父母治酒食，燕宾客，瓷碗多宣德、成化款识，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则画芳草斗鸡其上，谓之鸡缸。若万历窑所制，至或下劳傔从见闻所习，无足异也。既遭兵火，往时之杯棬尽失。”

昔年家中惯见之物，如今已是价高难购，只付错肩相见，再复忘却。故国今身，萧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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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开支，来京投靠尚未几年的海媛再度浮舟南下，回归乡里。朱彝尊说海媛劝他“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这一个“且留”，便又是七年。

为了支持购书和人情开支，朱彝尊不得已在京内开了一家酒楼。对于这件事，想来他是自以为耻的——寻遍其诗文，均不曾见半句记录，只能从昆田给海媛的家书中见到端倪：“父亲既不补官，又不出游。在京开饭铺，真属无谓。数次作信苦劝南还，终不决计也。”可见其无奈，也可见其坚持。

昆田究竟是不懂他父亲：朱彝尊看似苦盼新恩的停留，实则并不是无谓等待。孙承泽说“吾见长安客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此方为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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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的这些年并未虚度。康熙二十六年，朱彝尊五十九岁，其编纂的《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成书于古藤书屋曝书亭，次年刻印竣工。

这部书起稿于天桥酒楼上，门人王原回忆朱彝尊著书的数年光阴时曾说：“先生自罢供奉，僦居宣武门外，日夕坐卧一室。藤床竹几，架上藏书万轴，围列左右。先生目不停披，手不绝书；又时时延访遗老，质问逸事。或磨拓残碑碣，攀崖俯涧，侧足重茧不惮困。……其采稽考辨，可谓勤且瘁矣。”，固见其勤虔，而冯溥所谓“风雨一编，青灯永久。人见其萧然阖户，疑有牢愁羁旅之思，不知其搜拾旧闻，订讹辨误，于古人角胜于楮墨间”，则又知其气志。

然而在这之外，我想还有一些朋辈们不敢说出的缘由。

在这部书中，朱彝尊或是想尽力追还一段浩变之前的历史，重历一回未经劫火的帝京。在那里，他的曾祖曾堂堂正正为官掌政，祖辈曾磊磊落落入仕听封，父辈曾安安稳稳地读书论文——《日下旧闻》里的北京，是朱彝尊本该以一种年少独有的峥嵘气度，清清白白踏入的都城。

全书分为13门，列次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等，包罗万有，而就中无一语涉清朝之事。

或者这亦隐含着他屈节之下对故国的最后一点顽固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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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七年中，白发加增的朱彝尊也渐到了故人星散的年纪。与他交好的龚鼎孳、顾炎武、龚佳育、曹溶等人先后辞世，而其中最令他扼腕的是小他二十五岁的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容若词宗北宋，虽不免质胜于文，但在清初满人中亦算得翘楚。二人相交始于朱彝尊游幕之时，尚早在博学鸿词科开科五年前——原是当时十九岁的容若心慕朱彝尊学力，投书相邀，而朱彝尊也便“紃履布衣，访君于第”了。

容若出身贵介，却生来一副善体物的玲珑心肠，性情衷忱（“绝地生还吴季子”一事可证），又对汉文化眷恋尤深，是以汉人多愿与其往来。朱彝尊对这位忘年小友犹为看重，曾言“平生知交赤牍笔疏，推曹侍郎秋岳第一，此外则容若侍卫，书记翩翩，天然绝俗”。

容若在后海有别墅渌水亭，常呼朋引伴，以为雅聚。有时是取自己新得的字画给大家赏看（朱彝尊便曾应他所请题写过李唐的《长夏江寺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等，后者亦曾是他儿时天籁阁中见过的项氏爱物，一叹），有时便是直接联句或分咏。及至后来朱彝尊贬官出迁，生计偃蹇，容若也不曾杜门避讳，依然亲去探望，执手相宽。“我官既谪，我性转迂。老雪添鬓，新霜在须。君见而愕，谓我太臞。执手相勖，易忧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倾耳。”这样的赤诚，在官场之中更是十分难得。

因推尊朱氏词学造诣，容若每成一词，俱红笺小字，密密抄付，寄予朱彝尊先阅，“日必有札及予，或再至三至”，其亲挚可见。

海媛不在，朱彝尊想来是并不很着意收纳的，是以容若每番来访，都能看到自己寄来信札在朱彝尊的案头杂置。或是出于少作宜毁的想法，或是出于一种宫禁中人特有的谨慎，他每次见到，都会嘱朱氏阅后“投瓮火之”。而显然他过往颇频，常写常赴而常烧，乃至其逝后，朱彝尊翻遍与友人往来书札，竟找不到一封容若的遗笔。

很多年后，友人张见阳集得若干容若的手札，在金陵朝阳门承恩寺僧舍交付朱彝尊阅看。斯时已经七十六岁的朱彝尊看到熟悉的字迹，不由悲从中来，题跋后复录了一首当年一众诗侣联句所作的《浣溪沙》以为留念。

“出郭寻春春已阑（陈维崧）。东风吹面不成寒（秦松龄）。青村几曲到西山（严绳孙）。      并马未须愁路远（姜宸英），看花且莫放杯闲（朱彝尊）。人生别易会常难（纳兰性德）。”

即兴所作，词句均清浅，构架也只是中规中矩，不见太多个人印记。然而在这联辔并句的七字句中，我们只今仿佛仍能听到一众诗人轻脆的马蹄声响彻西山故道，而因着一句“人生别易会常难”，不免也便会跟着生出一丝简简单单的哀意来。

“合昏花开暑雨微，故人留君解骖騑。合昏花谢故人死，燕市酒徒看渐稀。”在朱彝尊惆怅的惦念里，浮生渐知究竟，知交已俱模糊。

这该是皓首穷经者必经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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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九年，朱彝尊官复原职，经历又一番读书、抄书、搜书，因明史所撰诸文不合上意，两年后再度解官回归故里。《日下旧闻》既成，他在京师便无牵挂，索性回到家乡梅里建起藏书楼，仍名曝书亭——斯时，他已坐拥图书三万余卷。

曝书亭集

归里后两年，海媛去世。朱彝尊将家务交付子孙辈，自己则沉下心来，潜遁于古籍整理之中。他一边点检自己的藏书，一边比对不同版本的异误，每抄成一书，都要详加校正，辨考近乎一字不苟。不数年，三百卷《经义考》成。又数年，三千四百家《明诗综》成。

前者是目录学史中绕不开的经典固不待言，而《明诗综》则更近乎《日下旧闻》的延伸，仿佛朱彝尊又一次盛大的追缅。

是书上自洪武下至崇祯，历朝作者几网罗无遗，不独为帝王、诗家作了小传集评，又分载诸家评论，亦以极大篇幅收容了乐章、宫掖、闺门、僧道之诗，乃至民间杂谣歌词，且“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

年近八旬的朱彝尊以一己之力遍游塞北江南，终而完成了一部前明三百年的浮世绘。他温默地吐纳，也决固地交融，最终拼尽全力保藏了那个他生于斯却无缘同历的朝代最鲜活的尘土珠华、光影音声。

在序言中，他欲说还休，自称“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而实则，这个站在明清之交始终意存愧疚的老人，早已能揭开那重帘纱，在众多首阳山上的遗忠们面前伸伸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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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诗综》付刻的第二年，朱彝尊在沧浪亭见到了那方文天祥的“玉带生”石砚。至此，我们也便终于可以回到文章起首提及的那首《玉带生歌》。

“玉带生，吾语汝。汝产自端州，汝来自横浦。幸免事降表佥名谢道清，亦不识大都承旨赵孟頫。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当年文墨宾，代汝一一数。参军谁？谢皋羽。僚佐谁？邓中甫。弟子谁？王炎午。独汝形躯短小，风貌朴古，步不能趋，口不能语。既无鸲之鹆之活眼睛，兼少犀纹彪纹好眉妩。赖有忠信存，波涛孰敢侮！是时丞相气尚豪，可怜一舟之外无尺土，共汝草檄飞书意良苦。四十四字铭厥背，爰汝心坚刚不吐。自从转战屡丧师，天之所坏不可支。惊心柴市日，慷慨且诵《临终诗》，疾风蓬勃扬沙时。传有十义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台上，晞发一叟涕涟洏。手击竹如意，生时亦相随。冬青成阴陵骨朽，百年踪迹人莫知。会稽张思廉，逢生赋长句。抱遗老人阁笔看，七客寮中敢嗔怒。吾今遇汝沧浪亭，漆匣初开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经三百秋，以手摩挲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雾。俾汝留传天地间，忠魂墨气常凝聚。”

七十六岁尚能作长歌，可见以学养气，老而弥烈。七古如长幅行草，不似近体诗可供把玩观赏，其不可忽略处，反而是时间性。

呼吸吐纳，一如笔下飞白，删之即滞——行歌愈长，愈得以保全作者的创作过程，而也便愈见其在近体中亦妥善宝藏的气血流转，情致坚柔。

全诗一气贯行，洋洋不绝，节奏多有折冲变化，三字五字乃至于十字，缓急交夹，字字用实而仍能于细微处作腾挪，足见朱氏心潮往复，笔法多谲。读七古略近听戏，一声消歇了便是消歇了，不容回头，只能尽力打叠起精神来应对下一句——即便早看熟了全本，再听时亦复如是，是以近体诗最看重的结构于古体而言，反是不太紧要的东西。

然而即使如此，朱彝尊这首《玉带生歌》的结构与音韵绞缠，亦完好得奈人推敲。

视其用韵，以势大力沉的語麌御遇部前后交加写砚，前事全用上声，见其懊闷，近事全用去声，用其沉坠；中间佐以细锐叹息的四支韵写事败之后，文、谢二人际遇，则兼见锋芒和刚不可久的游弱。

全诗行文端稳凝持，虽写极激烈之情绪，却句句立得安稳，仿佛舞者腾旋，虽偶有前后跌仰，而摇摆间总却不出重心之内，法度俱在掌握之中——这是数十年学力涵养出的真国手，下笔前已杜绝了一切失误的可能性。方之百余年后谭嗣同为文天祥另一方遗砚所作的《文信国公日月星辰砚歌》，固一得青年激扬，一得暮老浑沉，而真以功力较量，则不免自见黄蓉的“逍遥游”与郭靖之“降龙十八掌”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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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长诗写罢，其实朱彝尊的人生也便堪可谓落幕。

——他自己便是这样一方玉带生，只是际遇更苦些。纵不必“事降表佥名谢道清”，终不免作了“大都承旨赵孟頫”。

他在山阴与祁氏兄弟密谋通海反清之时，亦有过忠信幕府文墨宾的时候，而看着张煌言、郑成功海战节节败落，也不免感喟过“可怜一舟之外无尺土”、“自从转战屡丧师，天之所坏不可支”。通海案发，四方游幕，心爱之人死去也无法回乡，无非“手击竹如意，晞发涕涟洏”，更后来辗转被诏入宫，亦无外是满足了皇家的收藏癖——“七客寮中敢嗔怒”，最终他也果然是为明史一事与上意相悖辞官而出，回归江南，即所谓“吾今遇汝沧浪亭”了。

一句“以手摩挲尚如故”，朱彝尊是当得起的，而“忠魂墨气常凝聚”，则表里互参——取忠取墨，留人评说。后来他自改为“墨花恣洒鹅毛素”，则自身的慨愧担当，更易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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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间曾见过他八十一岁重书的《玉带生歌》手卷，运笔爽利明快，轻重得宜，不带一丝烟火气，平矜释躁，醇雅雍容，可谓人书俱老。其平生哀乐离聚，放纵坚持，也便都在这一重香雾下翩然起落，反身回归了历史的帘幕。

玉带生歌图卷

闻说古人烧土为器，八百度为陶，一千一百度乃能成瓷。不过三百余度的差值，却不知要历经多少个而春秋寒暑，其如银似玉，坚而不浸的骨相方始能为人所见。

反而视之，人亦如此，无经身迁世变，不足以出陶化瓷。所屈所辱固然在不免，而自砺自成，亦未始不腾托于季世。

行文至此，已无余地。搁下笔时，我们也便只能任那个自称“小长芦钓鱼师”的朱彝尊负着一身的毁誉飘然行去，终于消融在那一片雨过天青的颜色里了。

（全文完）

P.S. 玉带生和其他几块文丞相遗砚的故事见之前发过的一篇小图片文字

再贴一次前两篇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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