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回望

又将至岁末，敲下戊戌二字，不觉便有些沉重。岁当赫曦，这个干支似乎总要较旁时多些动荡，而身处金融行业的我，工作量急剧加增之际，也委实比旁人多叹了几口气出来。

这一年中，我接连看到许多自己尽调过的企业出现在风险事件里，回想起当时相见意气风发，当不由颇生出几分“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涩意来。大势顺逆，风火林山。三年前我对经济生出几分忧意时不过道一句“愁痕戢尾云重漾”，而转眼不久，云天澄阔，到了戊戌，这点愁痕便藏不住了。

大多数人或者都能在大潮裹挟之下体会到一种软性的窒息感。在泼天席卷而来的挣扎嘶呼声中，我这一年的表现似乎更近乎于深存一口气沉到了水下——虽然终需浮出换气，但究竟短暂地避开旋流、强自静定下去，对自己的审视也便能更清明些。

我看得到自己一直怀揣着焦虑。

尽管我的长辈们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工作稳定、专业上佳、人生大事已按部就班一一完成，也有足以自娱甚至自雄的业余喜好之人有何焦虑的必要，但实则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和我认同的自我尚有多远的距离。

走过了漫长的少年时代，我渐知道未必凡事都能求得一个和初衷有关的结果，也便再激不起那样强烈的欲望去为虚无中的一束光或一个语声奋命拼杀，来博得那一点壮烈的绝望。为着这样的散漫，我便注定与我的相望间隔许多个迂回。

看到世界大磁场中的许多角力，我实则并不惧怕这迂回：毕竟为了避免在游离中沉沦，过去的一年中我在狼狈的边缘上也一直未曾放弃自己的抵御动作——比如阅读，比如写作，比如感知，比如给予。

我不能控制的只是在做这些动作时感受到的悲哀。在拒绝下坠的过程中，我自身也无可避免地在不断被这些动作定义。免于沉沦最省力的途径便是用肌肉记忆来固化挣扎，而这固化，却往往不免会成为一道新的枷锁——我想，大概很多类似“人设”的东西，就是这么来的。执着地求不俗，结果反而便俗了。

所以这一年来，我时常要想一想，抛除了这些自行加诸己身的习惯动作，我自己究竟还有什么——这部分新蘖，实则或许才是一个没被框架起来的、自由的自己。

当先要说的还是读读写写。

文章而论，回头看去，这一年来我在取材和落笔上都尽可能往舒适区外踏得更远了些。

两三年前，我自以为出人的不外是一点诗词上的灵悟，和一些将这灵悟以通感为媒四处扦插的手段，是以写作也便更多停留在诗上。

能作诗的人自然是擅长藏拙的，从前的我写文章往往惯于在选材上避开一些令我望而生畏的盲区——彼时我亦很少敢将人物背后的大时代攀拉进来，更不甚肯在器物时俗上横生枝蔓，只因我知道专精既不在此，那么开放越盛，便越不免如段誉讥笑王夫人那株“落第秀才”一般，破绽越多——归根结底，还是太爱惜姿态了。

而过去这一年中，或是书读得更野了些，回头望去，倒比从前多了几分骨勇：在一些近乎自苛的愿心下，我渐已不再满足于苏轼式的“壁上龙蛇飞动”，而鼓起了几分辛弃疾“以手推松曰去”的奋意。取材时，我不再评判哪些角度以我所能写就更见余力，更摇曳好看，而是但有兴致，便向山而去——山推不倒，我便结庐山下，练到能推倒他为止。

在这种有些近似郭靖的倔强下，我这一年来写出了些我原本以为自己无力完成的文章，且到了完成的那一日回头翻看，那些咬着牙拼下来的文字，看上去却也不失从容风致，并不如我想象中的狼狈。

这种当风生长的力量曾让我欢喜。

为了一些只在诗词上打过照面的人物，我的阅读网越撒越广，一经攫触，也便愈勒愈深。当代的论文专著之外，我更大多咬着牙啃下了他们的全集，以及许多时人笔记和往来信札。去来吞吐，多少当然会生出几分擒龙控鹤的掌握感，只惜哉一些想法得取不易，行文间便难免有些不舍删断之处——求全过甚，便不免少了几分相处相安的呼吸空间，这是求索心切，急功不免的疏失。

但也正为如此，我对笔下每个人物都堪称无愧。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不曾为任何原因——或是传播导向性、或是文章结构性去作一些想当然的删述：我自然知道只要不点出朱彝尊“罗帷昨夜曾双笑”的半同居一节，即可将那一段不光彩的情孽演幻为“空中传恨”，从而更得追慕怅惋；写龚自珍倘弱化掉他好赌骗钱的一面，形象上自然更能当起一句时不利英才的叹息；而若想强调金礼嬴、王昙夫妇一生一代一双人的神仙眷侣感，则最好是删去王昙的前妻朱樨香和妾室钱畹、儿子善才的戏份——掌握的资料愈多，便愈不必撒谎了，只要在展示时用一点对摸象盲人的引导手段即可。

可我究竟不愿。

我表达观点固然温存而谨慎，却从不曾自降身价去模棱摇摆，更断不肯代笔端的人物示弱——既不曾亲身领略他们的艰困，我也当然便无权剪辑扭曲其遭遇，来攫取人们对我这个作者的关注。

这种写作方式与传播学的基本要求实在是太不相吻合：究竟在舆论形成的铁律里，情感导向是必然要驾凌于内容的，重表面积而轻体积质量的弱传播理论才是第一哲学。

我视写作为与笔端人物的对话，构篇择事固然沉浸太过，却往往易忽视读者。

这种看似执着的清高，实则是种无用而弱势的自卑：对外在看得过重，深恐被排斥和否定，因而索性拒绝讨好——我讨厌读者轻佻地留下一句看不懂，又惶恐人家能太轻易地看懂——而终究永远无法否定我的，只有古人和我自己罢了。

记得18年跨年时收到一位编辑的留言：“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愿意写点能出版的文了吗？”我收到后将之作为了在维尼面前自嘲的谈资——就这么为自己写下去，终不外是禁书的传播量罢：职业编辑最懂得市场和人心，在关注为王的世界里，我那一点对己对人的不肯辜负，实则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了。

我写作终究是为了汲取的。失去了传播性，便难以精准地吸附来有能力与我碰撞而致相互成就的读者——但为了传播，似乎注定便要背离一部分自我。这样的悖论仿佛无解，而或许原罪所在，正是自己性格中的落落寡合罢。

于诗词一道，这一年来我自觉进展不大。

我依然善于造境衍境——境与境的往来出入间，以质地变化、五感通叠互为传联这类玩法也能用得圆转，在情感驱使下，虽偶尔节奏有些踉跄，但究竟重心不出诗词之外，在完成度上来看是拿得住的。

烟询蜃应，在本事上夭矫萦跃，终而高于、甚至腾脱出初衷纵然长是不免，但在我本人的诗学观而言，原不是给绣像阁作本事诗的，复盘能力也算不得评价诗词的考量指标——甚至是个负相关系数：我以为诗词的纪实性固然曾经是其重要的一环优势，但在其以音乐性独秀的流传能力被传媒和现代文的语言环境彻底割离之后，则除了煽动情绪之外再无他用了。

诗注定要高于生活——不但高于作者自身，也应高于作者的眼界所向。为诗者要保持着踮脚尖的姿态，始终伸手向虚空攫取，方能从这空无里幻溯出一个完满。对我而言，只要始于情，且成品可供作者解码回到初心，那便够了——诗词作品不对任何读者的好奇和追索负责，这种散漫和文章全不相同，诗人是无需为此背负任何负疚感的。

然而虽然想得清楚这许多，在这一年中，我的作品虽然水准不失，却依然无法更有进益。或者至少说，我无法察觉到自己的进益。

工作量和生活的过分饱和，致使我少了太多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时间。对做学问而言，这并无打紧，究竟内容的汲取是可以化整为零的；但要作好诗，在表达欲之外，如我方才所说，还是需要一点无所事事的空无——遗憾的是，有大把时间试错的时候，我学力笔力均尚不足，虽有灵思偶尔落印，却少能完篇；而有几分积淀了，却又陷落于越来越多生活加诸我的角色围城，阊阖门多梦自迷，反倒踟蹰不前、故步自封起来了。

我在选材上越来越胆小，甚至可以说有些僵固。在忙碌之中的一次次”暂搁一搁“下，我放走了许多本可绽放出无限光华的想法。

更为令我忧心的是，我看到自己的诗于势于气，都渐见出了弱相。我能越发娴熟地控制诗的技巧结构，也能在有限的取材里保证情感的真诚，但在思力空间局促起来后，诗中的生命力也便渐渐随之降低了。换句话说，我和诗之间的骨血关联渐相疏远——也或是因为，在按部就班的生活里，我对生命本身的热情下降了。

虽然纤细要眇的风格亦有其美学意义，但究竟是从自己心血中长出来的东西，总是盼着它丰沛长久。需如何壮大自己的生命，来涵养我之所出，这实在是一桩很大的课题。

去年九月间，维欣告诉我许久前的一篇《隔世金环弹指过》被浏阳谭嗣同研究学会评定为谭氏殉难百二十年征文一等奖。我在文字上本总有些傲气，写就了文章，自己固然常加咀嚼反思，却总未肯容人挑拣，也便自然是不爱投稿的。而这一年——确切地说只这一次，或是因为戊戌之年实在特殊，或是因与热忱笃挚的维欣识久受了感染，我放下了这样的小清高，应她所命将文章改订递了出去。

这次破例令我认识了一个人——与我并获一等奖的、刚刚完成《谭嗣同集》编纂的中华书局副编审玉亮兄。读过我文中解读诗词的段落后，他与维欣向我发出了一桩邀请：合三人之力做一套谭嗣同诗词注本。

这计划野心极大，对于谭嗣同的追仰者而言，也委实是有其意义的——我们决意结合现有的资料，将谭诗的背景编年、诗义解析、文字校勘、典故注释等一一加以订正，做一版尽可能完善的笺评本出来——其中维欣负责每首诗词的背景时段考据，玉亮兄来负责典故笺注，而我则逐首加以评析，分工大致当如一传、二传与扣杀，虽然各有侧重，但要得分，任一环节均不能稍有差失。

学诗这十数年来，我读过的集子其实并不算少，因见到的多是成品，也便并不觉得作笺作评有何难处，直到这次须凿凿实实经历锻砺过程时，我方才意识到其中不易。

譬如某次玉亮兄示我二人以旧注本中“禽兽声中失四京，夔夔曾笑艺徒精”句夔夔的解析：“赵佶被俘后，恐惧地笑自己技艺白白地精湛”，笑谓之：“此解释实在令人恐惧”。我虽觉语义不通，却也不知该如何更正（究竟“夔夔”确实是敬惧貌之意），直待玉亮兄解释后方才恍然大悟：“夔夔，当为巎巎误。”——巎巎是元代书法家，《元史》本传有谓“先是，文宗励精图治，巎巎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裨益良多……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巎巎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

传本字谬，顿失典事，而谭因诗名近世不传，此类谬误则不胜累举：如《画阑》实为《画兰》、《残嶰》实为《残蟹》（蟹异体字为蠏），虽知晓答案之后顺势推想并不觉难为，但自通行本上字字推敲考磨，提出质疑及至求证，却委实需长久之功，端得是一剑无血的功夫。

回想起当年自己看谭集时迷困和误解，我不觉有些心惊和无力。网络的普及多少解决了一些空间上的文本求索之难，但在时间性上，隔着那么多代的异文，我们却终究是一直在有涯逐无涯的——当“悠然见南山”被证实为“悠然望南山”，“刑天舞干戚”被证实为“形夭无千岁”，我也不免有些惶恐：我们后人这点基于百千年之外的文本的倒推和拟合，究竟还值得什么呢？

那篇文章给我带来的还有一件新鲜事：也是八九月间，我接到了湖南卫视一位导演的电话，约我参加谭嗣同纪录片的拍摄。

镜头并不多，但为那短短几分钟，导演却做了许多功课，也就对谭嗣同先生的理解跟我里里外外谈了数次。

素人没有台词功底，拍摄组便只得把功夫做在前面，由我满山跑野马，后期再行去粗取精。这样的谩谈和写作又不一样，对面坐着个提问的人，兴发和阐释虽然蜿蜒，便也就不得不落下地来，随着言语互动的动能传递行进。而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有意识的引导和攫取，我倒说出了一些在闷头写作时想不出的东西——后来我在《谭嗣同的除夕诗》里提到的所谓诗学介质说，便是来自于这数次谈话中偶然迸发的灵感。

导演最初想拍诗人雅集，我却是素不肯参与这类活动的。在其百般要求下，我做了个折中，邀了诗友燕河，允他们拍一组闲聊的镜头。

在陶然亭公园百坡亭中，燕河给了我一本她新近的集子，我们也便开始了这场有些作意的闲聊。她谈起了袁克文的一首词，传本有谬，她十分兴致勃勃地讲起她和一干朋友是如何重行分判点断，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这样的推演求证，倒和玉亮兄解注谭集的功夫有些相似。我和燕河相识很久，但往往见面都在酒筵上：诗人相会，由于诗学观有所差异，阅读面也各有偏重，往往是近乡情怯，少肯谈诗的，这番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揩拭掉了文人式的矜持，修复起最初将我们牵连起来的兴趣交叉，谈说之间，倒恍如故人归来了。

为了给要捐到莽苍苍斋中的一床古琴题字，我在导演的安排下拜访了一位师从娄师白、沈鹏二位先生的书家沈正举先生。沈先生性情豪爽，也是半个谭嗣同的追慕者，故而也便颇能和我聊两句谭诗——诗书虽不分离，但究竟各有门户，谈及节奏，谈及取势，互换眼界之下，倒也能印证些心思。

拍谭嗣同，自然不得不走访浏阳会馆——去的次数多了，在拍摄间隙，我也便和现寓居莽苍苍斋中的一位居民有了一次坐在台阶上的长谈。

避无可避地，他谈到了戊戌，谈到了谭嗣同的诗词，也谈到了浏阳会馆和鹤年堂的前世今生。兴致来时，他更说起如今会馆中那些鸽子窝一般的自建棚屋里究竟都居住着哪些人，与当年谭家尚有什么渊源，甚至更提起新一轮的腾退拆迁又给到了哪些政策。

实则在许多年前初读《莽苍苍诗》后，我便来过浏阳会馆。怅慨萧败，当时不免一意怨愤，以为此间居民是配不起这样地方的，将好好的院落搭建得不成样子，实在是大煞风景。

而经过这次探访与长谈，看到了就中人物的生活，我却平和了许多——至今记得那日在浏阳会馆杀青时午后的日光很是清美，追想起昔年在此弹琴练武的青年，再看着“谭嗣同故居”五个大字畔谭家故仆刘凤池的后人推着自行车慢悠悠走过，便很能感受到一种柔美的交融。

在这次拍摄中，我做了一些妥协，也保留了一些坚持——虽然最终的成片剪辑并非我能控制（谈诗词的段落基本被完全剪掉了），但对我来说比呈现效果更重要的是，应约走罢这一遭，我看到了自己的盲区，也领略了许多不同角度的风物。

在一定程度上，我走出了自己的小世界——要挣脱开那些焦虑去，或者是总要找到这一条路的。

这一年我的生长尚有许多无可无不可的枝蔓。譬如心血来潮学了数月的工笔画，摹了一遭礼器碑；譬如端午走了一回晋东南，探访了二十余国保古庙；譬如读了摞起来快到自己肩膀的书；譬如试着用纯口语写了两篇说书稿；譬如继续磨英语，啃下了原版数十万字的著作；譬如和德勒藕断丝连地践行了离乳大计，尚算体面地实现了第二次母子分离；更譬如拼力工作研究，年末终于评到了入职现东家以来的第一个优秀员工……

或许焦虑，本就由来于实现。回头想来，这个戊戌固然艰难，却也并未虚掷。

吟鞭东指，春泥重化，一切且看明岁己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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