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在很多阴谋论者看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终极真理。可是，这些人未必知道，在朝鲜战争结束到尼克松访华之间的近二十年间，中美虽然在正式场合不断互相指责，视对方为敌对势力，但是其中亦有潜流在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冷战期间中美的对立竟然会走向缓和，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的说法）。陈兼先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并将于2014年出任美国纽约大学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事务杰出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冷战国际史的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朝鲜战争不仅使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改变了全球冷战的走向。这使美国越过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逐渐与中国走向缓和。

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朝鲜战争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华盛顿仍然对北京满怀敌意，但与此同时，这种敌意中又开始夹杂着一种不便明言的畏惧之心。”美国对中国认识的这种变化，是否影响了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整个进程？

陈兼：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中美在朝鲜的直接军事对抗造成了两国全面敌对关系的深化；但与此同时，朝鲜战争及之后美国冷战全球战略出现了“东亚错位”的现象：尽管冷战的逻辑重心在欧洲，但美国军事部署的重点却在东亚。这不仅改变了冷战的走向，也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认识的一些深层次变化。从长远来看，这为中美关系二十年后的“解冻”埋下了伏笔。

那么，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对新中国的认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陈兼：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讲清楚，也许先要从中美交往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历史谈起。中美之间的关系，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是一个不断互相给对方定位的过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都不一样，双方都是幅员广阔的大国，又都有着很高的道德期盼。美国立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承继了“五月花号”精神及其文化底蕴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极为深刻的使命感。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人，却在同“中央王国”的最初接触中，产生了一种精神文化层面“棋逢对手”甚至“技不如人”的感觉（这一点，在美国同“旧世界”以及冷战期间同苏联的交往中，是没有的）。在近代，即便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叹，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美国人也一直认为，自己同中国有着一种“特殊关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美国是在中国付出代价最小，而得到的利益却最大的西方大国。但美国又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由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的条约，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是清政府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异数”。这是十九世纪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唯一不包括不平等条款的一个。

美国人同中国人的交往中，又掺杂着或隐或现的种族主义偏见。这在“华工问题”上最突出地暴露出来。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后，大批华工在“淘金热”中进入号称“移民国家”的美国。最初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接纳，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排华情绪。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十年内禁止华工入境。清政府自1870年代中期起不断就美国排华行为进行交涉。然而，弱国无外交。美国政府或者以不能干预地方事务予以推诿，或者不予置理。1892年，法案延长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将《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议案后，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并于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抵制外货为内容的民众运动。

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还从它的“门户开放”政策中表现出来。1899年9月6日，在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照会，提出了对华贸易门户开放，以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自由贸易。1900年7月3日，当八国联军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进入北京时，海约翰提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与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然而，美国这一针对中国问题的政策，却并不以中国政府为实施对象——照会发给了所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大国，唯独未发给中国。显然，美国没有把中国当成国际政治中对等的对手。由上述所折射出来的，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也许也仍然是一个大国，但却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地位和影响的弱国；中国人，则是虽有伟大历史传统却无法走进“现代文明”的落伍民族。

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关系的建立。1930年代后，随着日本在中国及亚太地区侵略行动的不断升级，美国却囿于经济大危机及“中立法”的牵制，又面临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重大挑战，而难以采取遏制日本扩张的有力行动。中国抗战的坚持，为美国向着参战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与空间。珍珠港事件后，在中美两国成为战时盟友的背景下，美国于1943年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罗斯福总统还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大国”之一。这是华盛顿对于中国战略价值的判断在政策层面的反映。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后，危机和战争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革命的温床。这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对华政策的制定，是一种严重挑战。美国不是一个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国家；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从来便具有非议“革命”的基本倾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美国决策者基本上持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即便在二战期间美国在军事上一度有求于中共时，这种立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多少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喜欢蒋介石；美国政府也从未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达到“全力相助”的地步。但194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冷战的发生和发展，华盛顿最终选择了站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边的基本立场。

毫不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是一种美国不希望看到却无法阻止的发展，又必然会出现如何看待对方并给对方“定位”的基本问题。

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曾有过“等待尘埃落定”的想法。关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美国和国际学术界也先后出现过您在文章中讨论过的“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这两种似乎完全不同的解释。

陈兼：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含义是，美国决策者要看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能否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美国人还觉得，中国的事情，国民党办不好，难道共产党就办得好吗？这里的潜台词，其实还是一种对中国的轻视。

长按图片，了解详细课程信息

当时，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弥漫着“失去中国”论，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这种看法对杜鲁门政府的压力极大，并成为它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做出军事干预决定，并进而全面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二十年后中美关系出现“解冻”时，美国学者又提出了不同于“失去中国”论的“失去的机会”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推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而是与中共接触与合作，那么，美国与中共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看法把冷战大局完全忽视了，当时是非此即彼的，不是在苏联一边就是在美国一边，不可能骑墙。同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对中共来说，难道美国对它好就会投桃报李，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似乎是对立的，但在方法论上却都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或好或坏，都一定是美国推行何种政策的结果，因而其实都是一种“美国中心”心态的表现。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对抗的问题突出了。按您的看法，也对中美关系和冷战全局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兼：朝鲜战争的爆发，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党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以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双方都有严重的误判。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就未干预，毛泽东倾向于判断美国也不会干预朝鲜内战，最多派日本雇佣军。参战后，毛泽东还想把美军“赶下海”。这里有远远超越“保卫边界安全”的国际国内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毛的一个看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必须把它打痛，才会听你说话。我曾经在关于中国何以参加朝鲜战争的一系列论著中强调，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参战，不仅是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视。毛泽东希望用事实来说明，中国人真的是“从此站起来了”，由此而产生的国内深层次和长时期持续动员（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超常动员”）的效应，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从美国来说，仁川登陆后也判断中国不会出兵。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仍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麦克阿瑟将军有一种极为狂妄的看法：中国就是干预了又如何，杀你个片甲不留。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结果这场战争打下来，双方对对方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发现，可以挑战美国，但要尽量避免卷入同美国的另一场直接军事冲突。在美国这一方，仍然敌视中国，但这种敌视的前提，是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了，也不愿意再同中国发生战争。

中美双方以这种形式互相对对方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默契”。

陈兼：是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50－1960年代冷战历史发展的最大奇迹之一，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尤其是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时，居然没有再次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去。事实上，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充满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在总体上将中国领导人视为充满“侵略性”、“缺乏理性”并“狂热不羁”的国际行为者；但另一方面，在处理越南危机的实际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又将政策制订的前提确定为，中国领导人在制订对越南的政策时，能够表现出行为上的延续性、前后一致性和行事时的“有限理性”。

中美对抗从总体上来看持续和升级的同时，两国关系还有着双边冲突的“上限”得到控制的另一面,出现了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严重对抗的情况下，在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底线上，通过由己方行动和言词对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以及对对方相应信息的解读，找到了实现妥协的某种实际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相互信任”（mutual trust）的对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mutual confidence）。这为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出任总统后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您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陈兼：例子不少。在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台于1954年12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大陆解放一江山岛，中共中央军委向华东军区发出指示：“不要向美机美舰主动出击。”

而美国方面在与台湾签订条约时也留了一手，为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没有承担协助国民党部队防御沿海岛屿的义务。当解放军采取对一江山岛等的军事行动时，美军除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外，并未进行其他干预。1958年炮轰金门，美国宣布要给台湾补给舰船护航。毛泽东反复问当时的前线指挥员叶飞，开炮是否会打到美军，叶飞说会打到。毛说能不能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叶飞说做不到。毛考虑了以后决定还是打，结果一开炮，美军就撤到射程以外去了。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都考虑过使用战术原子弹，但最后都没有用。

1965年后抗美援越，中国派出工兵、道路和高炮部队，但没有派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美国也有默契，地面部队从来没有进入北越，空军轰炸基本上没有超过北纬二十度线。这也是为了避免双方的直接军事冲突。

再补充一句。这种“默契”的情况，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了下来。1996年中国针对台海的导弹演习，美国派出两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台湾海峡，但实际上只到了台湾外海，同时用明码联络，等于对中国“通风报信”，这也是“默契”的一个标志。

中美在朝鲜战争之后是全面敌对，双方几乎完全没有人员互访，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达信息，以向对方表示这种默契的呢？

陈兼：中美之间比较正式的交流通道是1955年起先在日内瓦、后来移往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这个会谈虽然是定期的，但几乎全是互相指责，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沟通。“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后来要恢复时遇到中国驻荷兰的一个外交官叛逃，中方指责这是由美帝国主义所策划，会谈又无限期推迟。这个谈判真正做了的是三件事，第一是开始阶段，互相遣返滞留人员（比如钱学森回到中国）。第二次是1962年，台湾要反攻大陆，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受命与美国大使会谈，达成了“双方一道”阻止台湾反攻大陆的共识。第三次是中苏边境冲突之后，1969年12月在华沙人民文化宫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上，美国大使企图抓住中国的临时代办（其实找到的是一个翻译），表示尼克松总统要与中国会谈，为中美实质接触开了门。

奇怪的是，中美在越南战争期间，完全没有使用这条信息通道。1965年初，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周恩来1965年4月3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美时带几句话给美国：“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中国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要履行；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但是，美国人觉得阿尤布·汗对中国太友好，把原定的访问取消了。中方又通过其他渠道给美国带话。但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长期以来便在北京坐冷板凳、完全被忽视的英国代办的传话。1965年5月31日，英国新任驻中国临时代办霍普森，突然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陈毅向他总结了中国政府对越南情势发展态度的四句话，要求英国方面转达给美国：“中国不会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中国已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轰炸中国，那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就没有界限了。”当中国领导人确切地知道，华盛顿肯定已经收到了中方的警示性信息之后，霍普森却又开始坐冷板凳了。但这一系列“信息传递”的结果是，中美两国没有在越南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的冲突。

即使中美之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默契，但是并未改变双方敌对的态度，美国怎么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调整对话策略呢？

陈兼：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中美互相把对方视为邪恶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在美国眼中，邪恶国家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资格向美国挑战的，而中国是有资格挑战的。朝鲜战争后，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比之苏联，“共产党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具有更为疯狂的性质”因而也“更为危险”。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1954年，在越南共产党人在抗法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引用“多米诺理论”，他们强调，如果华盛顿允许根据中国革命模式而崛起的“共产党叛乱”在印度支那得逞的话，那么，整个东南亚和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在内）便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在“共产党侵略”面前倒下去，从而完全摧毁美国和“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并进而危及美国在冷战中的整体战略地位。其结果，是美国冷战战略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错位：本来冷战的重心应该是在欧洲，但在实际运作中兵力部署却不断移向亚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交恶，从1960年开始，已经有美国学者提出要重新评估中美关系。到肯尼迪总统时，已经有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意向。当时中国出现经济困难，美方提出愿意提供粮食和其他援助，但中方没有回应。1965到1966年，费正清教授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讨论重新认识并调整对华关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也提出要重新评估对华关系。1966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美方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可是当时“文革”爆发，并未有新的进展。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其中提到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尼克松当时处于“政治准备期”，大家都知道，他1968年很可能会出马竞选总统。这样一来，美国政策要变化就非常明显了。

大家都认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的缓和，推动者是基辛格。但美国解密档案显示，是尼克松首先提出了要探讨对华策略调整问题，基辛格最初的反应是不以为然，仔细想想才觉得有道理。《中美联合公报》上有一段话，大家都认为是基辛格的发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其实最初表达这个意思的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在1968年3月29日的一次公开演说中就说过大致相同的话。曼斯菲尔德早就想访问中国，从1969年开始，他一再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基辛格访华时，周恩来问这件事怎么办？基辛格说，等我们总统来访问之后再让他来。结果曼斯菲尔德直到1972年5月才访华。

总之，美国卷入越战之后，朝野及学术界都有调整对华政策的声音。即使不是尼克松当选总统，美国对华政策依然会出现调整。

很多人都觉得，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当时中苏的交恶有很大的关系。您如何看待？

陈兼：中苏关系恶化与中美关系缓和之间肯定有联系，关键是怎么看待。关于中美缓和的动因、进程及影响，人们一般是从安全考虑和均势改变的角度来看待的（简而言之，是中苏冲突为中美缓和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实际上，中美缓和对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对于冷战及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变，都产生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美国缓和涉及的，是基本的内外国策的改变。在其背景中，有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性话语”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放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面等因素。中国提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在战略构想中，如果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危险的美国就是可以打交道的。

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当时中国的《人民日报》把尼克松就职演说的全文发表了，而且全国所有报纸统统转载。同时还发了一篇题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的社论。尼克松的演讲中表示：“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我们的对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国家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批示，社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这其实是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缓和的一个大信号。

1969年是美国冷战期间的考验期，因为深陷越南战争，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民权运动。美苏争霸的过程是交替领先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以及载人飞船，到六十年代末，美国又率先登月。核弹头的拥有量，苏联超过美国，但质量上，又是美国占上风。美国一方面要压制苏联，但另一方面，怎样体面地从越南脱身，是一个大问题。中苏关系恶化，只是构成中美缓和大背景的一个原因。

所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果和影响，就像您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和其他一些论著中提出的，远远不止于改善了中国面对“苏联威胁”时的态势地位。

陈兼：我认为，中美关系“解冻”是整个冷战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也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美缓和大幅度地改变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它使得美国解决了战略上“东亚错位”的问题，却使得苏联由于同时应对西方和中国而陷入“力量扩展过度”的局面。到头来，美国在“越战失败”后生存了下来，苏联却未能躲过深陷“阿富汗泥淖”的险恶后果。

中美“解冻”还对冷战中的世界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尤其是，它模糊了冷战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通向现代性的不同道路之间竞争的基本特征，削弱了关于国家计划和统制型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更为有效途径的信念。

中美缓和也使得中国进一步脱离了苏联发展模式的羁绊，并为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开创了新的空间。1972-1973年间，中国提出并开始实行“四三计划”——从西方国家进口总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这是中国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也是“改革开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步的重要前奏。与此相关，中国的“国际身份”从现存国际体系体制的“局外人”和挑战者开始向着“局内人”转变。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冷战在诸多关键意义上并非结束于九十年代初，而是在七十年代初中美缓和发生、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时便已经结束了。

您曾经指出，冷战最后二十年里，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中美解冻后出现的“心照不宣的同盟”的重要性远超过美日同盟，那么，在中美缓和过程中，对日本以及中国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兼：中美缓和对日本冲击很大，因为美国事先根本不跟日本打招呼。在美国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属于“第二梯队”的国家。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比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要重要得多。当时，基辛格经常访华，很少访日，就是例子。就中日两国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层关系而言，从美国在《大西洋宪章》等一系列“基础文本”中所倡导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原则的角度来看，中国比之日本更是这一秩序的“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从构成现存国际关系底蕴的规范和规则的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固然有不放心之处，但对日本难道就真的放心吗？

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有时还会做“出格”的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毛泽东谈得非常好。临走前他与周恩来谈，说美国有新技术，能够及时发现苏联的导弹发射并预测其目标，建议与北京建立热线联系，如果出现苏联向中国发射导弹的情况，可以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递到中国，还可以帮助在北京和中国战略基地间建立联络，防备苏联导弹。基辛格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但因为当时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部分文件解密，这段“秘辛”才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与其他盟国（尤其是和日本）也不会做的事情。

关于台湾问题，除了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的一段时间外，台湾其实从来就没有在美国战略考虑和战略部署中占据过关键性的，更不必说中心的地位了。在中美关系及美台关系历史上，充满着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违反乃至背弃“台湾利益”的案例。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助战”的建议。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大陈岛撤退；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在为国民党舰船护航时，一遇解放军炮击就退出战区；1962年，美国明确反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1971-1972年，为追求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主动拉开了与台湾的距离；1979年，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同“老牌盟友”台湾当局断绝正式外交关系，等等。美国政策的核心是不在台湾海峡发生会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

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以及政府、参众两院之间，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吗？

陈兼：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要做美国国会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指责中国试图在钓鱼岛动武。但这更多是一种表态，没有行政效力。众院则通过支持对台军售议案。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无法像当年亲台的右翼院外援华集团那样深入美国政治内部，因为那需要一套意识形态的认同。而现在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表述上仍有很大差异。即使来自跟中国有贸易商业联系地区的议员，往往也会选择对中国“放空炮”，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政策约束力的。 

如果“任何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这就从国会（尤其是众院）在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无论是在中美对抗时期，或是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时期，或是冷战后中美“利益相关者”时期，实际上在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上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两党共识”现象。国会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制约”政策，而是为政策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国会又通过“对台关系法”来实现“政策平衡”的事例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套一句俗话，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

陈兼：我在这里就想强调一点。今天的中美关系，不管面临着多大的挑战，都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苏当时在制度上互相对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有各自的军事集团，经济上也是两个不同体系（结果，苏联及其集团垮台后，美国和世界经济连个喷嚏都不打）。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句话又概括不了中美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中美之间在政策层面存在的几乎所有问题，是美国在同自己的盟国——包括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盟国——的关系中也会遇到的。双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本身。

双方的任何一方，若出于应对根源在于本身的复杂问题之需而将两国关系引向危机，都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从中国来说，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广开言路”。中美两国都是不能被别人打倒，只能被自己打倒的国家。在两国关系上，归根结底，什么事情上如果中国做得好的话，美国人就把你当一回事；如果中国做得不好的话，美国人就不把你当一回事。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黄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