こんにちは、どうですか（你好，感觉如何）

文章引自：中国新闻周刊

1965年6月28日，中国以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中日友好协会（以下简称“三团体”）的名义，邀请5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

邀请送抵，日本列岛震动。

佐藤荣作政府以中日未恢复邦交、“青年去共产党国家对国家不利”为由，下令拒发护照。从6月到11月，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持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发放访华护照。

“大联欢活动的举办，为中日复交奠定了群众性的社会基础。”其时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东方处工作、全程参与了第一届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筹备和组织工作的贾棣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迫于压力，佐藤政府让步了。

8月15日，第一批获得护照的日本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发了。大家高唱《东京-北京》，为他们送行：

我们亚洲的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在全亚洲燃起火炬，燃起光明。狂风暴雨虽然猛烈，我们不低头。建设起幸福的新社会，勇敢向前。我们的友谊无比高贵真诚。东京向着北京肩并肩。

“民间先行”

1965年5月25日，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举办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请示》，建议发挥团中央与日本各界青年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的优势，拟邀请300名日本各界青年，在中国举行中日青年友好会见。

长期以来，新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争取日本”的政策，争取的方式便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利用共青团、红十字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各行各业对口展开交流任务。从1954年到1964年，在举行中日大联欢之前的十年间，包括过境和参加国际会议，大约有30多批、300多名日本青年代表访问了中国。

其中，团中央（对外用全国青联名义）一直是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最主要的单位，也是开展对日交往最早的单位之一。随着1960年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65年6月的《日韩基本条约》的签署，日本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仅1960年就举行了23次反对“安保条约”的统一行动。对此，团中央多次向日本青年团体发去声援电报。

此时正值中共与日共交往的蜜月期。为取得日共对大联欢活动的支持，分管团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赵毅敏与常驻北京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砂间一良进行了沟通。

1965年3月5日，邓小平与访华的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活动的中文名称为“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日文名为“第一回日中青年友好大交流”。规模要大，由原定邀请300人扩大为500人。时间定在1965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为期一个月。500日本青年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中国方面还同意负担一半的国际机票费用。

轰轰烈烈的筹备活动

大联欢活动由国务院外事办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领导，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启立具体负责，以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为主筹办。

国际联络部共73人，如同“小外交部”，活动具体工作主要由分管日本、朝鲜工作的东方处承担。

东方处从国务院外办借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接见日本外宾的谈话，汇编了《日本概况》《毛泽东支持日本人民斗争的言论节录》等5万字的学习材料和宣传提纲，发往全国各地。

北京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及和平宾馆承担了接待任务。民族饭店还专门到北京做日本菜的和风餐馆去取经。担任接送的首都汽车公司全部更换了车上的窗帘。考虑到客人的生活习惯，供日本代表团乘坐的火车软卧车厢全部换上了凉席。

在宣传方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计了会徽、宣传画。邮电部为大联欢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当时涉外邮票本就罕见，这组“与资本主义国家友好”的纪念邮票更成为改革开放前的绝唱。《黄河大合唱组诗》的创作者光未然、作曲家翟希贤创作了大联欢的主题歌《中日青年团结起来》，以和《东京-北京》呼应：

1965年8月27日，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到北京国棉二厂参观并联欢。摄影/张彬

中日青年，团结起来，携手并肩，高歌向前！兄弟一般，姐妹一般，青春的歌声，热火朝天！

因为时值盛夏，团中央精心选择了据说由中国传到日本、日本改良后再流传回中国的折扇作为大联欢的纪念品。扇面上，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何香凝作菊图一幅，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赋诗一首：“代谢新陈无止境，不平铲去见升平。”折扇大受欢迎，有的至今仍被当作传家宝收藏。

首都与各地民众从四五月起，就开始为联欢晚会创作节目。1965年，英子被保送至北京师大二附中，入校以后便接到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任务，每天课间、放学后学跳日本传统舞蹈“相马盂兰盆舞”。因为男同学们的奇特舞姿，这个舞被她们戏称为“摸鱼舞”。英子记得，在后来的大联欢活动上，日本青年都不会跳这支舞，还是她们教会的。而现在，这支舞成了英子和老伙伴们最爱的广场舞之一。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接到通知，准备摄制大型彩色纪录片。35岁的编导、后任中新社副社长的陈光忠接到了这项任务。

廖承志给纪录片定下要人性化、生活化、情感化的调子。“我觉得廖公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很懂艺术。大联欢是中日民间外交的延伸，我体会，关键词就是‘联，主要是联合起来，手牵手走向未来。所以拍摄纪录片，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感动人才是硬道理，要把你的倾向掩盖在艺术之中。”陈光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所有人都激动得不知所措了

大联欢的邀请范围，包括不同政治倾向的全国性政党青年组织、工会青年团体、宗教界青年团体等。中方还委托日中友好协会选拔北海道、东北、关东等地方的各界青年代表。

邀请得到了这些团体的热烈响应。据后来担任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西园寺一晃回忆，当时来中国，是需要下决心的。有人不顾父母和妻子的反对，发生了离婚的悲剧;还有人因为公司不给假，结果被解雇了。但最大的障碍，还是在于护照。

由于外务省拒发护照，受邀的青年团体迅速行动，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到官厅请愿、静坐和上街游行。示威请愿运动从6月一直持续到10月。游行者多次和警察发生严重冲突。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三好一被捕。

对此，中方采取了静观的态度。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订了很多日本报纸，包括《朝日新闻》等大报和日本主要大学、主要青年团体的报纸，对日本各界的动态都很了解。中方的态度是，只要日本青年起来斗争了，就是一种成功。

最后，日本政府退让了，陆续给24个青年代表团的281人发放了护照。剩下的15个代表团的成员继续留在东京，组织示威和静坐，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得到护照的团体把余下的活动经费留给了其他伙伴。日中友协青年团还选择推后出发，留下来并肩战斗。其他23个团体先后从日本各地出发，经香港，从深圳入境。

8月15日，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代表团等第一批代表团首先入境。

代表团乘坐的列车驶过罗湖桥时，一眼望去，桥头一片人山人海，国际歌的歌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激动得不知所措了。

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日本农村工会全国联合会、日本关东地方各界代表团等后3批代表团陆续入境。21日，23个代表团在广州举行大联欢，22日，乘专列进京。

毛泽东请日本青年发言

1965年8月下旬的北京，全城沉浸在火热高昂的状态中。

大街小巷贴满了中日两国少女肩并肩的大型招贴画，显眼的建筑物都挂上了“中日青年友好万岁”的大红条幅，街上的广播不时放着《东京-北京》的旋律，彩色气球随处可见。只要你别着彩色胸针坐公交车（日本代表团成员都佩戴红黄蓝小花簇拥“中日”二字的胸针），便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来参加大联欢的日本朋友，整车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争先恐后地为你让座。

2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欢迎大会，胡启立讲话。随后，代表团成员观看文艺节目，访问博物馆、名胜古迹、街坊邻里，在紫竹院公园和中国青年共植中日青年友好林，参加别开生面的体育大联欢。体育联欢的项目特意选择了日本青年熟悉的学校运动会项目，比如两人三脚，借物比赛等等。两国青年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组成中日混合队来比赛，都玩得不分彼此，无比投入。

8月26日下午，日本代表团接到通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准备接见日本朋友。”

下午3点，23个代表团的团长聚集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等待着。直到这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等待的是谁。

不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郭沫若等中共高层领导走进了陕西厅。翻译刘德有吃惊极了，此前他也在大会堂为毛泽东做过几次翻译，但这么多领导人同时出面还是极为罕见的。

刘德有是《光明日报》驻东京记者，此时刚好回北京休假。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为给每个代表团配足够的翻译，已经从外交部、中联部、北京大学等单位借了一个遍。8月下旬，刘德有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做日语翻译。

双方坐定后，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完后，毛泽东请日本青年发言。他问：“谁有什么要谈的？”没有人说话。陪同会见的日共书记砂间一良打破了沉默，问候说：“主席身体好吗？”毛泽东回答：“还可以。”刘德有随即翻译说：“まあまあです。”毛泽东听见就模仿其日文发音说：“马马虎虎。”在座的中国领导人一片笑声。

其他领导人的亲切也给日本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少奇给每位代表团团长递了一支烟，周恩来用日语向大家打了招呼：“こんにちは、どうですか（你好，感觉如何）。”

此时，在大厅等候的团员们还在议论着过一会廖承志会说什么、周恩来会不会也来看望大家呢，却见毛泽东等领导人走进了大厅。全场鸦雀无声，数秒后，掌声混杂着欢呼声还有生硬的中国话“毛主席万岁”响彻大厅。

这天晚上，没能拿到护照的日本青年们照例围坐在收音机边，期待着北京广播电台每天的“大联欢特辑”。在一所大学的男生宿舍里，当得知伙伴们受到了“20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接见，大家激动得满地乱跳。大家亢奋地乱叫着：“一定要去中国，一定要去中国！”

就在几天前的8月18日，外务省宣布停止签发护照，理由是“让500名青年都去中国违反国家利益，有害国家治安”。

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更激烈的反弹。外务省中南局签证处每天都充斥着前来申诉的青年代表，行政官员不胜其烦，甚至采取跳窗的方式来躲避堵在办公室门口的代表，最后还动用了警卫强行阻止代表进入。

8月24日，中国政府以三团体发言人谈话的形式，通过新华社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既拉又打，既有对日本政府放行了部分人的承认，也表示了遗憾和谴责，并表示，“随时等待其他日本朋友的到来”。

抵达父辈称为“满洲”的地方

8月29日，晚于大部队出发的日中友协青年团抵达北京。

为迎接新团员的到来，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晚宴，陈毅在宴会上致词。31日，在中山公园举行了3万人游园晚会。

9月1日起，代表团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分三路前往中国15个城市参观。东北线前往沈阳、鞍山、北戴河、天津、南京;西北线到延安、西安、洛阳、郑州、无锡;南方线赴武汉、长沙、南昌、庐山和杭州。

9月1日，东北线9个代表团抵达沈阳——过去被他们的父辈称之为“满洲”的地方。

在沈阳火车站，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团长春日嘉一目光所及，到处都是人，每栋房子的窗户里都挤得满满的。访问工厂时，团员们小心翼翼提到日本侵华问题，对方却很大方地说：“你们是想问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吧？那么你们可以看一看，今天我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应该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

双方还进行了这样的交流：

日本青年代表问一位车间女工：“理想中的对象是怎样的？”

中国女工：“要有远大理想并热爱劳动的人。”

“在日本如果两个人都工作，其中一个不是被调走就是被解雇。”

“真是想不到。本来两个人岂不是可以互相鼓励，该多好。”

“如果两个男人同时喜欢一个女人，那又怎么办呢？”

“那么很可能选择一个更能为人民服务的人。”

西北线和南方线都安排了参观“红色圣地”的项目。延安的窑洞很小，很快就能游览完，日本青年代表们却看得很仔细，写字台、椅子、炕，每一件物品都翻来覆去地看，还有人捡石头、挖泥土带回日本。代表们甚至提出，要在窑洞里住一晚。窑洞少，申请的代表多，最后只能抽签决定。

9月3日，终于争取到护照的日本青年文化代表团抵达了中国。

为弥补他们错过万人大联欢和毛泽东接见的遗憾，他们被安排参加了10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4000人国庆招待宴会。不仅如此，他们还参访了南方线和西北线合并的11个城市，每到一处，都有热烈的欢迎以及目不暇接的行程。

刚满30岁的青年摄影师熊切圭介和斋藤康一也在这个团中。

后成为日本摄影家协会主席的熊切圭介一生持相机发过两次抖，一次是为偶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拍照，一次就是在1965年的国庆招待宴会上见到周恩来。他记得，周恩来走过来时，他身旁的女翻译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斋藤康一觉得，这次能来中国，有必然有偶然。必然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斋藤家的话题就总也绕不开“中国”二字。上小学的他总是正襟危坐，在一旁仔细听着，海峡对岸那个神秘的大国，总是萦绕他的心间。偶然是，他本来参加的是一个去阿尔及利亚的文化团，因为该国局势紧张没有去成，问愿不愿意改去中国，60多人中有16人表示愿意，其中就包括他。

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一次中日青年大联欢，简直是中日间千年以来最大交流活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后来的50年中，他往返中国80多次，但1965年的中国始终让他无比回味。在他眼里，那时的中国明朗、单纯、自信、朝气蓬勃，中国人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建设祖国。

他记得，当时坐火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往往要走一天一夜。“在旅馆住一夜，之后乘一天一夜的火车，再住一夜的旅馆。就是这样的感觉。”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忍不住想拍照，“人和街道都想拍”。从那时起，他有了用照相机进行日中交流的目标。为此，终生不懈。

恍如中日恢复邦交了

9月12日，先到的23个代表团从各路赶到上海，参加最后一周的联欢活动。三团体领导人廖承志、胡启立和伍绍祖也赶赴上海。

9月14日，日本国内百万人民反美统一行动周开始。为呼应这一行动，当晚，几千名参加大联欢的中日青年沿着南京东路、外滩游行，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佬从台湾和冲绳滚出去”等口号。身材魁梧的廖承志缠着“阻止美国核潜艇停泊日本港口”的头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方。马路两边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群众，还有无数居民从阳台上、窗户里探身出来，不停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市民们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越走越壮大。

第二天，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了万人欢送大会。廖承志脱稿发表了演讲，他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举行，在中日两国人民生活中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这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日本青年代表团各团长纷纷在发言中表示，一定要邀请中国朋友到日本去。廖承志回答，接受你们的邀请，一定去。

每到一地，中日青年都互赠礼物。广州中山大学的教师们用有相思豆之称的红豆制作了大联欢的会徽;武汉医学院学生送的是绣了“中日人民青年友好万岁！”等字样的手帕，只绣了一半，希望日本医学院的同仁继续绣完。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的团员林裕子一路上把随身带来的纪念品送完了，走时把绒衣的纽扣一颗一颗摘下来，送给前来送行的中国朋友。

来自日本和平友好青年团的三好祐三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他觉得，日本和中国好像已经恢复邦交了。

23个代表团带回的中国见闻，给了还在为护照而抗争的伙伴极大的信心。许多在野党的政治家也站了出来，表示支持。

9月22日，日本1.3万人游行，庆祝北京中日青年大联欢成功，同时召开大会，决定继续坚持斗争。

佐藤政府再次让步，从10月开始，陆续给其余15个团体全部发了护照。从酷暑到初冬，青年们终于全部拿到了访华护照。

11月15日，北京第二次迎来参加大联欢的日本青年。中国以与第一次同样的规格，迎接和接待了这15个团的139名代表（日中友好协会青年代表团和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代表团分成两拨，先后参加了这两轮活动）。

11月25日，在廖承志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了15个代表团的团长。毛泽东谈道：“我们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我们长期搞不清楚，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搞清楚的。”

在12月14日的欢送大会上，廖承志宣布：1966年将在中国举行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将邀请更多的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

最终，共有38个团（日本青年团协议会代表团在第二波活动结束后才到访）的459名（一说为454）日本青年参加了第一届中日青年大联欢。

日本青年回国后，有很多人保持着跟中国朋友的通信。

日本《青年人》杂志社代表团芦田一代回国后给上海的青年朋友写信说：“昨晚我和千代子一起参加一个工厂的工人小组介绍中国情况，整整讲了一个通宵，工人们听了都很高兴。”北陆东海地方代表团副团长谷毅久雄则写道：“我们几乎每天出车到城镇与乡村，到处作报告，大家听了都说应该早日恢复日中邦交。

陈光忠的纪录片《中日青年大联欢》和续集《团结就是力量》也制作完成。纪录片在日本上映了五个月，超过17万人观看了影片。

第二届大联欢“延期”

1966年，团中央开始筹备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邓小平特别指示，第二届大联欢不但要搞好，“规模要争取大于去年”。

8月下旬，日中友好协会应中方要求，推选了670名日本青年代表。

但此时，“文革”已经开始，各项工作都受到很大冲击。康生取代了邓小平，分管中联部等工作。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红卫兵冲进民族饭店，把大联欢筹备办公室砸得粉碎。

很快，团中央大联欢工作组成员收到国务院外办的通知：终止举办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筹备工作组紧急通知日方，大联欢“延期”举行。日方虽感突然，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但第一届大联欢活动的成功举办，毕竟开创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局面。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的邀请来中国访问。两国政府于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恢复邦交。

（日本《东方新报》、旅日摄影师冯学敏以及张弛女士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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