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中美应避免爆发冷战

文章虽然来源几年前的美国报纸，但在中美关系直到现在一直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是在争吵中携手走向下一个分歧，还是就此分道扬镳，各自建立独立的话语圈？或许基辛格的这篇采访，能够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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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首脑之间的会晤即将举行，届时双方会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并且很有可能发布具有积极意义的公报。不过，两国领导人同样得面对存在于各自国内精英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中美之间）的冲突而非合作。

我在（中国）政府以外遇到的大部分中国人以及政府里的一些人似乎对美国力图遏制中国并对它的崛起设置障碍的说法深信不疑。美国的战略家们也在呼吁对中国持续增强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和不断提升的军事实力保持警惕。

我们必须得小心谨慎以免双方在分析自身问题时陷入“满足自我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当中。全球化的特性以及现代科技的影响迫使美中两国在世界范围内互动。在诸如核扩散、环境、能源和气候等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携手解决之时，两国之间如若爆发冷战将会引发国际间的结帮组派、并把争端扩散带到各个地区的内部政治事务之中。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一定非要引发冲突。20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崛起并未导致与当时位居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冲突。其实，常被各方拿作引证的英德冲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当年把欧洲外交变为“零和游戏”的是考虑不周和具有挑衅意味的政策。

中美关系不必重蹈覆辙。在大多数当今存在的问题上，两国都能实现充分合作；它们所不具备的是一个规范双方互动的总体观念。在冷战期间，一个共同的对手（注：指前苏联）促成了两国的结合。然而，面对一个经历着政治、经济和科技剧变的全球化世界，新任务的多样性尚未让双方形成共同的观念。

这并非小事一桩，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将国家利益让位于全球秩序的理想。

美国和中国均未曾有过完成这类任务的经验，它们都将各自具有的国家价值视为独一无二的，并且将它看作是别国民众自然而然渴望拥有的价值。要使这两个版本的特殊论（exceptionalism）趋于一致是中美关系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美国特殊论对按照其他社会是否接受美国式价值观来决定打交道的方式感到理所当然。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将他们国家的崛起视作对美国的挑战，而是宣告曾经辉煌的中国正在逐步回归到往昔的正常状态。在中国人看来，过去两百年来的相对致弱，而非中国如今的复兴，代表着一种反常态。

从历史上看，美国一直认为她可以随意参与国际事务或是抽身而出。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根本就没有各个国家主权平等这一观念。一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都还将外国看作是不同类别的附庸。直到来自欧洲的大军终结了它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和它相提并论的国家。直到1861年，中国才建立起自己的外交部，而后它主要做的就是处理涉及殖民主义入侵者的事务。

美国认为世上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按照它几千年历史得出的经验则坚信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拥有最终的解决方案。美国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则不会假设问题可获解决，它乐于去处理矛盾。

美国外交追求的是不遗余力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中国的谈判代表很有可能将这一过程看作是结合了政治、经济和战略等方面的元素，并且通过一种更为宽泛的方式来寻求结果。美国的谈判代表碰到僵局会变得焦躁不安和缺乏耐心；中国的谈判代表则认为僵局不过是谈判机制中不可避免的环节。美国的外交官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从未遭受大灾大难（除了南北战争，但这并不被其视为一次国际经验）的社会；中国的外交官则不会忘记外国军队向卑躬屈膝的中国索取利益的百年耻辱。中国领导人对遇到的一点点隐含傲慢意味的举动都极为敏感，容易将美国的坚持立场解读为对其缺乏尊重。

朝鲜问题彰显了双方观点南辕北辙的情景。美国将重点放在核武器的扩散上，而中国则更关注与朝鲜唇齿相依的近邻关系。从长远来看，中国比我们对朝鲜掌握核武器有着更多的担忧。中国担心如果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施加的压力导致朝鲜政权的崩塌，继而就有可能引发混乱局势。美国通常会就一个特定的问题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则会将任何此类结果当做是关东北亚未来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挑战里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且没有限定的结局。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朝鲜外交还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美国人经常要求中国在促进某个特殊问题的解决来时证明自己其具有“国际责任”。要中国必须展现出诚意的提议让这个国家深感不平，中国将自己看作是在一套由它缺席的情况下设计出来的国际体系里（被动地）适应其成员身份，而这套设计计划它并没有参与制定。

虽然美国追求的是实用主义政策，但中国常常把这类政策视为总体设计的一部分。实际上，在中国眼里，那些由国内利益集团驱动的政策常常被解读为美国国家试图压制中国的企图。

对世界秩序的考验在于竞争双方能否让彼此消除疑虑。在美中关系方面，最为重要的现实情况就是：双方都不具备控制对方的能力，而且它们之间如若爆发冲突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它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概念框架来表现这一现实情况？“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这个概念也许可以成为避免形成多个集团的、21世纪的国际组织原则。为此，它们需要（建立）一个协商机制来阐述共同的长期目标以及在国际会议上协调两国的立场。

这个目标应该衍生出一项提倡尊重与合作的传统，以便现在进行会晤的领导人的继任者能够在符合各自利益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这一传统，如同经营一份共同的事业那样去构筑世界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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