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祥：国宝的36°体温。
文章根据胡志祥教授讲解录音整理
编者：也许看到此标题后，您大概觉得，作者一定是疯了，要不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文物怎么能有温度呢？可事实上，这些青铜器，在您接下来看到的这篇胡志祥教授讲述中，不再是一件冷冰冰的腐锈金属，它有生命，有故事，三千年的悲欢离合将在太平岁月里，逐一揭示。
用6亿给60亿安个家
今天我们来到上海博物馆青铜馆参观，毫不夸张的说，上海博物馆（后文简称上博）的青铜器馆藏在世界博物馆界，属于国际一流水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很大的原由，是因为上博的青铜器藏品成系列，这是世界博物馆界很难得的。上海这块土地，历史上仅仅出土过一件较大件的青铜容器，其他青铜器藏品很大程度上靠一批有品位的民国收藏大家捐赠。这批收藏家几乎都是当时的工商巨子，家境殷实，并且非常“好古”。收藏文物对于他们来说，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他们也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这些收藏家在晚年的时候，便把家里的藏品捐给了博物馆，这也是上博青铜器成系列的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这也造成了上博海纳百川的一个特色，它的藏品来自各个藏家，藏家的藏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所以在上博能够看到中国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的青铜器珍品。
世界上的博物馆，宏观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种：以上海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代表的，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市场运作方式搜集藏品的博物馆，即从文物市场和藏家手中进行收集。第二种，靠高度的皇权收集珍品，比如故宫博物院、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基本是皇室的私藏。第三种，是先天造就的博物馆，比如我们国家的秦兵马俑博物馆，当年农民挖井时意外挖出一个陶制头颅。后来上报相关部门，便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坑。
下面我们讲青铜器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馆名叫：胡宝星青铜馆，很多朋友也许会产生误解，以为这个馆内的藏品，都是由胡先生捐赠的，其实不然。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博物馆建设的一个创举。上海博物馆的原址在河南路和延安东路路口，一个老的银行大厦，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国家为了国际交流的需要，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举办了“中国六千年文明展”其中大部分展品是青铜器，我的老师马承源先生当时是上博陈列研究部金石组组长，在美国长期驻守，在这期间马先生考察了美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发出感叹：我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理念层面，当时，我们的主要理念均来自于苏联，苏联的理念是什么呢？是通史式的陈列，如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辛亥革命，平铺直叙，且要求面面俱到。其中一个例子很具有典型性，在当时的展出中，要求展示第一次农民起义，需要陈胜吴广的相关文物，这下不好办了，历史上并没有相关的文物遗存，所以只能根据后人的想象，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臆造，做了两尊塑像——陈胜和吴广，浓眉大眼，主要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有头巾，一个没有而已。我们现在的博物馆展示理念，是有多少实物，说多少话，必须展出真实的文物。现在上海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基本上没有复制品，即使展厅文物中的某一个重要展品因故撤展，也不会用复制品代替。
马承源，前上海博物馆馆长，文物鉴定家。
上海博物馆能够有今天这个规模，马承源先生功不可没。当年在河南路的中汇银行大厦，由于这幢建筑原设计作为银行使用，在展览上有很多限制，无法施展。后来经过上海市政府的批准，上博在经过几次辗转后，准备在人民广场最终落户。工程部门对整个工程的费用预估需要六亿人民币左右，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市政府的领导基于慎重的考虑，找专家对上海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估价，以便在其新建规模上作出最后决定。当时在国内，文物市场不健全，所以便以国际上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行情对上博的藏品进行了大概的估价，六十亿人民币的估值，让市里领导们感到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建设很有必要。但是在80年代末，上海的建设预算很紧张，所以最初先拨出八千万用于新馆建设，其他费用希望由上博自行解决，八千万和六亿对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怎么办呢？这时候，马先生提出一个办法，置换原博物馆建筑的使用权，市里同意这个方案，所以当时上海博物馆的办公场地便开始化整为零，完全一个打游击的模式，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灵活机动的方式，为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建设筹集了一大笔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
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顺利完成，这时候，马先生又发愁了，为什么呢？房子盖好了，可装修缺钱。毕竟有如此多的珍贵藏品，装修上必须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进行，这又是一笔巨额费用，马先生决定以转让每个展厅的命名权方式，募集展厅的装修经费，我们现在看到展厅上的人名，便是当时出资人的名字。
胡志祥教授为学员讲解青铜器
国之重器
我们在了解完上海博物馆建设小故事后，再回归今天的主题，青铜器。文物收藏领域，字画、瓷器等属于热门收藏板块。这部分的东西相对来说，存世量较多，官方和民间收藏各有所长，但是青铜器则不然，有铭文、有一定艺术价值完整的青铜器，目前全球的存世量大概在一万多件，并且大多保存在博物馆。每一件青铜器都是孤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基于青铜器的制作方法，铸造青铜器时，首先需要用陶土制模，然后将陶土烧制成陶模，再将融化的铜液灌入模具中。冷却成型后，只能将模具完全敲碎才能取出器物，所以一器一模，是青铜器制作的惯例。春秋晚期，出现失蜡法，失蜡法的出现，使得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出现了革命性的改变，可以铸造更复杂造型。
首先我们看萌生期，公元前十五、十六世纪左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青铜容器、兵器、乐器、工具、饰件，这一时期属于夏代晚期，对于夏代的存在，曾经在史学界产生过很大的争议，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录了这个时期，但站在考古学的角度，始终难以证明其存在。但不少学者还是相信司马迁，认为关于夏代的描述并非司马迁的凭空想象，经过孜孜不倦的发掘和考证，在二里头地区发现了一个夏代文化遗层，出土了青铜器。
关于上博二里头时期爵杯的来历很有意思，有一次上海公安局黄埔分局侦破了一起倒卖文物案，邀请上海博物馆去鉴别，竟然发现有个二里头时期的爵杯。
从这件爵杯可以看出，早期的青铜器制造还是比较粗糙的，器单壁薄，但是上博这一批器物比较完整，品种也较多。
这是斝（jia），日后会发展到很巨大。我们都知道青铜器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怎么体现这一点呢?主要是把青铜器作为礼器使用。周代时崇尚礼，孔子也曾说过：克己复礼，他希望能够恢复礼制，因为孔子认为周公时代，社会最为有序，但到了他生活的春秋中期，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在古代，巫师权利很大，一定情况下甚至超过了皇权，因为巫师是代表天说话。在更早的时期，我们主张天人合一，人们可以领会天意，以后逐渐发展，天与人的沟通开始变得不那么畅通了，这就需要有一个中间人的存在，这个中间人就是巫师，然而巫师也不能随随便便和天沟通。好比三国中的诸葛亮借东风，与天沟通的时候需要有祭坛、法剑等道具进行辅助。另外古人相信酒能够通天，可以通过酒气与天沟通，斝后来就发展成一种与天沟通的祭祀中的特定礼器。
这件器物，称为钺（yue），钺，大斧也。虽然源于工具，但这时候同样作为礼器使用了，一般来说，如果出土了钺，至少可以证明墓主是男性，并且是个军事首长，或者是主管一方的军事大员。
接下来是青铜器的育成期，这个时期处于商代的早中期，整个铸造、器形、品种比较完整。并且青铜器已经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
这一批爵杯是比较标准的，但相对单薄，是平底。像这类保存完整，极具时代特色的器物，我们称之为标准器。鉴定是个不断比对的过程，牢记一批标准器，再看到类似器物，在脑子里和标准器做个对比，便知道需要鉴定的这件器物真假和年代。比如一件青铜器上刻有不少文字，但被说成是商代早期器物，你就可以很容易的作出判断，这是假的，或者是被误判了。
大家可以看到，爵杯上有两个竖着的部分，器物学上叫“柱”，关于“柱”的具体用处，至今仍有争论，大家众说纷纭。宋代，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如果做收藏和艺术研究，是绕不过这个时代的，但大家总认为研究青铜器的话，和宋代关系不大，这其实是个误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宋代的文人在青铜器研究上，造诣颇深，比如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两人是收藏迷，夫妻二人经常白天逛古玩市场，晚上研究。但后来遇到战乱，外加丈夫离世，家庭落魄了。赵明诚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金石录》，直到现在还有刊印，其中记述了李清照与丈夫收藏、研究古物的趣事。按照宋代儒家的说法，这个“柱”被称为“节”，是节制的意思，当喝酒时，开怀畅饮容易贪杯，所以设置了这么一个装置，豪饮中，这两个“节”便会顶住鼻梁，告诉饮酒的人，你要注意了，不能贪杯。另一种说法，“柱”是作为盖子的支架使用。过去的酒，基本都是甜酒，所以容易吸引蚊虫，那么就需要有个盖子遮挡，我们现在看到的爵杯都是无盖的，但其实在古代，爵杯有盖子，只不过材质是植编织物无法保存下来。当编织物盖在爵杯上，这两个小柱子就起到了支撑作用，防止盖子与酒水接触。又一种说法，是爵杯铸造工艺的需要。这三种说法各有其理，留待以后进一步探讨。
在古代，中国人吃饭是分食制。有很多文化学者在讲中西方文化方面，经常会提到中西方用餐的不同，中国人讲究团圆，围桌用餐，而西方人则更讲究个人，每人一份，各吃各的。事实上，中国古代都是分食制而不像现在的合食制，这是有文物可以考证的，现在很多电视古装剧中的场景比较真实，经常看到一个将军和部下，在各自的座位上，有自己单独的案，上面摆放着各自的酒菜。可旁证的是东晋时期举案齐眉的故事，梁鸿和孟光夫妇二人，不愿苟且于乱世，遂隐居山林，以佣工为生。每次梁鸿打工回来，孟光便把食案双手奉上，请梁鸿用餐，以示对丈夫的尊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人的用餐习惯是分食制，不然孟光仅仅需要招呼丈夫一同用餐即可。
文物的断代，不是完全按照朝代划分的，它有着一定的延续性。比如商代灭亡后，这些工匠被周人俘获，在周代继续生产，这样一来，商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仍然会随着这批工匠延续下去。商周之际的青铜器在品类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水岭，我们说商亡于酗酒，商代青铜器以酒具为主，而到了周代，便以食器为主了，为什么呢？因为周代统治者深刻了解酗酒的危害，所以下令，周人不得饮酒，而对商人则网开一面，一方面为了笼络商代遗民，另一方面也可能为了提高商人工匠的创作灵感。另外商代的青铜器图案比较丰富，而周代则比较简洁。这就是商周青铜器的区别。
西周小臣单觯（zhi）中的铭文，述说了周公的事迹。西周早期，周公的事迹在青铜器中发现的比较多，极大的方便了史学家考证后人关于周公清正的描述。这里描述的是当年周灭商后，商代后人始终不甘心失败，在周成王时期再一次发动叛乱，于是周公便带着年幼的周成王前往现在的胶东半岛讨伐叛军，这件器物的主人随军一同参战。战后周公赏赐给他十朋，受到赏赐后，这个臣子造器以作纪念，以期流芳百世。
汉砖雕刻：周公辅成王
另外从此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成王年幼，此时的中央权力是掌握在周公手中的，由他执掌国家大事。这件器物虽小，但文字多，且记载的事情重要，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周公是孔子最崇拜的人，时时刻刻希望恢复周公时期的礼制，当时周公受周武王托孤，武王将幼子托付周公，并且授意，如果成王不足以御宇，你可以自己做主。因为在当时，世袭制并不是那么的根深蒂固，所以在兄弟之间传位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或许大伙会想，那周公很可能会像后来那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位者一样，胁迫幼年成王，自己独揽大权。可事实恰好相反，周公一辈子勤勤恳恳，用全部精力将成王扶上王位。
众志成城，迎回国宝
亚fu方罍（非常抱歉，输入法中未能找到fu字）非常精致华丽，其实是个酒坛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缺少盖子。这里顺便给大家讲一个湖南省博物馆皿方罍器盖合一的故事。1920年左右，湖南省的一次山洪暴发，冲出了一件体型巨大的青铜器，被一位农民发现并抱回了家，这个农民还算是比较有头脑，觉得这不是个一般的东西，应该可以卖点钱，所以找了人询价。有古董商开价四百大洋，四百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一个大洋足够农民一家一个月的吃喝用度了，所以四百大洋对于这位农民来说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可他转念一想，发现随便找人一询价，就有四百大洋的高价，那是不是还会更高呢？所以农民让儿子带着器盖去村里的学校，找校长看看，这位校长很有见识，一看到东西便说：我出八百大洋。农民儿子一听，高兴坏了，马上拔腿就往家跑，可能是高兴过了头，一路走一路大喊：爹，别卖了，校长说起码值八百。这下全村人都知道了，消息立即传到了正在家里交易的古董商耳朵里，结果古董商丢下四百大洋，抱着东西就跑了。从此，这件青铜器盖体分离，后来农民觉得东西已经没了，留着盖子也没大用，便低价卖给了这位校长。
没过多久，当地的一个小军阀得知此事，带了人来找校长，威胁他说，你这件盖子不交出来的话，就是私藏国宝，罪孽不小。校长一听，惶恐之下，只好将这个盖子交给了军阀。时间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这个当年的军阀周团长在云南被解放军俘虏，审判之后决定执行枪决，周团长情急之下提出可以用上交国宝的方式戴罪立功，但毕竟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也不太懂文物，觉的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拿出来一个破盖子谎称国宝，还想立功？！简直是痴心妄想，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所以还是执行了枪决。之后这件器盖便被调拨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
了解完盖子的经历，我们再说说这个器物的器身，当年被古董商抱着逃脱后，来到长沙，随后卖到了上海，上海的古董商觉得这器物非同小可，为了避免麻烦便出手卖到了国外，自此这件国宝流落海外。早期存于欧洲，后来落定于日本。有一次，马承源先生去日本考察，大家都知道马承源先生是业内有名专家，所以每到一地，这些藏家们便会邀请马先生帮忙给看看收藏的宝贝，在一次看宝中，马先生发现了这件国宝，立即指出这是出土于中国湖南，当时的藏家也知道它的来历。由此，马先生便建议，这件国宝可否以经济方式转给上海博物馆，或者我们看看能否以什么方式把这件国宝的器盖归位。这位日本藏家也非常敬仰马先生，提出是能否把双方一些离散的器物做个交换，马先生回国后立即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但国家有规定，任何馆藏国宝不得出国交换，此事暂告段落。
到了2000年，这件国宝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手，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和保利集团打算联手接国宝回国，可这时遇到个问题，预计需要近千万美金，这在当时的中国，一时很难取得如此之多的外汇，万般无奈之下，又一次错过了迎回国宝的机会。
可能是国宝归国心切，到了2014年，美国的克里斯蒂拍卖行再次开拍此件国宝，一位很有实力的年轻的湖南收藏家覃先生得知此事，觉得这次机会一定得抓住，再不能让国宝流失海外了。所以覃先生请湖南省博物馆向国家提出申请，购买国宝。但国家有规定，为了避免助长国际市场对中国流失文物的哄抬价格风气，不主张动用财政资金购买中国文物，国家无法参与此事。覃先生这批企业家也是相当有担当，一致觉得，国宝流失，匹夫有责。遂决定大家联手筹集资金。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两千万美金。大家在一起经过商量，觉得两千万美金如果按照拍卖流程，十有八九是不够的。
决定以湖南省博物馆的名义给拍卖公司发起一封信函，说明博物馆方出于公益目的，欲筹集资金购回国宝，希望得到贵公司支持。但拍卖公司也很无奈，毕竟他们是受托方，委托人明确要求是拍卖，拍卖公司无法擅自违约。国际上的华人收藏家表示不参与这个器物拍卖，作为支持国宝回家。国内大收藏家刘益谦也表态：你们湖南只要负责两千万美金以内的拍卖，超出部分，我来负责。这时，湖南省博物馆已经做好了按照商业方式回购国宝的最后准备，但是，在湖南省博物馆和覃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事情终于峰回路转，拍卖公司亚洲区总经理，在与委托人的再三沟通后，委托人同意以洽购的方式，转让国宝，但不允许此件文物再次出现在国际市场。得知此消息后，国宝小组可以说是欢声雀跃，多年的国宝归国路，终于尘埃落定。
故事中千百张面孔，让文物有了温度
这是西周时期的一件器物，根据文献记载，其中所盛的是米饭。很有意思的是，这件器具的底部，有一个铃铛，那么为什么要在饭盆底下加个铃铛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是为了在贵族宴请宾客时，由一队步调整齐的侍女托盆上食，底部的铃铛随着步调而响，顿时会让宾客产生一种高贵愉悦之感，当然这是一种比较阳光的说法。另一种说法则比较阴暗，当主客私密会谈的时候，这个底部的铃铛，便会提醒宾客，有旁人靠近，注意保密。
吴王夫差盉（he），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铭文的内容，翻译过来是：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其中有“女子”二字，关于这两个字，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其中比较广为流传的说法，说此女子，应是西施，吴王因为宠幸西施，而专门为她铸造了青铜器。
这是春秋早期的子仲姜盘，在铸造上非常特殊，盘中有不少立体的水生小动物，而且可以旋转。古代的盘，一般是作为洗手用，怎么使用呢？年长者负责倒水，年轻力壮的，负责拿盘子，另有仆人手持毛巾为客人擦手。在这个时期，宾客上门，都有盥洗之礼。因为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人们是用手抓饭用餐，筷子到很晚才发展出来，《韩非子》中曾有记录，一天，商纣王得到一双玉筷，满心欢喜，这时他的同族兄弟便劝诫说：大王使用一双玉筷，便会觉得饭碗粗糙而嫌弃之；换了新碗，又会觉得此桌案太过平庸；桌案一换，乃至宫殿、侍女都需更换，如此一来，堕落于享乐，而终会致国家衰败。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大克鼎，当年在陕西出土后，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左宗棠手中，当时左宗棠在朝中有一位好友，潘祖荫。由于左宗棠是封疆大吏，平时又持才傲物，免不了遭人嫉恨，幸亏有了潘祖荫在朝中以命担保，力挺左宗棠，才使得左宗棠躲过了一次次的政治漩涡，左宗棠为了报答潘祖荫，知道其喜欢收集青铜器，投其所好，便将此大克鼎赠与好友。潘祖荫得此宝物，高兴之际，刻印章以表纪念，纪念青铜三宝：大盂鼎（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上海博物馆）、毛公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的二宝得以藏于潘家。也许是所谓的青铜器阴气重，潘祖荫一辈子没有子嗣，只好过继了他弟弟家的儿子作为潘祖荫的继承人。在潘祖荫去世后，潘家人回了苏州老家，回到苏州后，潘家人秉承家训，高筑墙，且严格要求家人不得透露潘家藏有青铜器一事。可谁知没过多久，过继的儿子和孙子相继去世了，而且离奇的是都没有留下子嗣，时过境迁，潘家的家业重担就落在了潘祖荫之孙媳妇；潘承镜的夫人潘达于肩上。
年轻时的潘达于先生
当时年仅20出头的小姑娘便要担起潘家的家业，原本已经相当不易，可谁知又逢国难，日寇离苏州越来越近，潘达于担心祖上留下的国宝被日军掳走，便连夜带着家族中几个可靠的成员，将大克鼎和大盂鼎装箱深埋于潘家厢房下，上面再铺上方砖，堆上杂物，以便掩人耳目。日军到来后，曾多次找潘家询问大鼎下落，都被潘达于以家境衰败，颠沛流离之际，女人当家更对此不感兴趣的理由搪塞过去。日军并不甘心，在潘家来回寻找多次，却一直未能如愿。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潘达于觉得这些文物长期放在家中，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萌生捐献国家的想法，此后经过多次的咨询和协商后，潘家的文物最终落定于上海博物馆。虽然潘老先生（潘达于）因为早年丧夫，膝下未能有一儿半女，可老人对这两个青铜鼎的感情，不亚于对子女的爱怜。潘先生百岁之时，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了满足老人再次看看大鼎的愿望，特意将两鼎汇合于上博，为老人家专门办了一次特殊的展览，以纪念潘先生一家为此国之重器付出的心血和牺牲。
晋候稣(su)钟，这个钟有一段传奇故事。大概八十年代左右，山西曲沃县发现一处古墓，当北京大学和山西考古所工作人员赶去的时候，却发现了盗墓的痕迹，墓室中几乎已经不剩什么有价值的文物了，但考古人员不甘心，重新对墓区进行了仔细搜索，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了原属于这套编钟两端的甬钟各一个，经过清理，钟面上显出了铭文，并且是连续铭文，如此便可以断定，这组编钟，缺少的正是盗墓贼盗走的中间一部分。
后来机缘巧合，上海博物馆据香港文物市场的“情报”人员反馈，香港出现了一批十四只来自内地的西周编钟，不知上博是否有兴趣收藏。随即拍摄了照片寄给马承源先生，马先生接到照片一看，二话不说：告诉香港，请他们替我先收下。老先生的眼力着实独到，单凭照片便能断定，此钟非同一般，为什么这么说呢？从鉴定角度看，西周时期的铭文，是浇铸而成，刻凿工艺到战国时期才出现，而这批编钟上的铭文却是刻凿而成，那么也就是说，此钟是伪造，是马先生判断错误？还是内有隐情？
其实不然，正是只有炉火纯青的老专家才能做出如此果敢的判断，因为我们说的浇铸铭文是普遍现象，但也存在特殊情况。而这批晋候稣钟便是一个特例，刻凿手法非常特别，尤其拐角处的处理手法和现代刻凿手法天差地别，由此马先生断定，这钟绝非赝品。这里我们插一句，过去因为纸还没有出现，所以贵族们为了把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便会选择铸造青铜器，这也是青铜器上铭文的作用，铸造者希望所述的事件流芳百世。
中国青铜器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地位，从庙堂礼器到日常用器，包罗万象。它们携带着一段段故事穿越千年，来到当下；也正是如此，才让后人能够对商周时期远去的史实有所了解，关于青铜重器的故事，尚有千千万万，暂且卖个关子，下次讲座我们再接着聊！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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